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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张学良口述回忆
1990.12
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的时间，我大哥张大千竟飞黄腾达成了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啊。
原来，一九六七年秋，张大千应台湾历史博物馆邀请，在台北举办个人画展。他一踏上台岛，报纸在发表消息时，将《张大千大师回台北观光》印成《张大千大帅回台北观光》。这一字之差，是因铅字排错之故。
“要我当大帅，手无一兵一卒，不敢，不敢！不过，吾老弟张学良本是个大帅，新闻界早猜到我在想念老弟张汉卿了，这也是好事。”张大千笑着对人说道。
不久，两张在北投见面了。张大千一进门，就张开双臂亲密地与张学良拥抱。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改了行，何时晋升，现在何地统率陆海空三军呀？”张学良开口便问道。
“我在机场被加官晋级！而且，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开心地说。
张学良诙谐地说：“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
言毕，张大千铺开纸笔，当即挥就了一幅庐山山水图，在画的上款恭敬地题道：“汉卿先生方家正之”，落款为：“大千大帅”，此画是张大千一生中惟一落款“大帅”的画作，现已成为稀世珍宝。
得此精品，张学良大喜过望，由夫人赵一荻亲自掌厨，治馔款待张大千。
两张相识，应追溯到“少帅”当年在北平当“大帅”时。
一九三○年，张学良任全国陆海空副总同令、号令北中国时，得知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旅居北平，便抽闲走进张大千小小的画室。
“先生，您找谁？”
“我找画师张大千。”
“不敢当。我就是张大千，先生贵姓？”
“我也姓张，名学良，字汉卿。”
于是，两个彼此慕名的青年握手拥抱，一下子便成了好朋友。这是张学良与张大千的第一次见面。
我跟张大千认识，是因为我爱好画画儿。我认识他不久，有一次，我买了一张画，记得是大画家石涛的山水图。张大千见了后就告诉我，说这画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这画是假的，这是我花了一万块大洋买来的。他说，我说假的就是假的。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画是我画的嘛，当然是假的！
两人相识不久，一天，张大千逛琉璃厂，见到一幅《红梅图》。张大千仔细地看过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断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函的精品，当下同店家商定，以三百银洋买下。可是，张大千一摸口袋，未带足钱，双方讲好三日内带钱来取画。恰巧，第二天张学良也去逛琉璃厂，他也慧眼看中了《红梅图》，店主说此画不卖了，已被人出三百块大洋订下了。张学良一听，争奇斗胜的兴趣上来了，他说：“我出丘百大洋买这张画，你卖不卖？”
就这样，张学良把《红梅图》买到手，并自鸣得意地让张大千观赏。张大叫苦不迭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
少帅张学良虽出身尚武之家，后又执掌军政，但他自幼舞文弄墨，好书法，爱古画，藏古画，对中国传统艺术兴趣浓烈，不亚于他热恋网球、高尔夫球和开飞机。
一次，张学良上街，见一家店内有几幅他的“真迹”，便装作买主问价。店主不知底细，说出一个诺大的数字。张学良哈哈大笑地说：“啊，张学良那么值钱，我现在就写几幅给你卖。”
惊闻此言，店主方知面前这位年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少帅，惊得讨饶不已。
在北平时，张学良也曾拜访过国画大师齐白石：
“张将军，你也爱画？”齐白石惊讶地问他。
“对，我爱画。我上学时就爱美术，但我无才，画笔下不出成就，可是爱画已成瘾了。年积月累，家里也收藏了许多名家之作，其中也包括您老的作品。”
齐白石将了拇大胡子，拉着张学良走进了白己的画室。
之后，两人来往频繁，齐白石每有佳作问世，即邀张学良品头论足，张学良总是赞叹不已；张学良每得珍品，也必请齐白石到家里一同欣赏。将军和画师结成了忘年之交。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大华峰写生，后又来到西安。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强拉大千去张公馆小住叙旧。大千却面有难色，告之次日必须启程返回北平，因他酷爱京剧，明晚是他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而且又是最拿手的《打棍出箱》。
“没关系！”张学良爽快地说。他让张大千退掉火车票，当晚搬进他的官邸，告诉他说，“明天我派专机送你回北平！”
张大千见盛情难却，当晚便搬进了张公馆，一边同少帅叙旧，一边提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不料由于过度兴奋，画作靠火太近，竞起火烧掉了，还烧着了他的胡须。张学良心疼至极，伤感地说：“看来我的背运还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了。”
“不用这么伤感，”张大千又重新执笔展纸，“我宁可对不住余老板，也要为你再重新画一幅！”
于是，张大千挑灯夜战，泼墨挥毫，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到午夜时分终告完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将一幅诗、书、画交融一体的艺术珍品呈现在张学良的面前。张学良兴奋不已，激动地对张大千说：“这幅凝结着先生情意和精神的画作，是我收藏的珍品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啊！”
