·10月10日是第3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营造良好环境，共助心理健康”。“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卫生联盟于1992年发起，旨在提高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对精神卫生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和技能。
从高二起，炫炫就掉入了灰色的世界，开始与抑郁症抗争，“情绪变成外壳把你包起来，让你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隔开，痛不欲生。”大学三年里，她服用抗精神药物、进行心理治疗，效果都不理想，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失去记忆。长期服用药物还带来生理期紊乱的副作用。
抱着“孤注一掷”自救的想法，炫炫在求诊中接触到了整合干预治疗。通过系统多模态、多参数评估检测，医生分析她存在抑郁伴焦虑、神经内分泌失衡，对她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系统调理。像这样的系统调理可以包括心理支持、营养辅助、细胞能量补充、免疫机制提升、肠道生态重建、代谢功能平衡等各个方面。
“这种治疗并不是单纯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将身体看成一个整体出发，再去综合地治疗，能让人很好地摆脱药物。”炫炫说。治疗三个月后，经过医生评估，她停止服用抗精神类药物，到了第九个月，她取得了阶段性康复。
10月9日上午，第一届“非药物整合干预精神疾病”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炫炫的故事是论坛上被分享的成功病例之一。作为这套新疗法的研究和实践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崔东红指出，“干预精神疾病的新治疗体系，更多关注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个体性，追溯个人的遗传、环境、心理、运动、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因素，通过精准而整合的干预来恢复健康。”
左二至左四分别为：赵旭东、崔东红、陆峥、张怀惠。
解开“化学夹克”
崔东红提到，疫情前，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约为16.6%，儿童则接近20%，其中一半发病于14岁以前。日前，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披露，此次疫情使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失眠患者亦呈现翻倍态势。
“精神类药物能够一时抑制症状，但长期使用会出现代谢不良反应和节律障碍，两者交互作用，还可能加重精神疾病的症状。”崔东红说。国际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对精神类药物的整体反应率只有50%—70%，抗抑郁药物治愈抑郁症的比例只有19%，同时还有30%—60%的患者会出现各类不良反应。
崔东红表示，和其他科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遇到的更大挑战是，以往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缺乏客观生物学标志作为参考，“医生只能通过临床经验去用药和试错。”
上海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赵旭东也在分享中谈到，当下的精神疾病诊治存在几种失衡，比如：医生往往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医患关系、心理教育、心理治疗，另外一个偏向是重急性期治疗、轻维持治疗，尤其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依从性不好，是一个长期马拉松的过程。医生还太看重病人的缺陷，而很少去挖掘他们的资源和潜能。
“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症状的检查纯粹是描述性的，为了打通诊断进行一些挖掘，而很少关心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没有去理解现象学的意义，过分地物质化。”赵旭东因此强调，要用系统心身医学模式指导临床治疗，在多维评估层面就要重视解释心理学，在整合性治疗干预中，也要从社会系统层面理解精神疾病。
赵旭东提到，自上世纪50年代抗精神类药物发明以来，病人摆脱了“约束衣”，但却无异于穿上了“化学夹克”。“下诊断、开处方只是治疗关系的开始，我们一定要重新化简为繁，返回到病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治疗的最大目的就是重新解放病人，给他们发展的机会。”这也是他提倡双相情感障碍家庭治疗的原因：减少家庭内部的互相批评指责，发展改进应对问题和困难的能力，被证明能够延缓疾病复发、降低住院率。
在论坛现场，上海杨浦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张怀惠分享了失眠的非药物疗法。她提到，许多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可以等同于药物，同时避免药物依赖和副作用问题。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陆峥则分享了青少年焦虑障碍的评估与治疗。他谈到，焦虑障碍的识别率低下，与头痛/头昏、腹痛、疲倦等躯体症状关系非常密切，需要特别注意对躯体症状的干预。
精准检测和整合医疗
“多参数的综合评估和多维度的心身同治，最大的意义是能够从治标向治本转化，同时还能调动和唤醒人体自我疗愈的机制。”崔东红说道。
2017年，崔东红承担国家重点研发精准医学研究专项，带领团队开展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多模态精准诊疗方案优化研究，寻找这两类重型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标志物。最终他们发现了中国人群特有的33个精神疾病易感基因和蛋白，主要涉及神经发育、氧化应激、免疫功能和代谢功能。
此外，团队还发现，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者的两种脑电失匹配负波（MMN）具有特征性的改变。“这些提示我们，精神疾病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生物学基础。”
崔东红提出的基于精准医学检测的非药物整合干预方案中，在基础测评就涵盖了多维度的指标，从而进行全面症状评估和病因分析测评，其中像肠道、脊柱、营养方面的病因在传统治疗上常常被忽略。
在她分享的病例中，精准检测显示每个患者有着不同的生理指标。比如一位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维生素D以及合成氨基酸蛋白质的酶；一位有强烈自杀倾向和自伤行为的13岁女孩，酮蓝蛋白特别低，由于铜沉积导致精神症状，因而其实属于代谢疾病。
崔东红团队发现冥想状态的生物学标志，以及冥想影响的基因表达。
整合方案调理除了身体调理、心理治疗，还有冥想调控，以达到“心身平衡”。此前，崔东红团队曾经发表过多项冥想干预精神障碍的临床效果研究。比如，2018年的研究显示，经过8周的冥想干预，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得到缓解，甘油三酯、肌酸、肌酐、尿酸等代谢指标也得到改善。
2021年的研究显示，通过6周正念冥想，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如社会退缩等）及认知功能，尤其是即刻记忆得到改善；8个月的冥想还改善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残留的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这些是抗精神病药物无能为力的。”崔东红说。以往研究发现，随着病程延长，精神分裂症患者部分脑区灰质体积逐渐减小。相比对照组，冥想组患者的数个脑区灰质体积下降减少，作为细胞能量“发电站”的线粒体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今年，崔东红团队在国际著名临床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旗下的综合性子刊《eBiomedicine》杂志发表了一项冥想对外周血蛋白组功能调控的研究。针对75位有19年冥想经历的僧侣和50个无冥想经历的藏民的对照研究发现，冥想可以调节免疫功能、代谢功能恶化、保护心血管功能，“这为治疗精神疾病提供了很好的生物学基础。”
“非药物治疗有两种，一个是辅助药物治疗，一个是整合非药物治疗来替代药物。传统理念是足量足疗程甚至终身服药的治疗，而我们的治疗目标是使病人真正康复。”随后，崔东红补充道，“强调非药物治疗，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停药，而是在整合干预的基础上，让身体恢复自愈能力，实现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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