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10多年后归国，
见到陌生儿子心安慰；
印刷大王肩负秘密使命，
前往苏联印制钞票；
儿子成家立业幸福在望，
家庭却遭遇文革风暴；
孙女人生命运多瞬，
风雨过后晚霞映彩虹……
1950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
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玉章，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
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吴老和董老，这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称道。因此，就联名上书，把陈达邦推荐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
时值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很快就把陈达邦调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担任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的，并开始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券别种类繁多、面额较大、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进一步健全新中国的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
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政府的要求上报第一套人民币的改版方案后，迟迟没有得到批准。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中国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大事，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将政务院参事聘任书，授予陈达邦。陈家迁到北京后，住进了中南海。
为了新的生活，后来陈达邦又结婚了，他们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在北京读大学时，陈掖贤不时回到家里，但因从小与父亲没有感情，关系不是很亲密，来往也不多，反而他同姑姑陈琮英走得十分亲近，关系比同爸爸要好。
陈达邦从此决心用自己的特殊专长，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出智慧和才能。
从落后的旧中国，迈向新中国的道路之初，受着各种条件限制，当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国、老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印刷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迫在眉睫，可国内当时无法解决。
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就任命陈达邦为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前往苏联处理有关印钞事务。
1952年，陈达邦等人一行，作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与苏联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
在苏联期间，中苏双方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了多次谈判。我国政府请求苏方代印总金额为40亿元的人民币，印制票面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
苏方口头承诺，答应解决代印人民币。陈达邦等人就与苏方联系协调、接洽具体印钞事项。
陈达邦在莫斯科，经过多次艰难地同苏联方面洽谈，在技术问题上终于达成共识，为正式签订印钞协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包括请苏联代印人民币事宜。
周总理回国时，留下李富春、陈达邦等人，进一步磋商印制人民币、交货日期等等问题，很快达成共识，并签约了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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