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上元节这一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按照惯例，都要到省城、县城去观灯。某郡也不例外，官府大书榜文，告知百姓节日期间可随意进城狂欢。不料这榜文贴了出去，却实在让人心惊肉跳：“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还有人敢来看灯吗？事实上“放火”的场面并未出现。过节那三天，省城里满街花灯，游人如织，官府再三提醒人们要小心火烛。要是有人真的胆敢放火，还不被擒拿法办了么？可这“放灯”怎么成了“放火”的呢？
原来新来的郡守大人名叫田登。既然已经是一郡首长了，依照古代“为尊者讳”的原则，田大人的名字可就成了名讳，属下官吏和百姓不能直接说。不仅如此，除了“登”字不能说，跟“登”字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什么“灯”“等”“橙”“凳”全在被禁之列。至于“点灯”，正与“田登”谐音，不是更犯了田大人的双重名讳吗？当然更在禁止之列，不许百姓再提。这样一来，元宵节的“点灯”和“放灯”，也就得改叫“点火”和“放火”啦。这一改不要紧，倒是给后人留下一句好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田大人从此是大大的有名。
像田大人这样，要人们为其名字避讳的，其实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所谓的“讳”，就是古代帝王、圣人、长官以及家族长辈和尊者的名字。前者算是“国讳”，后者则是“家讳”。避讳，就是人们在作文说话的时候，不能直接书写、称呼这些名字所用的字，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尊重和敬畏尊者的态度。既然不能直接书写、称呼那些尊者名字所用过的“高贵的字”，古人写文章时若是“遇上”它们，就只好不写，该写这个字的地方就让它空在那儿，好像文章里开了一扇或好几扇天窗；要不就想办法改写，用一个别的字代替。
改写也有好几种办法：一是跟田大人的手下学习，改用大致同义的字。比如秦始皇嬴政，讳“政”字，凡是要写“正”的地方，就都改成“端”；他的父亲叫子楚，楚国就不能再叫“楚”了，得改称为“荆”（楚和荆，都是灌木的名称）。一是用音近的字。比如汉宣帝叫刘询，那么战国的大思想家荀子，就没法再姓“荀”，只好改姓与“荀”谐音的“孙”字，被称为“孙卿子”。司马炎当上晋朝皇帝了，他的祖父司马懿的名也成了国讳，《蜀书》里就得把张懿改成“张益”。或者把字的读音干脆改了。孔子名丘（qa），这谁不知道？但这是圣人的名讳，又是个常用字。为了避讳，宋代的时候这个字就不读qia，而读成qu（区）；清雍正的时候，则另造了一个“邱”字来代替“丘”，读音同样不读“丘”，而读作qi（期）。
更重要的，这不仅是一种态度而已，更成了中国古代的一项制度。例如“家讳”，本来应该是家族内部的事情，自家人避自家父祖的名讳就罢了。尽量不犯别人的家讳，也为了表示对别人的尊重。但也有过于讲究的。东晋人桓玄，年轻时升任太子洗马，好友王大前来祝贺，在桓玄家里喝酒。王大嫌酒太凉，三番五次对侍者大叫“取温酒来！”不料刚才还因升官而喜气洋洋的桓玄，立刻痛哭流涕，连嗓子都哭哑了。王大莫名其妙，准备告辞离开，谁知桓玄擦干眼泪，说：“这是我的家讳，跟你喝酒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王大屡屡大叫“温酒”，其实是犯了人家的家讳。正因为当时人讲究“家讳”，人际交往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还是别触他人的“霉头”为好。据说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南朝刘宋的王弘，就能够“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他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之深。
可是到了唐代，政府甚至明文规定，居官任职也要避“家讳”，也就是说府号官称犯了家讳的，应该申请调任它官。这样一来，许多官吏因为祖宗讳的原因，不做某官、不任某职的事常常发生。例如韦聿被提升为秘书郎，可是他的父亲名责（今读b1），“秘”“贲”同音，他只能请求改任他官。冯宿被调任华州刺史，可是为了不犯家讳（他的父亲名子华），他也无法就任。早已诗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贺想考进士，可是有人说他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为避家讳，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这样一来，就因为爷爷为儿子取名不慎，就堵住了自己的孙儿求取功名的道路。这些例子并不仅仅是出于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因为当时的制度规定，如果贪官犯讳，要被处一年的有期徒刑。