对于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张大千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不久，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为：“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一月，大千张爱”。
可是，这幅画尚未送抵张学良手中，西安事变便爆发了，张学良随之失去自由。当这幅《黄山九龙瀑图》几经辗转，终于送达少帅手中时，张学良视若至宝。望图思友，他无限感伤。不久，张大千在香港定居一段时间后，举家先后移居到阿根廷和巴西。从此，一对挚友天各一方。
一九六一年，张大千从海外归来抵台北探亲，首次拜访了张学良。分别数十年，两人竟夜长谈，感慨万千。
张大千离台时，张学良和赵一荻亲到机场送行。当大千登机时，张学良将一个红绸包送给他。张大千拉着张学良的手，依依不舍，对形影不离的赵一荻称赞道：“你，可敬，可佩！”
飞机升空后，大干打开红绸包一看，竞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心情异常激动随画还附有一短笺，文中这样写道：
大千吾兄台鉴：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侯，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读完张学良的这封短笺后，张大下感慨不已，老泪纵横。
一晃又是十年，一九七一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筹办四十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出乎他意料的是，张学良居然送来了三十六年前他专为张学良所作的《黄山九龙瀑图》。张大千深受感动，立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画了一幅梅花图相赠，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
《赠张汉卿学良宗兄》：
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写横斜恐未工。
看到夜深明月蚀，和画和梦共朦胧。
一九七八年，张大千定居台湾，张学良同他交往更密切了。有一次，张学良到张大千住所探望，正赶上他的宗弟张目寒患重病，张学良目睹病人惨状，悲痛不已。
当时，张群、王新衡、张学良和张大千皆认为：人生短暂，来日不多，这样各自分离的情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于是，他们共同倡导组织了“转转会”，相约每月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转转会”。
王新衡，曾在西安事变的前两天抵达西安，接江雄风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主任。那时他刚结婚，家还在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他还没上任，深夜即听到西京宾馆外枪声骤响，他打开门想看个究竟，这时西北军冲入，将他逮捕。他所带来的新婚照片、信物等全被搜走，从此遗失。对此，张学良曾一再向王新衡夫妇表示歉意。
后来，王新衡被委派负责“管束”张学良。在朝夕相处中，张学良常与王新衡开玩笑说：“我说你们是什么特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一点都不晓得。”
王新衡听了只是笑笑。然而，他的儿子王一方却很不服气，他对张学良说：“张伯伯，那时我爸爸去晚了，他要是早到西安，就一定会晓得的。”
张学良见到张群时，总是径呼其字“岳军”。王新衡曾私下对张学良说：“张群比你大十多岁。现在的地位又很高，你直接叫他岳军，是不是不太好？”
张学良说：“没办法，几十年叫习惯了，改不过来。如果改叫他岳公，我不习惯，他也不会习惯。”
“三张一王转转会”开始最常去的地方是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张学良尤其喜欢到张大千的处所，一面赏画，一面品尝他烹调的佳肴。
后来，他们又改为轮流做东，聚会餐叙。待轮到张学良做东时，赵一荻便亲自下厨烹调，制做丰盛的菜肴，供众人欢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学良对此悲痛万分。
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子，他会主动趴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儿。”
一九八六年三月，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张群游新竹桃园龙潭“小人国”，
这时，王新衡正在病椒上与死神搏斗。
第二年，即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衡去世了，至此，“转转会”仅剩下“两张”了。
一九九0年三月七日，张学良突然接到女儿张闾瑛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一件不幸的事：于凤至当日上午在洛杉矶林泉别墅于睡眠中去世了。
惊闻疆耗、张学良与赵一荻都深深地陷人了哀痛之中。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张群在主办张学良九秩华诞后不到半年，也以一百零三岁高龄撒手人寰。
“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张学良极度伤感地说。“
对于张群之死，张学良抒发了不少感慨之言。
张资政真是信主，他视死如归，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走了，交代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他生日，他送了儿子一个马克杯，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最后送你的礼物了。
张资政死了，你猜最不满的是谁？是第一殡仪馆！张资政说一切从简，他连治丧会也不要，只要做个追思礼拜，然后火葬，葬在他太太身边，荣总摆灵堂也不要，相片都不挂，他一生都在做榜样，死了也如此。
