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国家政体和人的身体一样，都会生病，需要医治。国家设立的监察机构，就相当于是医疗机构，而御史言官便是“医生”，他们医治的对象不仅是百官而且还包括皇帝，也从制度上赋予了士大夫监督皇权的权利。但这一切在雍正即位后终结了，从此士大夫在皇权面前尽折腰。
御史制度简史
御史的名称在秦代以前就有，但职务有所不同。秦汉时期，御史大夫是仅次于丞相的最高长官，主要职责是监察、执法。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与大司徒、太尉合成三公。御史大夫所在的衙署称为御史府，东汉时期改为御史台，又名兰台寺。
晋代以后不常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成为实际上的御史台长官。至南北朝时期，中丞的威权颇重，后魏一度改御史大夫为御史中尉。唐宋虽设御史大夫，但往往都是空缺，而以中丞代行其职。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其最高长官为左右都御史。
汉以后，御史多称侍御史，一般叫法即称御史，其职责是专主纠察。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种。通俗地说，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不同的御史各有分工互不统属，以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这也从体制上保证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逃出纠察的范围。
到了明清时期，仅剩监察御史一种，并分“道”行使纠察。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废除御史台和御史大夫之名，改称都御史，中丞改为副都御史。明代御史人数之多亘古未有，最多时达到100多人，分任出巡的巡按御史、巡漕御史等。
御史对于皇权有什么制约？
我们通常把封建帝王称为专制皇权主义，认为君权是不受限制的。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在专制主义的内部也有制约皇权的机制。
首先便是丞相制度，汉初和唐初，丞相的权力很大，能有效地制约皇权。可以说，丞相和皇帝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很长时间内，君权与相权也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自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后，君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集中。
其次是给事中对皇权的制约。“给事中”侍从左右，关通内外，给事于中，其名由此而来。给事中始设于秦朝，两汉沿袭，为将军、列侯、九卿等官员的加官，都是皇帝身边受尊崇的近臣，以备顾问。
起初，给事中并没有“封驳权”，所谓的“封驳权”便是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书，驳正大臣有违误的奏章。自晋代以后，给事中成为宰相官僚系统的职官，主要职责便是监督皇帝过失。
很多人对于“御史”和“给事中”这两个官职的概念比较模糊，其实它们之间的职责是十分明确的。御史职权虽大，却是监督百官的。而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则是专治皇帝心病的，负责监察皇帝的过失。
给事中在明代以前一般都隶属于门下省，明代以后给事中成一个独立部门。明代的六科给事中的职责是传达皇帝旨意，稽核考察庶政。他们把皇帝批过的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发给六部执行。如果发现问题，便可行使“封驳权”。
《明史·职官志》中说：“君主道德缺违，朝政得失，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独上疏专递，或共同上疏联署奏闻。”给事中尽管官职不高，仅为七品，但职权却很重要。“内官传旨，必须复奏，复得旨而后行”。
意思是说，第一次的圣旨需要给事中审查，若封驳，再次下旨仍要经过给事中同意方可实施。尽管这一制度贯彻执行的并不完善，但从体制上来说，皇权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明代效仿宋代给事中分治六房之制，相应于六部定为六科，每科都有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两人、给事中数人。到了清代时，设掌印给事中和给事中，均为满汉一人，职权和官职都相应地缩小了。
雍正实行“台省合一”制度
雍正即位后，在制度上进行了很大的变动。他把给事中归于都察院，都察院在唐代时为御史台，给事中属于门下省，两者合并，故称之为“台省合一”。
雍正帝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使他们成为了都察院的属员。此后，给事中就变成了御史，其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御史原本是监督百官的，而给事中是监督皇帝的。如今，将御史的事务交给给事中，这一制约皇权的制度也就被取消了。
雍正的这个改革，让原本就没有宰相的内阁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监督权力，其空间也被挤压的一干二净。因此，自雍正以后，内阁大学士更多的则是荣誉头衔。
对于雍正的这种做法，一些官员表示不满，他们屡屡上奏企图争回这一点点的权力，但雍正根本不予理睬。如此一来，雍正就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给事中制度，皇权完全不受制约。
在雍正取消给事中职能的同时，却加重了监察御史的职能。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御史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百官的，雍正自以为无错，即使有错，也不容臣下驳正。此后，封建皇权达到了高度集中，实现了一家独大。
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后，形成了“六科十五道”。所谓的“十五道”就是分别监督全国十五个省。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还有巡视京师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并在各省设立监察地方的官员。
不管雍正如何加重御史的职权，终不能掩盖他破坏台省制度的私心。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几代皇帝的勤奋与才干的结果，这种破坏监督体制的做法却给后世留下无穷的隐患，大清在盛世的伪装下注定要走向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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