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由于它规模过大、影响过深，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许多争议。
例如对于“这场战争的指挥者是谁？”的问题，在某次论述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兼教授孔庆东称：目前主要分成五派，势力最大的一派认为淮海战役由粟裕全权指挥，理由是在战役期间每个关键的决策都是由他发出；
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刘、陈、邓等人在该战役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寻找结论。
据相关史料记载，1947年6月的华东野战中，司令员刘伯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12万大军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而后为保证任务成功，毛主席派出陈毅、粟裕等人率领部队进行支援，最终在兵分三路攻势、历时21天后，我军完成千里跃进，并成功解放了11座县城。
因此在此前的整个华野地区，主要指挥者还是刘、邓二人，而陈、粟只是作为支援。真正的转折，还要数1948年的济南战役。1948年后，国内的形势开始越发严峻。
据称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场军事检讨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东北、华北地区要重点巩固，同时应扩张西北、加强华东华中地区的进剿”的方针。
于是从下半年开始，在国军的重点防御、猛烈攻击下，解放军对战局势开始急转直下。
随即共产党发起了济南战役，在战役中，蒋介石命令位处徐州地区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人北上解围，但在华野的阻止下，直至济南城破三人也未能顺利会师。
当时粟裕本来想采取围城的方式歼灭黄百韬与邱清泉一行人，但由于战争后期自身实力大减，再加上增援部队无法抽身，粟裕只好放弃攻打。后来他根据局势给中央致电，提议“应继续追击，再次发动一场战役”，并将该战役命名为“淮海战役”。
中央经过商议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为实现华野、中野联合的战略设想，中央决定将陈毅调往中原局任第一副司令，华东邓子恢调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粟裕则成为了华野区的主要军事负责人。
与此同时，淮海战役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化。而这场战争的胜利，关乎着中共是否能够掌握革命主动权，可谓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之战。因此，1948年11月，中央再次发出一份电报，内容称在战役前要集结五大前委，成立一个最高机构的“总前委”，并任命小平同志为书记。
随后接到消息的刘陈邓告电毛主席：“在上面下达由我们统一指挥的命令后，我们理应的应当负起这个责任。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目前我军通讯条件还较差，战况可能有所延迟，所以请求应允粟裕在指挥时能临机决断处置，避免事事请示。”
随着各项条例的定下，总前委正式成立了。而通过该事件我们也能得知，陈邓等人对于配合粟裕参战的表态，以及他们在战役中发挥出的重要的助力作用。
不过迄今为止，关于淮海战役的总指挥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在北大教授孔庆东所著的《情天恨海陈老总——陈毅》一文中就提到：“军事爱好者们普遍认为提出‘淮海战役’的粟裕作用最大。因为总前委成立后，实际上也只召开过一次会议，五位委员只来得及匆匆合影。”
当时毛主席之所以明令将战役指挥权交由资历最浅的粟裕负责，就是因为他军事才能十分卓越。粟裕曾说：“在同样的部队与武器下，高明的统帅进行了正确的引领与指挥就能打胜仗，反之则会变得被动。”
而在他的引领下，我军的确屡次取得胜利。连毛主席都评价道：“粟裕的战术，既灵活又勇敢，淮海战役他当属第一功！”所以在该战役中，粟裕的贡献是没有争议的，但关于“指挥者”的定论却另有他人，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甚至从另一种程度来说，淮海战役在战略上的总指导还要属毛主席。毕竟各战区的司令任命与人员分布是由他选择分配的，在选择时，不仅会考虑到作战能力，还有年龄与资历。
所以选择粟裕负责，也可以定性为毛主席的知人善任。粟裕被派下任务后，也只负责作战方面的指挥，后勤和统筹安排则不属于他的范畴，而是被交由总前委负责。
在作战期间，尽管毛主席给予了粟裕较大的自主权，但当时中野和华野之间的所有战事情况，都会及时抄送一份电报给中央军委，因此几乎所有战略上的重大的抉择都是由毛主席决定。
同时，他也会通过电报来下达命令，随时调整作战方案。因为只有把控好大方向、统筹全局，才能使战争取得根本性胜利，所以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中央。
当中央无法到场时，就需要指派一个代表作为指挥。
对此孔庆东称：“接着除了支持陈毅与刘伯承的两派，一是认为陈毅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的能力；二是认为刘伯承歼敌多且屡献要计外，还有一派就是拥邓的。而作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确有着最终决定权。”
因此在战役中，中央军委与毛主席的电报绝大部分都是发至邓小平，再或是以“刘陈”、“刘陈邓”、“陈邓”等开头。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及《邓小平的军事谋略》、还有影视《风雨钟山路》等中，文段与画面都参照了这个说法来撰写和拍摄。
所以称邓小平为“战役指挥”的说法是准确的。
孔庆东还称：“最后一派也就是极少部分人认为，两大野战军在三年里虽然人数占优势，但与敌方一直胜败持平，直到林彪扫平东北才算真正获得胜利。”
最后一种说法在孔庆东看来，“观点过于偏激”，但对于“独立进行指挥”一说，他也并不认同。孔庆东借陈老总之言写下定论：“淮海战役的成功，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那么在一场战役中，为何会出现“民众主导”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对于此事，陈毅也并非夸大其辞。
要知道在淮海战役期间的华东、华中、中原以及冀鲁豫的四个解放区内，民众参与度极其之高，乃至前后共出动了543万民工、88万辆车以及76万头牲畜，还动用了三十多万副挑子、20多万副担架，更甚者还捐献了9.6一斤粮食。
连陈毅也不禁感慨道：“当时的战区内几乎挤满了群众，运粮食、运弹药的、抬伤员的遍地都是！”甚至在战役的重要场地——总前委旧址所在的濉溪县临涣镇，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正是秋冬季节，该地一名志愿者民工在运送物资至前线途中不幸踢破鞋子，为了不影响战争进度，他只好赤脚推车前进。
然而在物资安全送往阵地后，他的四个脚趾头都被冻掉了。战士们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正是给百姓给他们缝制的军服和棉鞋，战士们纷纷感动不已，有人主动帮忙将民工的脚放到怀中捂热。
这幅“军民一家亲”的场景，后来还被濉溪县记载进了军事博物馆中。而在那年的寒冬里，还有千千万万个民工们“拿出最后一把米、将最后一块布码在担架上，再顶着风雪默默推动独轮车”。
不仅如此，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我军在伤员救治、兵员替换补充，情报工作等方面都实现了反转。而后解放军们就在这样没有固定后勤补给、没有空中运输的情况下，发挥出了他们极大的优势。
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民工与百姓们的加入，才给60万解放军注入了温暖与力量，最终打赢了这场空前规模的战役。因此淮海战役的胜利，不单单只是靠一个下达命令的指挥者，更在于所有人的齐心协力，在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同舟共济的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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