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首歌为什么如此经典以至于穿越时间，往往是徒劳无功、事后诸葛亮的。这首歌也是一样。
在西蒙·加芬戈尔唱红它之前，斯卡布罗集市是一首出处已不可考证的民歌。在这个旋律悠扬的多里安调式的旋律中，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故事。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你去斯卡布罗集市么？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芹菜，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Remember me to the one who lives there,去告诉在那里生活的人，For once sh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她曾是我的爱人。斯卡布罗是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一个海边小镇，属于英格兰的约克郡。从12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来自英格兰、丹麦、挪威、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拜占庭的商贩在每年的8月15号汇合于此，集市会持续45天，成了一个吸引所有人的盛大的贸易、娱乐活动。后来随着沿海各镇商业的发展和繁重的税负，集市在17世纪终止不再举行。
我们都听过『民谣记录历史』的说法，这首歌在16-19世纪不断被传唱和篡改，有无数个版本，但他们不变的共同之处是：让听者去一个地方，给一个过去的恋人捎话，去完成一系列不可能的任务。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让她给我织一件亚麻衬衫；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芹菜，鼠尾草，迷迭香，百里香；Without any seam or needlework,不用针线，没有接缝；Then she sha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她就能成为我的真爱。歌中，男子还有另两个难题：『在没有水也不下雨的井里洗这件衬衫』、『在寸草不生的远方找个荆棘晾干』——做到这三件事，她才能重新成为我的爱人。
而女子也不示弱，对仗地回敬了一套挑战：『在沙子与海水中间，给我买一亩土地』、『用一只羊角犁地、用一粒胡椒籽播种』……做到这一切，他就可以来取他要的衬衫，当然，他也会重新成为我的爱人。
发散一下，这是不是特别像咱们少数民族的对歌传统，刘三姐vs秀才？……
三姐: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李花开;姓罗不见锣鼓响,蠢才也敢对歌来。秀才:赤膊鸡仔你莫恶,你歌哪有我歌多;不信你往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这栩栩如生的斗嘴，完全就是ex分手之后都想当赢家的相互伤害。但考虑到它流传的时间，也有学者认为，它和中世纪夺去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有关——一个野外的游魂，拜托被装上车去赶集的芹菜、百里香…给阴阳两隔的心上人捎句话：除非山无棱、天地合，我们才能再相见了。
保罗·西蒙在1965年旅英时期学会了这首歌谣，后来和加芬戈尔一起创作了这首名垂青史的改编作品：Scarborough Fair/Canticle。而这四种草，《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也成了专辑的标题。
加芬戈尔显然是采取了这种悲剧的解读，他把保罗之前的一首名为Canticle的反战歌曲的词，插入Scarborough Fair的咏唱中间，形成了一种隽永的呼应，直接给这首几百年前的民歌赋予了一个具体的诠释，那就是战争的悲剧。
(on the side of a hill asprinkling of leaves)（山旁零落着几片红叶）(washes the grave with silvery tears)（银色泪水冲洗着坟茔）(a soldier cleansand polishes a gun)（一位士兵在擦亮着他的枪）(war bellow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s)（战争之声在血色的军营中燃烧）(generals order their soldiers to kill)（将军对士兵下达了开战的命令）(and to fight for a cause they've long ago forgotten)（为着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本来很模糊的意向变得非常明确：在没有正义的战场上，青年们奔赴死亡，再也回不去心上人的身边。
越战从1955年打响，延宕二十年，美军先后投入50 万人，在1968年激烈程度达到顶峰——也就是这首歌问世的时代。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中无数青年士兵丧生在湿寒的越南丛林，也打垮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伪善，民权运动文学、音乐成了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的先锋。
在《阿甘正传》《制造伍德斯托克》《猎鹿人》……无数的电影中，我们看到美国对战争的残酷揭露，以及50-60年代左派青年们以吉他为武器，对抗现实的缩影。《醉乡民谣》里，Llewyn Davis和已经自杀的伙伴合录的那首《Farewell》，唱的也是同样的诀别与伤感。
在这张专辑中还一首圣诞颂歌，背景是一段新闻播报，隐约地，我们听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尼克松强调『反战情绪是我们难以在越南取得快速胜利的绊脚石』、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
在这样的六十年代，Bob Dylan是辛辣的、决绝的，他拿起电吉他，选择了革命、讽刺与批判，成了左派青年的武器；而保罗·西蒙和阿尔特·加芬戈尔则是温吞的、多愁善感的，他们选择了古老的歌谣，在怀旧的掩护下，展览这个社会的伤疤。
垮掉的一代、嬉皮运动、民谣运动……皆是人类的战争伤口的愈合过程。这其中的丧失感，是我迷恋而并不能真切感受的东西——今天我们生活在消费主义的温暖中，科技在发展，而我们在买买买，在消费的快感与事后的空虚中挣扎——物质的富足下，是虚弱的精神。
没有什么是值得讨论的，没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在这个美丽新世界，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感受痛苦和丧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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