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日报报文化周刊在5月31日刊发了《大国梦的古老智慧——浅谈<管子>的管理之道和当代借鉴意义》，文章扼要地介绍了《管子》一书。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管子》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从读者阅读的时间成本出发，又要带着怎样的问题去读？日前，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全本《管子》，译注者李山教授在线回答了记者和读者的问题。
齐国刀形币。
四大问题
《管子》就是管仲写的书吗？
李山：《管子》一书，是否可以顾名思义地认为，是春秋时管仲的著作呢？研究表明，不是。这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也有学者称此书为“管子学派”之作。
管子即管仲、管夷吾，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就是这位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当北狄入侵邢国之时喊出“诸夏亲昵”的口号，率先张起华夏意识的大旗，在精神上统一当时的诸侯邦国，抗击外敌入侵。
对管仲的历史贡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是说他凝聚诸侯不以武力。又说：“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是赞美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敌入侵，捍卫了华夏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孔子特别以“如(乃)其仁”评价管子的功业。
《管子》成书于什么时代？
李山：管仲身后整理他的言论，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可能从春秋后期就开始了。而大量的“管子”篇章的出现，则要在更晚一点的战国时期。人们高度重视管子，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名显赫，更主要的原因是《管子》篇章的作者们有意要追寻、总结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帮助当时的战国雄主成就新的霸业。换言之，《管子》是一部阐述“霸政”的大书。这就涉及《管子》成书的背景：战国时齐国的争霸。
田齐霸业自有特点，那就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强盛的同时，学术也极端繁荣。与商鞅极力禁绝民众读书、求学相反，田齐君主多对学问、对有学问的先生们大感兴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
按当代学术界的看法，在稷下的这些学者中，就有一些人士，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这就是《管子》一书。当然，《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其他内容，如黄老道家的文献、儒家思想等等。《管子》为数众多的篇章，就产生在田齐争霸的时代。
《管子》属于“九流十家”的哪一家？
李山：稷下学宫学术交融的大背景，决定着《管子》一书的特色。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孟子》等等，《管子》的显著特色，是它思想的融通性。
可以说，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在《管子》中，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如《牧民》篇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还是《牧民》篇，称“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也”，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颇为相符；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如《权修》篇称“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颇似《商君书》的口吻；还可以看到阴阳家的思想，如《幼官》和《幼官图》两篇，其努力将人事行为限定于顺守时令的用心，正是阴阳观念的硬核；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论，农家对地利的筹划，兵家的战事计谋等等，都能在《管子》中分明地嗅到它们的气息。
因此，《管子》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说它是道家，它有儒家的内容；说它是法家，它又有黄老的思想。它的统一性，不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而表现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标的确定。为了这一点，什么学术思想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管子》是一部杂凑的书。《管子》的融通百家，是为齐国打造一个帝王、霸主的学术，这正是统领全书的中心。书中关于帝、王、霸等等的言论颇多，就是明证。
《管子》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什么？
李山：在《管子》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富国”主张。这部分内容，一般称为“轻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例如粮食与货币，当年成好的时候，粮食丰收，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如此就可以说，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若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变动不居，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类似的观点曾流行于战国东方一些国家，但像《管子》这样集中深入地加以论述，则实属罕见。
说到《管子》的经济思想，它的一些观点真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侈靡》篇说：“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鸡蛋雕一雕花再煮了卖，木柴刻纹后再卖了去烧。这样的说法，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在表达一种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多少年人们读不懂它，是因它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的经济观念差异太大。
据李山教授介绍，《管子》还提出了“商战”之说，也懂得“炒作”。
《管子·侈靡》篇反映了管子的消费观点。上文提到管子把廉作为四维之一，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但在“侈靡”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就是说，要吃那些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材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这里有学者理解《管子》的这种鼓动，是“从人欲”思想指导下的高消费。同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他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其次，他要求富者大量散发资财，以刺激雇工从事劳动，解决百姓穷困问题。总之管学家们认为对《管子》书中提倡的“奢靡”要结合其他篇目阅读，作综合分析，同时应作具体分析、辩证分析。《管子·侈靡》是值得花大力气进一步研究的论题。
经济挂帅
相对于学者大胆解读“奢靡”概念，学者乾元的观点显得务实很多，他认为，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就以称霸业为目标，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