对于“国讳”，要求更是严格。这是国家权力强令全体臣民必须为之避讳的。如果有人不小心使用了这些“最高贵”的字眼，小则罢官归田，大则杀头灭族。比如宋代的避讳是很严的，以前朝代只避七世先帝之讳，宋代却规定所有先帝的名讳都要避，而且如果帝王的名字是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都要避讳。这样一限制，要避免使用的字就实在太多，难免有记不周全的时候。据说科举考试中，不论辞章写得如何美妙，才华如何横溢，就是由于不小心什么地方忘了讳字，无功而返、跟功名无缘的人还不在少数呢。但真正要命的避讳还不是在宋代。虽然宋代避讳严，但总还算“有章可循”，多少代帝王的名字，读书人只要下点功夫多记死记，也还能够记得住，避得开。
而且宋代皇帝的名字多用冷僻字，像“吴”（宋太宗）、“估”（宋徽宗）、“奋”（宋孝宗）、“崔”（宋度宗）、“属”（宋恭帝）、“罡”（宋端宗）等，这无疑还给人们了一点方便。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都知道，痢痢头是不愿人说“痢”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的，而鲁迅笔下的阿Q“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他这后来的许多忌讳，一个普通人怎么猜得到？明、清两代皇帝，虽不是阿Q那般轻贱的角色，但他们坐上龙庭宝座时，多少也有点不自信。
越不自信，越担心人家指桑骂槐；心里的鬼道道越多，就越是疑神疑鬼。名字自然在被讳之列，除此之外呢？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从小家境贫寒，当过和尚，后来从农民军中起家，终于夺取天下。可是等登基即位，由布衣成了天子之后，过往的历史就成了任谁也不许提及的“禁区”。“僧”，自然是说不得了；“生”，也不许说。“光”，是讥讽他当和尚时剃过的光头？“则”和“贼”同音，是骂他参加农民军，做过“反贼”吗？有人写首《谢恩诗》，里面有“殊域”一词。太祖虽然识字少，倒也认得这个“殊”字可以拆成“歹”和“朱”。“朱”是国姓，“歹”是坏的意思，这“歹朱”“歹朱”的，岂非在斥骂大明皇帝？该杀！——遇上这样的“测字先生”，天下的读书人都可以休矣！
大清帝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夜间暴得富贵起来，却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戎”“狄”“蛮”“夷”，不许再提，“胡”啊“虏”啊，也禁止使用。诗文笔记本来是私人性质的著述，雍正、乾隆二世却也列在禁用讳字的范围。一旦发现诗文中对皇帝的名字或庙号没有敬避的，统统视作“大逆不道”，下狱治你个死罪。——这做诗原先就讲究平仄用字、押韵用字，做首好诗，选字本不容易。现在又加上这许多字不敢用，不能用，用了便是个死罪。碰上这等“书报检察官”，文人们想必痛悔，不如当初不会做诗写字呢。
避讳不仅在当时把写书人整得够呛，避不胜避，而且后代读书的人也被弄得如坠云里。如果古人是以空格、缺笔来避讳的还容易分辨，可是古人还常常为了避讳改字呐，改来改去，读书人一不小心，就会糊涂。比如宋人文彦博原先姓敬——五代的时候，他的曾祖父避后晋高祖石敬塘的讳，改姓文，等到了后汉，改回敬姓。可是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叫赵敬，文彦博的祖父只好又改作文姓。
再比如，东晋孙盛写过一本记录晋朝历史的史书题名为《晋阳秋》；在唐代，记年的干支中出现了“景子”“景午”，先秦古籍的目录中，一本题名《系本》的书赫然在目；宋人把唐太宗的贞观年号称为“真观”或“正观”。如果不了解有避讳这回事，哪里能知道这姓敬的和姓文的，原来是一家人呢？哪里又能知道《晋阳秋》原来题名《晋春秋》，“春”改“阳”，是为了避晋简文帝母郑太后（名春）的名讳；“景子”“景午”原来就是“丙子”和“丙午”，是避唐高祖李渊父亲李晒的讳；《世本》改《系本》，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贞观年号被宋人改了，是避宋仁宗赵祯的讳啊。
好在避讳成了历史。虽然给今天的人造成点麻烦，但因为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避讳要求，也还可以帮助今天的人鉴别古书、文物的年代和真假。也真是庆幸避讳成了历史。汉字卸掉了本不该承担的尊卑色彩，在今人的笔下，更自由地组成一篇篇曼妙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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