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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淮剧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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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是淮剧的发源地,也是淮剧流传的最主要地域。周恩来在此地长大,对淮剧有着不解的情缘。
周恩来喜爱戏剧,也是个十分懂戏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任开国总理,政务十分繁忙,但他仍然一直关心和热爱文艺事业,多少年也没有忘掉他的家乡戏——淮剧。
一
由于在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笔者接触到许多曾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周恩来批评人、责备人最厉害的是两句话:“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后一句话人人都能听懂,可前一句话许多人却不知就里。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周恩来外事秘书、后曾任我国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他问我说:“老秦,你是总理家乡人,你知道总理批评人说的‘胡闹台’是什么意思吗?”
带着马老的疑惑与嘱托回淮安后,我曾走访过地方上的许多淮剧老艺人,并结合自己小时看淮剧的所见所闻,基本上弄清了“胡闹台”的出处和它所表达的含义。
原来,发源于淮安的淮剧在初始阶段,没有剧场等较好的演出场所,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有钱人家过生日、祝寿和娶亲等重大喜庆日子时才被请去唱戏。演出地点有的是临时搭台,有的就在住家户的天井里。演出的内容也是由供饭给钱的人家直接“点戏”。
一出戏点下后,戏班子得进行准备。那时唱戏是没有剧本的,全是由艺人们口口相传。而人家点的一出戏一般要唱三五天,甚至还有唱上十天半月。一出戏怎么能“拉”那么长呢?第一靠锣鼓、乐器敲打出气势和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消磨一点时间；第二靠台上演员根据戏的情节尽情发挥；第三就是在正本戏上演前加一点闹台戏。闹台戏的唱词和说词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演这些闹台戏的目的是为了耗去一些演正本戏的时间,其唱词、说词、做功都是胡编乱造的,只是一味的逗笑、取乐,没有一点实质内容,所以人们就称其为“闹台戏”。有的人会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真是胡闹台!”童年的周恩来曾随他的生母、嗣母等家人看过一些堂会戏,也自然看过正本戏前边加演的闹台戏,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以致多少年后,他批评人或责备人时,还常常使用“胡闹台”这个词语。
二
虽然12岁就离开淮安,一生再未归乡,但周恩来一听到儿时熟悉的淮剧,他的乡情乡思便会被唤起。
1939年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前往皖南,顺道赴浙江绍兴祭祖,开展统战和其他革命工作。在返回途中路过广西桂林的时候,他得知一支宣传抗日的革命儿童团体新安旅行团住在桂林的东江镇小学。因为“新旅”不仅来自他的家乡淮安的新安小学,而且当时还是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特约文艺团体,所以于公于私他都要前去看望新旅的孩子们。
据当年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回忆,那天一起去的除了他和周恩来的警卫长邱南章之外,还有黄埔一期生、“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其身份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
那是1939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贺衷寒和他们的随从人员一行来到新旅驻地东江镇小学。在离该校还有三四百米远时,周恩来就听到了新旅孩子们演奏、演唱的家乡淮剧小调。那丝丝乡音唤起了他的缕缕乡情,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把贺衷寒远远地甩在身后。
周恩来行事缜密,早在前往皖南的时候,就曾秘密通知新安小学校长、新旅顾问汪达之和新旅总干事徐志贯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向他们交代过新旅的工作方针、遇上意外情况的处置等等。这次来新旅驻地的头天晚上,他又悄悄约见过新旅负责人。所以,他和贺衷寒一起公开面对新旅小团员们时就只剩下拉家常、看望和问候了。贺衷寒也跟着他插了一些问候话。在暖暖的爱意中,周恩来请小朋友们给他唱一段家乡戏——淮戏。随着悠扬的胡琴声,新旅的小朋友们立即用《四季游春》小调唱了起来:
春天到了遍地麦子青,
青年人要当兵；
参加新四军,
挂红花,骑洋马,
去打东洋兵!