那天美国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代送个花圈，我说他不要，我给你打电话致意就可以了。
这个人正直，有爱心，一视同仁，对自己子女也一样。我看他有次责怪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心软，为人请托，张岳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非常反对家人来给别人说人情。对张岳公来说，死，就是回家了，回到上帝的家去了。
张学良说他最受不得激，有人激他说他活不过百岁，张学良说，他一定要同张岳公一样，活过一百零二岁。时至二○○一年，张将军以一百零一岁寿终，可见，他为自己所定的寿限指标，离成功显然已近在咫尺了。
暮年丧挚友悲伤自不必说，但就个体生存而言，张学良的寿命确实是漫长的。
国民党中，几乎所有与他政治生涯有联系的人，无论是爱他、恨他、拥他、薄他的人，都已纷纷作古。从七十年代以来，他已出席过多次追悼会，写下若干副挽联祭文。先是端纳、宋子文、蒋介石、张大千、莫德惠、周鲸文，继而是蒋经国、刘乙光、王新衡、张群，以及他当年所统率的东北军的大多数将领。他们曾经构成了他生命和政治跌宕的大背景，可最终都未能挺过岁月的煎熬，纷纷被上帝先召而去，只余下了他
美龄这位当年风姿绰约的第一夫人，早已赴美第幽居，静静地面对生命的晚景。惟有他，仍在北投复兴岗上，在夫人的伴陪下，日复一日，惯看秋月春风、残云夕阳。
然而，张将军风云际会一世纪，他的新朋旧友，何止成千上万！死去的，健在的，他无时无刻不在与他们心心相印，情牵魂绕……
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位永难忘怀的挚友。两人一见如故，患难与共。五十余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两人虽未再晤面，但却彼此悬念，心灵相通。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一晚。当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又来到西安，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八天九夜的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两人惺惺相惜，情定一生。一直到他幽闪台湾，处在早期那种萧杀的情形下，张学良依旧执着地坚称说，他最佩服周恩来。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感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一九七六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多年来，周恩来一直为早日释放张学良而直言敢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便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的爱国人土。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忽然传来一声“立正”号令，大家都站起来，接着是一阵降旗音乐。礼毕坐下，周恩来接着讲下去，他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周恩来的声音充满动人的情感，严肃的眼光扫射着全场，这时，整个会议厅像死一般沉寂。大家面面相觑，个个陷入深深的同情与思念之中，以沉默来表达对当局的愤德与抗争。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士，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后，接着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这番话使大家欲哭不能，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丝悲凄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
一九六一年，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之际，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又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纪念会结束后，周恩来总想着要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可是，写信容易，欲把信送到被幽禁的张学良手中，就难上加难了。为此，他几经思索，终于找到了一位神通广大、理想可靠的转启人—一郭增恺的夫人。
郭增恺是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过贡献的十七路军参议，其夫人如今在香港居住，能自由出入台湾，她与张学良大妇很有交情。
不久，郭增恺夫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台湾。但她无法获准和张学良夫妇见面。后来，她得知张学良夫妇每星期都去教堂做礼拜时，就把周恩来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然后，她在做礼拜时，把装有信的口红当作“礼品”送给了赵一荻。
据曾是周恩来部下、西安事变中共代表之一的童小鹏同志回忆：周总理的信中既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写信人署名，全信共写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周恩来生前期盼再晤张学良的心愿，最后并没有实现，直到他临终时，还淳淳嘱托邓颖超：“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一九九0年五月三十日，正值张学良将军九十寿辰之际，邓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颖超逝世。张学良和夫人得知后，立即委托在北京的侄女张闾蘅代他们向邓颖超遗体敬献花圈，上书“邓大姐千古”，落款为“张汉卿、赵一荻敬挽”，以此表达哀思。张闾蘅对记者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悲痛，很怀念她。”