在《治国》篇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的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粮食多是强兵、广地的基础。《管子》在《禁藏》、《牧民》、《小匡》、《乘马》、《立政》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管子》书的农时观、粮食政策、农业税制、水利工程、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把“工”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而且是“正天下”的重要因素。
关于理财方面，《管子》中也有深刻见解。《权修》中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所以必须“取于民有度”。若统治者挥霍无度，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故要求君主大臣们“取之有度”，即节制消费。
《管子》时代，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
《管子》理财的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取于民有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在《正世》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
为了保证国家财源收入，除了收入部分农业税赋外，还主要在于盐铁专卖的收入。《管子》书中谈到的统治手段是，禁止私人煮盐，这样盐价就飞涨。邻国不得不用高价来买盐，使齐国获得广大批财政收入；鼓励商人运盐、免除食盐出口税，使流通活跃起来；是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国家分利，其比例为国家三成，私人七成。凭借矿山资源所有权，国家不必出力，也可分利、大大充实了财政收入。；对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也有私营，但要控制铁器的买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控制了铁器流通，国家从中获得了收入。其次，《管子》认为一方面要重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粮食流通。以打击粮食大商人的利益。国家如对谷物不加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管子》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准平”粮食。在欠收年时要卖出粮食，在丰收年时购进粮食。即调节了粮食的供求，又从中获得利益，还避免了巨商的操纵。
《管子》书中谈到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大项的是控制森林资源。《轻重》篇中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又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茁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把国家森林木材作为获利手段。
财政支出方面，《管子》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总体要求。宫廷费用有节制标准。《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要求君主不美官室，不大兴土木，不购置奢侈品；为了称霸，军费开支适当增大。在《七法》《轻重甲》《参患》《法法》中，对军事费用有详尽论述，并写明什么功，领什么等级的赏。但也强调不轻易用兵，时机不成熟不盲目作战，以减少财政开支；外交费用量财而行，用拉拢收买手段，称雄天下，号令诸侯。《管子》一书记载用外交获得成功的事例不少；俸禄开支．主张“功当其禄”。《立政》说：“功力未见国者，不可授于重禄”。“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稷下学宫。
【浙江新闻 】
名人活用《管子》的故事
汉文帝和贾谊
秦统一后，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帝国。西汉最伟大的皇帝不是开国之君刘邦，也不是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刘彻，而是使民富国强，创建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汉文帝与他的丞相贾谊就是用《管子》的“轻重”之术来治理国家。他们在朝堂上研究讨论铸币官营、盐铁开采、粮食平粜，用的就是管子的“轻重”理论。
贾谊上书说：“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食货志》一）。武帝征服匈奴，军费开支巨大，任用桑弘羊主管财政，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的政策，也用的是《管子》“轻重”之术。那些激烈的争论和慷慨陈词的故事，都记载在《盐铁论》中。汉宣帝与耿寿昌设立常平仓，粮贱时籴入，粮贵时卖出，以平衡粮价，也出自管子的理论。
刘备父子和诸葛亮
大家熟知诸葛亮对管仲的崇拜，他未出茅庐时，即自比管仲、乐毅，熟读管仲和孙武的用兵之书；他辅佐刘备之后，运用《管子》“以民为本”“选贤任能”“廉为国维”的理政之策，创建了鼎立三分之天下。他又把《管子》语录抄下来让刘禅学习。这一切都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集》《诸葛亮诫子书》中。
宋高宗被要求读《管子》
晁公武（1105—1180），是宋高宗赵构的临安府少尹。北宋在与金国的交战中，屡战屡败，徽、钦二帝被俘，高宗逃到临安称帝。在国破家亡，社稷岌岌可危之际，晁公武想起了管仲之书，建议新皇帝读《管子》，励精图治，重整江山。晁上书说：“予读管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后之欲治者庶几之，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学者何可忽哉！”（见《郡斋读书志》）
宋哲元印《管子》助抗战
1937年，日本经过喜峰口大战，攻入长城，创造喜峰口大捷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将军，经历了宦海沉浮和浴血奋战，面对日本人的飞机坦克，他想到了《管子》一书。他在军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影印了朱墨套印本一千套《管子》，赠送国民革命军的军政要员。
他在自写的序言中说：“余尝谓读书必求实用，而我国古书浩如烟海，自诸经而外，或流于空虚，或涉于繁碎。独《管子》一书，详确精覈，最合时宜，非空谈玄理者比也。其制地分民之制，颇与近代社会科学相吻合，足为办理保甲自治者所借镜。其言轻重九府，亦多合于经济学理，治财政者当取资焉。至于‘三本’‘四维之说’，‘百季树人’之论，则尤经国治民之大本，而当今救世之药石也”。“昔太公佐周氏传兵法，管子实绍其绪，故言兵尤精微，合于古圣之遗旨。其作内政以寄军令，则近代征兵之先导而管子治国之基础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危亡，创造了“大刀进行曲”，唱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面对内忧外患之时，他让二十九军军政要员，人手一册《管子》，去夺取抗战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好好通读《管子》吗？
毛泽东用《管子》惩治贪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毛泽东面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行为，愤怒地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见熊辉、王孔容《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
毛主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出自《管子·牧民》，全文是“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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