挂红花,骑大马,
去打鬼子兵!
…………
周恩来一边跟着孩子们哼唱,一边用手给大家打拍子。淮剧那熟悉的旋律似乎唤起了他的丝丝乡情,多少缓解了他的乡愁,也让人们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光明前景。
三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3个剧种参加了这次会演的演出。结果,作为淮剧界“领头羊”,上海人民淮剧团选送的淮剧《千里送京娘》《种大麦》《兰桥会》,以及黄梅戏《打猪草》《夫妻观灯》,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等获得戏曲会演一等奖。
会演结束后,作为主办单位的文化部特意将毛泽东的家乡戏湖南花鼓戏和周恩来的家乡戏淮剧调进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专场。淮剧演员筱文艳、何叫天把《千里送京娘》《种大麦》两出小戏演得妙趣横生、生动活泼,博得中央首长的阵阵掌声。
演出一结束,周恩来就大步流星地来到后台一一和演员们握手。当有人向他介绍演员筱文艳时,周恩来立即笑容满面地说:“你演得很成功,我祝贺你!”随即,他又告诉筱文艳,刚才毛主席也看了戏,说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筱文艳一听马上回答说:“谢谢主席、总理的关心,我们回去一定好好修改!”
周恩来一听她那一口苏北乡音,马上高兴而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淮安人。”筱文艳兴奋地回答说。
“噢,我们还是同乡呢。你老家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周恩来紧紧握着筱文艳的手问道。
“在乡下,(淮安)东乡车桥。”
“车桥?我知道,那是我们淮安乡间的第一大镇。那里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庙会很有名。我小时候曾经跟着家人去过一次车桥,是从涧河上坐小木船去的。”周恩来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已陷入深情的回忆。然后,他又问:“你回过老家没有?”
“还没有。”
“我的老家在淮安城里,也已经几十年没回去了。你如有机会回去,代我问乡亲们好!”
“好,我一定记住,代您问乡亲们好。”
交谈间,周恩来浓浓的乡情溢于言表。
笔者曾于1979年、1995年和1997年3次采访过筱文艳。她告诉笔者,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淮河大水,她家被淹,父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独轮车推着只有5岁的她离开家门,沿途乞讨,一直逃荒到上海。老家究竟是兴化、宝应还是淮安,她因为当时岁数太小,已经记不清了。到她9岁那年,父母在上海染病,因无钱医治,后相继去世。父亲在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苏北老乡一户张姓人家。这位姓张的养父是淮安车桥人,所以筱文艳也就落籍淮安。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依据筱文艳回忆她父亲用独轮车推着她离家这事来判断,她的老家是淮安可能性最大,因为兴化、宝应早年都是水乡,人们出行多是乘船,只有淮安的农民,大多数都把独轮车当作主要运输农具。
从1952年周恩来与筱文艳第一次见面后,周恩来每次到上海或是筱文艳每次进京演出或开会(筱文艳系全国政协委员),只要周恩来有空,都要约见她,前后达24次。1964年,周恩来还特邀当时在京开会的越剧演员袁雪芬、话剧演员张瑞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和淮剧演员筱文艳这四家剧种的“四大名旦”到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家里做客。周恩来和她们亲切地谈戏,既谈剧本创作,也谈舞台创作。
筱文艳向周恩来汇报说,淮剧传统剧目《秦香莲》结尾太压抑、太沉闷。为了体现中国劳动妇女敢于抗争、求解放的性格,她所在的上海人民淮剧团已经把《秦香莲》改编成《女审》,并已经拍成淮剧戏曲电影。
笔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看过这部电影。它的情节是秦香莲被韩祺追杀,在走投无路、告状无门的情况下,反了官府,上山当了山大王。在外族入侵时接受朝廷招安,为国立功,秦香莲凭军功当上了五军都督,倒过头来亲审忘恩负义的丈夫陈世美。审陈世美时,筱文艳扮演的秦香莲头上翎子飘逸,威风凛凛。她那一段淮剧《滚板》多达上百句唱词,可是她一气呵成,气贯长虹,赢得银幕下阵阵掌声。这一改动将原来的悲剧色彩冲淡了,少了一点现实主义精神,多了一点浪漫主义色彩。但周恩来在听完筱文艳讲的《女审》戏剧情节后,却并不为所动,反问道:“《秦香莲》的戏剧情节已经流传了多少年多少代了,你们这样大幅度的改动,观众能接受吗?”
