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落败过程(周朝的东征与南伐)(1)

周公东征

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那里是殷商的根据地。派谁去?当然是周公最合适。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叛乱。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以及中原卫国等,最为重要。

为安定殷遗民,又封殷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兼容。

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分散殷民,分而治之。如,分殷民六族于鲁,分殷民七族于卫,又经营东都洛邑,将殷民置于王畿内,纳入周人监控,同时,战略重心东移,以齐、鲁诸国,直接控制殷民殷地。

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

武王伐纣,乃出其不意,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则“用正”,《尚书·大传》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打了三年。

“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说:“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奄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这次东征,先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制。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上述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受此启发,别墨以为,周公东征,就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泰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15“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昭王南伐

“南北”问题,也不是要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其时,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143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周人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为代表。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伐。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伐,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阻击了周人的梦想。

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出土西周铜器共103件,其中有《史墙盘》,作器人“墙”为史官,盘之铭文,记载了昭王伐楚,铭曰:“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

另有安州六器,乃北宋时,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铭器,作器人“中”,曾随昭王伐楚,亦铸器铭记昭王南伐。

“墙”和“中”作的铭器,铭记了昭王十六年南伐,那一次,王师浩荡,渡汉水,过长江,抢占了铜绿山矿,俘金无数,凯旋而归。可刚一回朝,钟鼓才鸣,欢庆未罢,江南虎方、扬越又反了。须,周公东征,踏踏实实打了三年,昭王南伐,哪能一蹴而就呢?

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为喜剧,潇洒走一回,此次乃悲歌,南伐而不归。

有关此次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周人无语,或为尊者讳;楚人无语,以示王师不归与其无关。我们不妨来揣摩一下当时的战局,楚人用兵,或如孙子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放开大路,任王师长驱,待其归时,一路游击,最后,以水战决战于汉水。

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水战,虽然没有正规的战船,没有正式的水军,但水战却已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昭王六师难道会自动沉入水底?或曰,土人用了胶粘的船来迎送王师,船行江中,胶已化开,船漏而沉,溺于江底。说来近乎逸事,聊为谈资。

须知,周有“舟礼”,《尔雅·释水》就有:“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造舟”,乃多船并列;“维舟”,以四船并列;“方舟”,为两船并列;“特舟”,指单船;“桴”,指筏子。周人礼制森严,土人怎能沾边?再说,周武王时,已有人专门管理舟楫,负责渡水济河,运送兵员。据《史纪·齐太公世家》载,孟津誓师,抢渡黄河时,太公命“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位“苍兕”,即为“舟牧”。

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初级阶段水战,或如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以水性泅之船底,凿船而沉之。周人死于非命,自然无话可说,楚人胜之不武,也不好意思说。然其意义却深远,犹如后世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以一战定南北,渐以战船与战车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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