宣统皇帝溥仪，我跟他也很熟识。他对我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在天津，他没有钱了，但东北有他家的地，有他们皇家的地，我们给他处置了一些，得了一百万，政府留下一半，另一半给他了。他在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五十万，他很高兴。我曾经劝过溥仪，我说，你呀，把你皇帝老爷的那一套去掉，你现在应该到大学去念书，南开你若觉得不方便，你甚至可以远走，你到美国去念书。
还有，他见了我的面老是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就说你打听那玩意儿干什么？你不要问这些，你呀，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以你的身份，将来普选大总统，也许你还有机会，但你一定要把你皇帝老子的那一套臭玩艺儿都摆掉，你要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他现在没有了，也不晓得他写回忆录写上我这些话了没有。
张将军晚年在台北时，仍心系大陆，经常与故旧友人书信来往，题诗题词。
一九八五年，是抗日将领宋哲元百年诞辰。为怀念宋哲元将军，张学良以“毅庵”署名，亲笔题字：“忠义永怀”。张学良九十大寿前夕，其旧属卢广绩、刘鸣九、荆有岩、郭维城、张庆泰、吴家兴、杨志信七位老人，在沈阳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祝寿信，并在信中恭请张学良回故地叙旧。
卢广绩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还把收集到的有关张学良的文章精心剪下来，遥寄台湾。张学良收到信件后，感动不已，于十月九日亲笔回信：
广绩乡弟：
寄来剪报及报纸均已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专此敬祝大安。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在台化的寓所内，亲笔给杨虎城之子杨拯民题词：
拯民世弟：
爱人如已
张学良将这个题词写在一张精美的私人信笺上，而后托人捎给杨拯民。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张学良亲笔写信给辽宁大学教授张德良、周毅，信中说：
德良、毅二乡弟鉴：
来信及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
已收到，谢谢。余老矣，恕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宥。愿上帝祝福！
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张学良在美国度过九十一岁生日后，即给挚友阎宝航之子、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回信：
明复弟大鉴：
手书奉悉，无限欣快，虽多年不见，一睹手书，如见故人。良之一切，明光妹来此，详知一切，自当述及。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顿首再拜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辽宁人民出版社接到张学良为该社《九一八事变丛书》写来的题词：“历史伤痕，痛苦回忆。”
所有的来信，张学良皆亲自看过，然后再决定处理的方式，有些须他亲自回信的，则用黑笔在信封上批交处理。
帮张学良处理信件的，主要是一位赵姓女教授，她是赵四小姐的亲戚；除此之外，身边的雇用人员也常协助处理。信件的处理方式是依寄信人的身份来决定。仰慕者向他索取签名或照片，这只好说抱歉；有向他诉穷的大陆人士，则不在回复之列；只有张学良过去在大陆的旧部故人或亲戚的来信才会回复。通常对亲友旧部的第二、三代的来信，他都会尽可能回信，因为这些人多数贫病不堪，他觉得应该回信鼓励一番。
池宫城晃是日本《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一九八八年，他将在中国东北三省拍摄的一千多幅风土人情的照片装订成册，寄给了张将军。同年五月三十一一日，张学良给宫池城晃回信，信中写道：
池宫先生：
华函奉悉。老朽林下幽居，素不见外客、敬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蒙手软，又乏记事，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味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愿上帝祝福！
通信之后，两人开始了交往。从一九九○年四月至一九九五年三月，宫池城晃曾三次在台北及夏威夷拜访了这位千古功臣，拍下了不少“今日张学良”的珍贵照片。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是中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不仅使所有南开学子紫绕子怀，也牵动着世纪老人张学良先生的心。
丙子年正月初二，当人们沉没在节日的欢悦中时，九六岁高龄的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寓所，为他早年的老师和朋友张伯苓先生动情地写下了个大字：“桃李满天下。”
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一九一六年，张伯仙苓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听了演讲之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
