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亡于精明能干的崇祯手里(明朝表面亡于崇祯)(1)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一:至关重要的“种地问题”

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是清算了张居正后的万历皇帝,越发变懒的年头,朝中的奏折,高兴了就批几份,不高兴就压好些天。虽然还没到后来“怠政”“不上朝”的地步,但日常的公务处理,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但就是这年三月,一封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奏折,却叫懒洋洋的万历皇帝,立刻就来了精神,一口气读完后,就是连连点头。

因为这封奏折所讲的,正是此时的万历皇帝,亲政后纠结了四年的问题:要不要在北京周边,开发新型的水稻田。

这么个“北京郊区种稻子”的问题,怎么就成了叫万历纠结的大问题?放在明朝年间,单以技术难度说,就是非常重大:明朝中后期时,水稻还只是在南方广为种植,京郊地区更是极其罕见。如果能把江南的水稻,成功大规模移种到北方地区,无疑就是中国农业科学史的一次“农业革命”。

这个“农业革命”设想,其实早在万历皇帝还是小孩子,改革家张居正操持国政时,就叫张居正大人颇为动心。可那时候的张居正,正卷袖子推行轰轰烈烈的“考成法”与“一条鞭法”。种水稻的事情,也就从万历三年起搁置下来,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这才旧话重提。

而真正筹划了这场“农业革命”创举的人物,就是此时明代杰出的农业学家:徐贞明。

徐贞明,明代清官徐九思之子,从隆庆五年中进士起,就埋头于农业研发中。万历三年时,正是他在工科给事中任上,率先提出了在京城郊区种植水稻的设想,叫当时的张居正首辅也击节叫好。遗憾的是,提出这奇特建言的徐贞明,却也因为不久后,有同僚讥讽张居正,被张居正一怒搞了株连,倒霉陪绑贬了官。

但是贬官后的徐贞明,却是不屈不挠,无论身在何处,都急需坚持考察,写下厚厚的调研笔记。终于总结出了在北京种水稻的十四个好处,包括增加京城存粮,减少漕运成本,充实国防等。而且虽说被张居正“误伤”了,但张居正的老战友兵部尚书谭纶,却对这个奏议大为支持:张居正不种我先种。蓟州永平玉田等地,率先开垦了水田,收成很快郁郁葱葱。

明朝为何亡于精明能干的崇祯手里(明朝表面亡于崇祯)(2)

而待到万历皇帝亲政后,徐贞明的名号,也是更加响亮,包括内阁首辅申时行等重臣,都力挺徐贞明的主张。原因也很直接:对于当时的明王朝来说,徐贞明的种水稻提议,正可解决明朝眼前的困难。

二:利国利民,缘何遭批

万历皇帝亲政后,一边清算了张居正,一边把张居正生前的好些改革措施,都是一股脑推倒重来。比如之前裁汰冗官的努力,就变成了万历皇帝的滥赏滥封,明朝的官员数量直线增长,昔日严厉的清丈土地措施,也是荡然无存。考成法更是尽数被废。于是没过几年,明王朝财政收入锐减,各地流民暴增,京城郊区也常年云集大量流民,闹得万历皇帝十分头大。

于是徐贞明提出的“农业革命”主张,也叫万历皇帝颇为动心:如果真能在京郊把水田开出来,那就意味着朝廷将增加一大笔收入。先前眼巴巴靠漕运维持京城经济的窘境,也会大大改善。倘若水稻能够丰收,国家有了充足的储备粮,九边也能够获利,国防实力也将大大增强。简直是一本万利的大好事!要不试试?

于是万历皇帝,任命徐贞明为垦田使,开始在京郊周围进行考察。更多次招来申时行等内阁重臣讨论。而在万历十四年三月,申时行的奏折,更叫万历皇帝长出一口气:“可开水田……岁收自倍!”内阁也已经确定,这件前无古人的事情,真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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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对照下后来明王朝的历史,倘若明朝真的如愿将这个设想成功推广,那么到了晚明天灾频繁的年月里,京城就会有大量储备粮,农民起义席卷天下的惨状,赈灾安民都不是问题,大明朝手里有粮心不慌,哪怕是急躁的崇祯帝,也会有充足的底气应对困难。可以说,这是一桩很可能给明王朝“改命”的“科技革命”。

可是,当信心满满的万历皇帝,基本下定了开发水田的决心后,朝野上下的反应,却是瞬间炸了锅。特别是那些以骂人著称的言官们,更是纷纷上奏,言辞一个赛一个刻薄难听。比如监察御史王之栋,就针锋相对,你徐贞明不是说开发水稻田有十四个好处吗,我也说说其中十二个坏处,比如“必资剥削”“蹂躏为害”“地方滋扰”等,可比起徐贞明有理有据的考察来,这一类反对声,简直就是为骂而骂,没一个在说理。

如此闹剧,也正如力挺徐贞明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私下里无奈叹息: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恨入心髓,牢不可破。

明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怎么就招恨了呢?其实,这就是个产权问题:被徐贞明看中,可以推广水田的土地,名义上说是无主荒地,其实都是被京城各位勋贵们,巧立名目非法圈占的产业。

由于这帮人技术水平有限,这类土地,当时都被勋贵们用来种一些芦苇等作物,每年获利也很多。可徐贞明的“农业革命”倘若启动,那岂不是夺他们的“钱包”?这些人自己不好出面反对,就鼓动相熟的言官出面,没过几天,就叫大明朝堂上,吵了个乱七八糟。

明朝为何亡于精明能干的崇祯手里(明朝表面亡于崇祯)(4)

一开始的骂声,万历皇帝还不在意,但事情发展下去,却不一样了。京郊非法占用土地的主要人物,竟都是皇宫里的太监们,照着申时行的叹息说“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一看徐贞明要动他们的产业,当然气的眼睛喷火,于是一边言官们口水纷飞怒骂,太监们一边在深宫里下猛药说坏话。终于叫万历也彻底动摇了,终于在不久后表了态:近开水田,人情甚称不便,不宜强行。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革命,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多年后明王朝天灾频发,内忧外患的明朝国库见底,悲惨破产的命运,也就无法扭转。

如此闹剧,一直到清朝年间时,还被清代好些学者连连唏嘘。比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连连称赞徐贞明的主张为“实万世策”。搁置这主张的明王朝呢?更是“畿辅千里,永为瘠区,仰食东南,亦将终古”——明朝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这“万世策”。

而且清朝人说这话,也是有底气的。因为就是这个被万历搁置的“万世策”,却实实在在造福了清王朝。

三:捡了便宜的雍正

清朝开国以后,也遭遇到了明朝时的类似困难,为补充京畿存粮,康熙皇帝在位时,就种了动水稻的心思,也遭了不少重臣反对。到了雍正三年,铁腕改革的雍正皇帝,终于下了这个决心,以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完全参考明朝徐贞明的主张,狠抓水稻种植,十年时间就效果显著:仅京津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就高达五十万亩,河北多地“数十里皆稻乡也”。徐贞明当年执着的“农业革命”,就这样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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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雍正年间的清王朝,也因此大受裨益,康熙晚年时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得到遏制,底气充足的清王朝趁热打铁,将“摊丁入亩”推向全国。先前举步维艰的清王朝,在雍正年间满血强大,有了府库充盈的好景象。这番强国效果,就有这“农业革命”的功劳。

绿油油的京畿水稻田,折射出的,也是不变的道理:科学的眼光与坚定的决心,任何年代,都是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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