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一，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我有一颗蓝宝石吉他?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我有一颗蓝宝石吉他
李大兴
一
北京今年第一个温暖的春夜，新月如钩。在昆明湖畔散步，湖水浩荡，微闪银波。仰望天空，离新月不远处竟然透出一片蓝宝石的颜色。其实蓝宝石究竟是什么颜色，出国以前我并不清楚，只是在书里读到，觉得应该很美，就仿佛爱情。在书里读过些什么，如今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首歌：
我有一颗蓝宝石
镶一对小耳环
每天挂在你的耳边
留作那爱的纪念
蓝宝石像海水
海水深又蓝
象征着我的爱
我的爱无边
岁月消磨的，不仅仅是此刻的生命，还有关于过往的记忆。许多属于个人，真实的历史，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褪色模糊，最终不可辨认。还不到半个世纪，关于文革里的音乐，绝大多数人只记得那些革命歌曲，语录歌和八个样板戏。这也不奇怪，毕竟当时的地下文学如《少女的心》、《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是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而地下歌曲多半是口口相传。无论歌词还是曲谱，留下来的多是记忆，准确性相当可疑，歌名与作者也往往没有定论。我如今甚至想不起来，这首歌是从哪里来的，我又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可是我一直能够非常流利地背诵歌词，谱子也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这首歌背后的那个故事一样。
和朋友坐在颐和园西堤，说起七十年代的湖水。西堤的六座桥好像一座都没有，如今看起来的古旧，其实都是新建的。规整的青石路自然也是没有的，记得雨后曾经踩过深一脚浅一脚的泥。那时西堤没有修缮，也很少有人来。没事就走5公里、10公里的风气是近两年的事情，40年前极少有人像我这样围着昆明湖走一圈。至少有一次，这一大圈是我自己走的，就好像我也曾经独自搭乘47路公共汽车从八大处上山到山顶，再走到香山顶鬼见愁下山，然后搭乘33路公共汽车回城里。少年时根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概念，驱动我的，大概是模模糊糊的出走意愿和对自由自在的渴望吧。
在湖滨在山顶肆无忌惮地大声歌唱，“当我离开我那美丽的故乡，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天上飘着明亮金色的彩霞，亲爱的姑娘靠在我身旁。”不几年后，我离开了我生长的城市。如今我沿着蓝靛厂路遡河北上，抵达当年并不存在的颐和园南门，一路风景迥异，仿佛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我记忆没错，昆明湖的南端没有院墙，走出去直接就是狭窄的胡同，低矮的民房。我沿着西堤一直往南走，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走到南头感觉有点累，就靠着一棵树坐在地上歇一会儿。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弹吉他唱歌：“我有一颗蓝宝石.”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小伙子的背影，估计年龄比我稍微大一点吧，一边弹一边唱歌很投入；侧影对着我的一个女孩看着他，似乎听得很陶醉，刚刚开始西下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我其实离他们不远，但是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歌唱完后，我看见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手拉手向南走去，消失在小巷的土路上。
二
去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我最后一次在办公室外望着斜阳，在手机上临屏写道：
一场红尘似镜中
几番烟雨总朦胧
秋湖静好晴犹在
待月孤山寒夜钟
那一天我结束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公司职员生涯，感觉阖上了人生的一页。从几年前公司被合并开始，这一天在流言里已经很久，终于到来，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也是从去年开始，我意识到内心的归宿，在于文字与音乐之中。晚上驱车回家路上，在远方的夜色里，又一次看到生活的不确定性。五十岁以后，明白岁月的列车更多是在惯性中缓缓行进，所谓不确定感，其实不过是内心深处偶尔闪过的一缕烛光。年青的时候，不确定性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梦境，尤其是在一个封闭禁锢的环境里，或者昏昏噩噩，或者更加强烈地渴望。在1975年弹吉他，比现在的行为艺术更加大胆前卫，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冒着被检举风险的勇敢行为，所以我印象深刻是一点不奇怪的。同样不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记住那个男孩的长相，而不到一个月以后，在陶然亭船坞排队划船时，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孩。
那天我是跟着一群人去的，我是这群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不过我从小没有叫哥哥姐姐的习惯，一般都是直呼其名，这样感觉自己也很成熟。那个女孩认识我们这一群里的小薇，于是两拨人合并在一起，上了五六条船。我听见小薇叫她依然，分人上船时，小薇叫住我说，你到我们船上给我们唱歌吧。于是我和另一个男孩坐在中间划船，小薇坐到了船尾上，挨着依然。在湖上荡起双桨，歌声在水面飘扬四散。当我唱起《蓝宝石》时，我注意到依然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小薇是军人子弟，人高马大，大眼睛、高鼻梁、大嘴，有一点像新疆姑娘，是人群里当然的中心。她性格开朗，笑声不断，也非常话痨。依然身材瘦小，留一根长长粗粗的黑辫子，穿着洗得发白打补丁的裤子，微笑不语。我因为年纪小，想说话爱说话也插不上话，只好不说话或者少说话。这样一来二去，我往往最后和那些不爱说话的人聊了起来。和依然就是如此，划了一次船，我已经知道她住在府右街，因为出身不好，被分配到街道副食店卖菜，后来生了一场病，就没去上班。