张学良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对校务实行改革，特别倚重张伯苓，聘请他为东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命南开校友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张伯苓多次赴沈阳，为东大的改革和建设出谋划策，并派南开大学秘书长、体育系主任等到东大指导工作。张学良还把南开庶务课主任借调到东大管理后勤工作。于是，南开的办学成功经验得以在东大推广。当时报刊称，“南开精神由白河之津而展至辽河之滨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张学良想方设法收容学生和难民。张伯苓主动为张学良分忧解难，先后接纳七十八名东大学生免费借读。这对一所私立大学来说，自然是不小的负担。
张学良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总是以师礼事之，并以张伯苓私淑弟子自居。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陕北肤施的一座教常会面时，曾对周恩来说：“我和你同师，我们都是南开的人。”
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没有冲淡张学良对张伯苓的感情。一九九年八月，被幽禁五十四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接受日本NHK采访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张伯苓和南开大学。
当记者问他“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当宁恩承从美国将张学良的题词寄往南开大学时，曾附言道：“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手捧张学良先生的墨宝，南开人怎能不感慨万千。
赴美探亲
1991.3
“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
九十大寿之后不久，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向日本青年一代提出忠告。
公开作寿后，台湾及海外记者都想采访张学良，结果，日本NHK捷足先登，分别于一九九O年六月七日和八月四日至六日分两次在台北采访成功。
张学良虽已年届九十高龄，但却神采奕奕，面对新闻记者和摄像机侃侃而谈，讲述了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自己决定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热河失陷后，他“身负重谤”、“下野出洋”的具体过程，但很少涉及最敏感的西安事变。
“日本人在杀死我父亲的事上，态度非常暖味，试问，我如何能和日本人合作？和日本合作迟早会被日本人杀掉。我不想当卖国贼，因而和土肥原发生冲突。后来，土肥原想让我当满洲皇帝，我不答应，并要求日本关东军将土肥原调回，但日本拒绝了。虽然土肥原不能撤除，但我有权不见他，此时，我正在安排东北易帜的事。
“九一八事变时，我决定维持东北军原来的‘不抵抗主义。但是日本军部并未因此停止侵略，他们半年内攻占了整个东三省。紧接着又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推出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当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日本的野心会大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开始兴起了中国人应抵抗日本入侵的念头。
“一九二三年二月，日本由东三省发兵侵占热河。当时负责守卫热河的是我父辈的汤玉麟将军。我再三命令汤作战力守，但汤倚老卖老，根本不听我的命令我当时曾打算换下汤来，但实际状况令我未能换得成。
“我赴欧洲考察回国后，曾打算找机会说服当时正全力剿共的蒋介石，劝他应先团结共产党共同抗日。为此，我曾与周恩来见过面，密谈了一次。
“我对周恩来的评价是：谈话反应很快，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于事情看得很透彻。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部队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可以说，我自己整个一生的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地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是有反抗性的一个人，我要是看出这件事不合理，我不管是谁。我现在九十岁了，脱开了政治环境我才说这些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抗，我就是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毫不在乎。”
接下来，日本记者又同张学良作了一问一答式的采访对话，
问：您那时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您是否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
张：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
问：您对共产党作何评价？
张：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涨，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则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问：你同蒋介石总统在感情上关系良好，但似乎政见不同？
张：这很简单。蒋委员长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
问：您何时提出“攘外安内”，并同蒋先生持对立态度的？
张：我们一直意见不同，只是后来更加尖锐罢了。
问：你们是做事的次序不同，还是的本来就不同？
