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总体情况：持续上升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3年的8.3%上升到2019年的55.8%，上升了47.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83个百分点，其次，上升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7年之前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较为缓慢，年均上涨约0.75个百分点；而2007年之后，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为快速，年均上涨约3.4个百分点，是2007年之前年均涨幅的4倍有余，这与前文所述的我国的刺激经济计划相关，房地产业和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加快了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步伐。
（2）居民部门杠杆率国际比较：有趋同之势
各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有趋同之势，其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其次，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从2006年一路上升至2019年，欧元区和G20国家居民杠杆率保持相对平稳，发达经济体居民杠杆率则有缓慢下降之势。从主要亚洲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趋势图中可以看到，2006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在主要亚洲国家中涨幅最大，韩国、新加坡次之，其余国家变动幅度不大。
从绝对值上看，韩国居民杠杆率在2019年已经达到95.2%，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位居首位，日方次之，中国于2019年已超越新加坡，位列日方之后。IMF给出的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警戒线为30%和65%，超过前者将会影响中期经济增长，超过后者将会影响国家的金融稳定。按此标准，我国目前的居民部门债务已经对中期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尚未影响到金融稳定。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一，居民杠杆率水平也不同。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居民杠杆率差距较大，从2019年居民杠杆率来看，浙江省居民杠杆率位列首位，达到81.1%，而居民杠杆率最低省份—青海省居民杠杆率为31.7%，不及浙江省的一半水平。
其次，各省居民杠杆率均值为49.8%，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均值，除了东部沿海较发达省份外，西部地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杠杆率位列前列，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60%，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并不是发达经济省份居民杠杆率就一定处于高水平，如江苏省就较好将居民杠杆控制在40%-50%区间内。结合前文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部分省份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欧元区水平，浙江省居民杠杆率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水平，居民杠杆率过高的省份应该警惕潜在的经济风险，杜绝持续性、大体量地透支未来经济的发展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部的划分，从区域角度分析我国居民杠杆率情况。东、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杠杆率都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居民杠杆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杠杆率的差距在变大，中、西部地区居民杠杆率差距在变小。其次，东部地区居民杠杆率增速也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高消费、高房价等因素使得东部地区居民举债需求以及举债能力更强，居民杠杆率更高。
如前文所述，微观层面的杠杆率从微观主体（企业或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出发，多用微观主体（企业或居民）的总资产与权益资本之比、资产负债比等来表示。居民部门资产主要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的变现能力不如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居民部门负债主要是金融负债（贷款）。资产负债率作为微观层面居民杠杆率的指标之一，同时也可反应居民部门的负债能力以及居民部门债务的可持续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收集的数据反映我国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等多个维度的数据。