不久以后听小薇说起她的八卦，似乎依然的爷爷是上海的大资本家，1949年以后去了香港，但还是给儿子留了很多钱，红卫兵抄家抄出了两箱子金条云云。不过母亲说小薇的说法不确，依然的祖先是有功名的，是洋务派里的一个人物，与盛宣怀还有些关系。许多年以后，我问依然本人，她却告诉我她的祖父是个报人，去香港以后又去了美国开餐馆，她父亲则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我在21世纪初见到过依然的父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身躯佝偻，悲伤的眼神空空荡荡。我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三
见到一位久违三十多年的兄长，已经望七之年，仍然腰板笔直，鹤发童颜，穿一件黒色羊毛西装外套，抽着烟斗。在我的心目中，如果有老炮，至少也是他这样的四零后吧。虽然因为文革没有上大学，却是读过许多杂书、学过乐器、练过功夫，据说连算命都会的主。上一次见他还是1977年，头发油黑铮亮，目光如炬，穿一件中式对襟外衣，抽一支雪茄。他弹着吉他唱了几首歌，其中有《蓝宝石》，让我想到依然。那一年海棠花开的时候，社会松动，青春悸动：内部电影开始上演，比如《沉默的人》。也许是一两年之后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女兵洗澡的镜头轰动北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政协礼堂等地开始悄悄举办非公开的舞会；所谓奇装异服，偶尔可见；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经常要在开门之前就去排队。
我在米市大街教堂里遇见了依然，我虽然什么都不懂，但那次的教堂聚会，还是让我很受感动。据说那是本堂牧师十多年来第一次布道，我看到很多听众眼里闪着泪光。散场的时候，依然匆匆地和我说了几句话，告诉我她准备考大学。穿着一身军装的小薇告诉我依然考上了外语系时，多少有点落寞。不过她迷上了跳舞，很快就成了各种舞会的常客，经常兴奋快乐、双颊红扑扑地骑着自行车，迎着北京夜晚的风。好像是1979年的秋天吧，小薇给了我一张政协礼堂的舞会票，我虽然不会跳舞，却也兴高采烈地去看了一晚上，听了一晚上约翰·施特劳斯。在舞场再次邂逅依然，她的粗辫子已经散开成为流丽的披肩长发，她穿着重新又流行起来的布拉吉，原本苍白的脸泛起绯红，为我关于她青春时代的记忆留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我自己慢慢在成长，不再是那个跟在一群大孩子后面的少年。上大学半年后的留学，骤然带我离开北京，投入另一段与此前几乎毫无关联的生涯。去国不久，听说依然嫁了一个外国人也离开了北京，似乎还是最早的几桩涉外婚姻之一，其中是否有什么波折不得而知。不过即便有，也只是小小的涟漪，随着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不几年就波澜不惊了。远走的人很快就被遗忘，过去的事渐渐被自己尘封，我也是如此。直到九十年代初，忽然收到小薇来自加拿大的一封信，我几乎从未想起她和依然的名字。小薇还是那么热情和滔滔不绝，一个劲儿地邀请得让我觉着不去看看她简直是个罪过。在某个夏天，我去见了她，一起聊聊曾经熟悉或者并不那么熟悉的人与事。她把依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给了我，嘱咐我去东部的时候一定去看看她。
当时还是前手机时代，我把依然的联系信息记在了本子上，却一直没有打电话。数年后的秋天，我开车带着亲戚去东部旅游，在大西洋赌城的酒店住下后，忽然意识到依然住的小镇离这里开车不过四五十分钟路程。第二天是周末，白天在赌城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我给依然打了一个电话，她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和亲戚第二天去她家做客。
四
新泽西州是花园之州，九月的晚绿与金黄交错在起伏的小丘之间。依然的家就坐落在一个小丘顶上，占地很大，树木森然。如今在美国住豪宅的华人已不罕见，九十年代住这么大房子的可是绝无仅有。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的依然，可以看出穿着打扮的精致，笑容温和，流露出有教养而略带矜持的中年气质。四千多英尺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未免让人觉得有点冷清。我原本和她并不熟悉，近二十年的久别后就有点不知从何说起。我忽然想起颐和园那一幕，以前从来没有对她讲过，此刻不假思索就说了出来。依然楞住了，看了我一会儿才轻轻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们一直聊到黄昏时分，她告诉我事情并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她确实有个美国男朋友，但是她从没有嫁给凯文。大学还没有毕业，当时还健在的爷爷就把她办出来留学。到美国没有多久以后，热爱在中国教英语的凯文就选择再一次去北京。她也告诉我，弹吉他的那个男孩子是她的初恋，她上大学后，他考不上就自行消失了。她在美国孤单的时候曾经想过和他重续旧情，可是他忽然的急切反而给她一种感觉，也许他更渴望的是出国。后面的故事就很平常，读书、工作、结婚、离婚，第一代留学生大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我一直只说英文。我倒也不觉得奇怪：早期出来的人，很多都有一段时间周围没有几个说母语的人，自己也特别努力想把外语说得和母语差不多。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是一个说母语的边缘人。
住的距离较远的朋友，在忙碌中年大多彼此很少联系，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问候而已。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忽然收到依然一个电子邮件，寥寥数行，告诉我她即将不久于人世，希望我答应她的一个不情之请：出席她的葬礼。我读完大惊，立刻打电话过去。我的声音想必很激动，依然却很平静，在电话里成了她安慰我。我说我想去看看她，她说不必了，她不愿意让我看见她现在的模样。“你还是记得我的十八岁就好”。
她的葬礼铺满鲜花，她睡在玫瑰和康乃馨之中，看上去很美。我打开她留给我的一个信封，里面是她工工整整地抄写的歌词，和一截断了的吉他弦。她给我的信只有一句话：“再给我唱一遍那首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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