张：当然目的不同。我是先对外作战，再安内。蒋先生是先安内，再对外。现在我承认，也许我的想法是不对的，但当时我就是那种思想。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
张：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问：您愿不愿意谈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张学良的这次谈话在日本播出后引起重大反响。台湾电视台随即买下此节目，在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在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播出了十分钟，引起民众的极大兴趣。
与此同时，台湾《华砚新闻》记者也对张学良进行了采访。双方谈到了学生生活、从军、日常生活、夫妻相处、爱国理念和基督教等，内容相当广泛：
记者：我听他们说，您年轻时，考试的时候，您不是很用功，可是老考第一，大家都不服气，是不是这样子啊？
张：我小聪明大概是有一点。我是很顽皮的、我不好好念书，不过，我在学校考得很好，但那也不能说明我什么，因为在我们讲武堂里，大家都是行伍出身，可我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人。
记者：是不是您在军事方面考得特别好？
张：那是小节，上帝赋予的小聪明。我自己承认小聪明我是有的，但我不承认我有什么能力。
记者：平常您都做些什么？
张：说起我做事情，我眼睛，比如说您坐在这儿，我看不清您是谁呀，我看不清的。所以，我在家里，看书是很难的；看报，我都是用十五倍到二十倍放大镜，才能看清小字，所以看报我不看小字，我只看看大字就是了。其他的，耳朵也不太好。在家里就听听收音机，对电视，我是从来不看的。
记者：（对夫人）您最欣赏他哪一点？
夫人：他这个人就是诚实呀！他从来也不骗人，他也不说瞎话。
记者：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啊，可以告诉我们年轻朋友吗？
夫人：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天什么事情都做，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做。
记者：那张先生，您觉得呢？您觉得夫妻要怎么样才能维持比较好的感情啊，你们两人是怎样相处的？
张：这个话很难说，夫妻两个不能说天天就是好，也吵嘴，也吵架。要是有事情，各人稍微退让一点，就完了。
记者：有很多人啊，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先生到底是不是有完全的自由？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您有什么答案？
张：人们问我这句话，我是很不高兴的。这完全是给政府安上一个名称，这是反对政府的人拿这个做名堂就是了，这是做文章。我今天要上哪儿去，就能上哪儿去，我不去就是了。我真要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
记者：（对夫人）您觉得呢？对外界的关心，您有没有要跟他们说的话？
夫人：没有什么话可讲（笑）。跟您一样啊。
张：问您有自由没有自由，您怎么说？
记者：我很自由啊！（记者大笑）
张：您也不自由，您得做您的工作啊。
记者：啊，对对对，我得每天去上班啊（笑）。
张：这个话讲的，我觉得很可笑。我现在要说句话，有好多人讲话非常幼稚，有些人问话也很幼稚，你得知道这个情形，您得知道环境。研究一个事情，你得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的环境，知道背景，你才能做到不随便张嘴说话。我说这个话，好像在批评媒体。我的朋友要写我的东西，他要给我看，我说不看，你愿意褒就褒，愿意贬就贬。我说，我这个人毫不在乎。您看，张学良，不但是今天，就是在历史上，我从来不申辩一件事情，随便，随便！
记者：是呀.您怎么能做到褒贬由人呢？
夫人：希望您信上帝，真理能让您自由。您信了上帝，您就不要讲了，上帝知道，你不要别人知道。你知道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你说我好，也没有什么关系，你说我坏，也没有关系。
张：我们一点都不在乎。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旧历除夕，张学良驱车来到李登辉官邸。在简短寒暄和道过新年祝贺后，张学良径直提出了打算出国的想法，
“过去的‘三张一王’已经凋零殆尽，只剩下我和内子在复兴岗苦度时日，常常会触景生情。”张学良向李登辉表示说，
“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
“我很同意张先生出国的想法，出去散散心也好，起码可以同儿孙们共享一个时期的天伦之乐。至于张先生什么时候成行，到国外呆多久，我看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李登辉开
门见山道，“过去政府有很多解不开的结，现在环境现实都有了变化，我愿乐观其成，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办理。”
春节后，张学良又幽默地向来客王冀教授谈到了赴美之事。
“他一见我的面就说，王冀、我想出远门”王教授回忆道。
“张老伯，是想去香港看看吗？”
“不！去香港不算出远门。”
“那……您想去什么地方呢？”
“去美国。”
“去美国做什么？”
“看女朋友。”
“我听后忍不住地笑了，一个年届九十一岁的人还要去美国看女朋友，听后真是有点天方夜谭，”王冀教授回忆说。
“我就是去看女朋友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在大陆还有女朋友呢！”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张学良身着灰色西装，头戴法兰西便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墨镜，仪态潇酒，步履稳健，由夫人赵一荻女士挽着右臂，步人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华航”贵宾室。