目前2018年调查的数据是最新可使用的数据，调查范围涵盖31个省14241户家庭数据，是研究微观层面居民杠杆率及其结构的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数据来源。本文利用CFPS的家庭数据来分析居民杠杆率的城乡差别以及收入结构。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城乡居民经济行为上的差异，因此，研究城乡居民杠杆率的差异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居民杠杆。
通过数据筛选和清理，得到城镇与乡村家庭在债务参与率、债务绝对值水平以及居民杠杆率上的差异，其中债务参与率为举债家庭户数占总户数之比，债务均值与债务中位数皆为举债家庭数据，整体居民杠杆率为举债家庭居民总体债务与居民资产之比，乡村家庭的债务参与率比城镇家庭髙，意味着从数量上看，乡村家庭的举债需求更大，原因可能在于乡村家庭的收入较城镇家庭更低，收入能够覆盖支出的程度较城镇家庭不足，举债需求更大。
从债务均值和债务中位数看，城镇家庭的债务绝对值水平较乡村家庭更高，这与经济发展理论相一致，城镇家庭生活成本、住房资产价格、收入更高，需要以及能够承担更高的债务。从整体居民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中位数看，乡村家庭的居民杠杆率较城镇家庭高出不少，原因主要在于乡村家庭的总资产较城镇家庭更低。
而从家庭的负债来源来看，城乡家庭的负债来源主要是银行、民间信贷机构、亲戚朋友、熟人。研究表明城镇与乡村负债来源有较大的的差别，城镇家庭从银行举债占比为66.68%，而从民间信贷机构、亲戚朋友、熟人等渠道举债占比只有54.47%，而乡村家庭相反，前者占比48.72%，后者占比74,20，且乡村家庭从两种渠道举债占比差距更大，这表明城镇家庭多从银行借款，而乡村家庭更多从民间信贷机构、亲戚朋友、熟人等渠道借款，这与经济理论相一致。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对借款人的要求更高，需要借款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或者有优质的抵押资产，有较高的贷款门槛，而乡村家庭收入来源较城镇家庭不稳定，其次乡村家庭抵押资产质量往往不如城镇家庭，因此，乡村家庭更难从银行取得借款。最后，从负债用途看，我国家庭负债用途主要在于购房（建房、装修等）、消费及生产经营。
研究表明城镇家庭比乡村家庭举债购房的比例更大，乡村家庭比城镇家庭举债消费及经营的比例更大，这表明城镇居民举债更多用于购房，而乡村家庭非购房举债需求依然很大。从债务金额上看，不管是城镇家庭还是乡村家庭，购房债务占总债务比重较大，城镇家庭购房债务占比已经逼近八成。从收入结构看，不同收入家庭的举债需求与举债能力不同，因此其杠杆率也不同。
为了研究居民杠杆率的收入结构，本文将家庭收入从高到低排列，划分为最低收入家庭（0-20%）、较低收入家庭（20%-40%）、中等收入家庭（40%-60%）、较高收入家庭（60%-80%）、最高收入家庭（80%-100%）五个小组，研究表明最高收入家庭债务参与率最高，最低收入家庭债务参与率最低，这可以从高收入家庭举债能力更强、债务更容易获得以及其调控家庭资产负债表方式更灵活方面得到解释，最终呈现出收入越高家庭债务参与率更高的现状，其次，无论是从债务均值还是债务中位数看，其承担的债务水平也更高。从杠杆率中位数来看，收入与杠杆率成反比，即收入越高家庭杠杆率越低，由债务引起的债务风险越低，这可以从高收入家庭往往家庭资产价值较高，资产更加多样化得到解释。
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而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空间有限，因此在讨论是否可以通过居民加杠杆促进经济增长时需要考虑收入结构，高收入家庭通过加杠杆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由加杠杆导致的债务风险有限，而低收入家庭加杠杆空间有限，同时还将面临更高的债务风险。从负债用途看，我国家庭负债主要用途在于购房（建房、装修等）、消费及生产经营，从负债用途看，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同收入家庭因住房负债的占比增加，非住房（消费、生产经营等）负债的占比下降，原因在于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能够覆盖家庭消费、生产经营等支出的比重增加，因消费、生产经营等负债的占比下降。
而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房地产价格的高涨，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家庭资产配置中更多地转向住房资产，因此住房负债的比例越高。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尚未能够完全覆盖家庭消费、生产经营等支出，因此其因消费、生产经营举债的占比就越高，其次，低收入家庭往往来自非一二线城市或农村，住宅建设价格更低，需要负债购房（建房）的比例也更低。
从不同债务金额上看，住房债务占比同收入成正比，家庭收入越高，住房债务水平越高，原因与上文的解释类似，高收入家庭往往来自较发达城市，房价水平更高，债务负担更重。住房借款往往是中长期借款，意味着借款购房（建房）家庭能承担的经济冲击更小，较小的负面经济影响可能造成家庭资产负债表较大的冲击，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因此根据前文通过高收入家庭加杠杆以促进经济增长时还需考虑家庭负债用途及家庭经济负向冲击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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