刚一进门，张学良便被早已等候的记者们包围了。专程来为张学良夫妇送行的华航董事长、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乌钺在一旁对记者们说：“你们抓紧时间吧，张先生马上就要登机了。”
记者：您马上就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张答：我觉得好，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记者：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
张答：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
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亲属见面或作公开演讲？
张答：我不一定能待多久，好玩儿就多待点儿，不好玩儿就少待一点儿，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儿张指了指夫人)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此行我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在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作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作公开演讲。
记者：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答：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去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张答：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千就千”！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张答：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许多人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三十五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张答：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上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是这样，过去也一样。
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
张答：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脑子已经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啦。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
张答：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我就是你们记者给限制住的。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我平常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走走路，北投后面的大屯山我都没有去爬过。
记者：听说蒋夫人对您的信仰方面影响很深，您最近还常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吗？最近有没有看到蒋夫人？
张答：蒋夫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年轻时对佛教很有研究，刚刚来台湾住在高雄时和佛教界印顺法师常常来往，从前也向班禅法师请教过佛法。
有一次，蒋夫人到高雄来看我，我很得意地对他们说起我对佛教的研究，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后来我和我太太在正式结婚时领洗，以后就常去凯歌堂做礼拜。从前老先生在时，每个礼拜他们夫妇都来，最近我还是常到士林去，但是老夫人腿不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在凯歌堂出现了。
记者：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好吗？
张答：我没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好吃好喝。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就是这样而已。
记者：您曾说“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
张答：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登机时，看到那么多摄像机对准自己，张学良便哈哈大笑地说：“别人都说我成了电视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钱啊！”
下午五时三分，张学良夫如乘坐华航004号班机离台飞往旧金山。经过十九小时的飞行，跨越了东西两个半球，飞机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机场徐徐降落。
张学良身披一件乳黄色风衣，坐在轮椅上，由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两人引路照料出海关。他们的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及孙子张居信夫妇等前来机场迎接。
尽管张学良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开众人的视线，但他们的行踪还是被高度敏感的记者发现了，记者们立即围了上来进行现场采访。
“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张学良虽然这样说，但终于还是架不住记者们的再三缠问，边走边说起了他出国的打算，“虽然是第一次来美国，但是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想，主要是看看儿女和孙子们。”
停了停，张学良又补上一句：“出国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
张学良夫妇抵达旧金山后，探亲的顺序是先张后赵，这是赵一荻的安排。他们夫妇决定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同女儿、女婿团聚，长住在儿子张闾琳家中。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美国儿女辈中，只有张闾瑛和张闾琳姐弟俩了。
当晚，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
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将军的故旧、东北同乡打来的，也有许多与张将军并无任何关系，仅仅是钦慕张将军英名的人。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穷于应付，铃声一直响到深夜，令他口干舌燥。
“今晚这屋里的电话真是比白宫还忙啊。”陶鹏飞苦笑着说。
“好啊，八方风雨会中州嘛！”张学良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张学良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一行人决定先去游览东河。
儿孙们扶着两位老人下了车，先在岸上望了一阵海湾，其繁忙热闹的景象令老人家很有感慨。接着，人们又簇拥着两位老人走进了“西部华尔街”一一蒙哥马利街。
“这里是什么地方呀，楼这么高？”在一幢高大的楼房前，张学良停下步子问道。
“这儿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美利坚银行总行大厦，有五十二层呢。”陶鹏飞答道，“爸爸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上还有餐厅和游览厅呢。”
“外面看看就行了，我又不进去取钱，我跟它是无缘分的。
钱财还不都是身外之物！”张学良边走边说道，“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人把我的私人财产装了三列车厢送到北京，但我拒绝接收，我说，如果不把东西原封不动地给我运回家里去、我就把它们全部堆在北京火车站上烧掉。”
“结果呢？”闾琳问。
“我连问也没问。国家都沦陷了，个人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张学良说完，猛地挥了一下手臂。
“下一站我们去哪儿？”老人家问道。
“去金门公园吧，”陶鹏飞说，“那里风景满好的，您看怎么样，爸爸？”
金门大桥全长一千六百米，是世界上桥墩间跨度最大的桥梁，涨潮时，桥面离水面达六十七米。张学良站在桥头，赞叹着那伸向对面的桥面，兴致勃勃地望着往来如梭的汽车。突然，他发现桥身侧面有一层带栏杆的狭长桥面，奇怪地问：
“这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层附桥，供行人走动？”
“这哪是仆么附桥，这是防自杀用的！”女儿张闾瑛笑道，
“金门桥这地方桥高水深.每年都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在这儿跳海自杀。市政当局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就在下面的桥两边加了这么一层障碍物，要想再成功的自杀，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学良长叹了一声，望着海水沉默了一阵，回头对大家说道：“美国很发达，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切，有那么些人自杀，说明他们没有信仰主题，生命空虚。”停了停，他又说，
“我看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你们不是说旧金山的唐人街很好玩儿吗，我们去逛逛唐人街吧！”逛完金门大桥，张学良仍游兴盎然，一点儿不觉得累。
陶鹏飞原将汽车开慢些，让岳父在汽车里领略一下唐人街风情就行了。可是，车刚进唐人街口，张学良坚持要下看看，陶鹏飞劝不住，只好搀着老人走进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中。
“我看这里的中国货，比台北还要丰富哩。”张学良边看边感叹道。
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在张闾瑛、张闾琳两对夫妇陪伴下来到湾区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
席间张学良胃口大开，不但吃光了面前的汤、菜和甜品，而且还吃了不少水果和面包，令儿女们惊喜不已。
“想不到爸爸胃口还这么好、真让人高兴。”女儿张闾瑛说。
“这算什么，”老父亲一边用餐巾擦嘴、一边说道，“我要是真的开了胃口，再来一份说不定还能装下呢。”说着，又指着那瓶已经喝光了的白兰地说：“法国酒味道不错，平时在家里我也喝这个，过去张群老说我是个品酒专家哩。”
餐毕，服务小姐前来收帐，张学良一看帐单，才一百五十美元，便连连感叹说：“这儿的价格比台北便宜多了。”
回到家中，大家聚在客厅里，问两位老人家第一天的感觉如何。老父亲将一天的所见所闻评点了一番，最后下了个结论：“美国还真是不错。”
“父亲是个说故事的能手，”陶鹏飞对亲友们说，“在旧金山这些天，他每到一处，常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无一不是学问。”
在旧金山，张学良夫妇几乎游遍了所有名胜，又看望了久未谋面的三弟张学曾。
三月十四日，两位老人又来到儿了张闾琳家中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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