听了周恩来的教诲,筱文艳原打算进京演《女审》的计划取消了,电影《女审》也很少再放映了。
1958年秋末,筱文艳率上海人民淮剧团首度到淮安,在淮安、清江(今淮安市市区)上演了淮剧传统戏《秦香莲》《水漫泗州》等剧目。筱文艳并没有忘掉周恩来要她到淮安代他向乡亲们问好的这一嘱托。在演出这些剧目时,她均先行登台,向台下观众致意说:“我受总理委托,代他问乡亲们好!”观众听了都很激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当时,两淮人民特意向筱文艳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镶有一首颂诗:
花开上海,根扎两淮(指淮阴、淮安)；
勿忘故土,今后常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淮剧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专门托人代为向筱文艳问候,鼓励她多去码头、工厂、农村,多为工农兵演戏。笔者每次采访她时,筱文艳回忆起这事都是热泪盈眶。1997年她最后一次到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时,还专门在接待室《游客留言簿》上题写了“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心中!”当时在她身旁的人悄悄说:“你多写了一个‘心中’。”她立即眉毛一扬地说:“这是我故意多写的,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和感谢之情!”
四
上世纪50年代初,一次,周恩来到上海,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陪同下看完上海人民淮剧团和江西赣剧团的演出后,他略显自豪地对陈毅说:“陈老总,你看,还是我们的淮剧不错吧?”陈毅豪爽地回答他:“那当然,淮剧是总理的家乡戏嘛!”周恩来一听笑了。
戏散场后,上海市文化局领导和刚刚卸完妆的筱文艳一起向周恩来汇报说,他们打算腾出一座剧场,作为主要演淮剧的基本剧场,想请周恩来这位老乡给起个名字。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连忙问:“是什么剧场?”
“原来叫金城大戏院,现在作为演淮剧的基本剧场,我们打算起名叫‘淮光’。”筱文艳抢着回答。显然,作为淮剧演员,她比在场的其他人都更加关心演淮剧的基本剧场。谁知周恩来连连摇头:“‘淮光’?谐音不好听。”
“总理,现在还是请您给起个名吧!”
“这座剧院在什么地方?”周恩来略一思索问。
“黄浦江边的黄浦区。”
“好嘛,黄浦江畔。我看是不是就叫黄浦剧场?”周恩来微微笑着征求大家意见。他的话音一落,陈毅就带头鼓起了掌,引得场内掌声一片:“好!这个名字好,就叫黄浦剧场!”人们异口同声,场内喜气洋洋。周恩来当晚回到住地,就让人找来纸墨笔砚,亲笔题写下“黄浦剧场”4个大字。
1961年初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缺吃少穿。周恩来去上海工作期间,到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观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彩排的话剧《燎原》。幕间休息时,周恩来向上海方面有关同志询问最近文艺界的情况。人们就告诉他,一些戏剧的上座率不高,只有苏州评弹还好些。周恩来立即问道:“淮剧怎么样?”回答是“不太好”。
周恩来听了之后,说:“淮剧起源于劳动群众之中,是劳动人民喜爱的。过去没有剧场,现在虽然中心区有剧场,也不要只在中心区演出,要他们经常到工厂、到工人俱乐部、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去演。这样,他们的市场就有了。”
1962年秋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即将到江苏盐城检查边防和大比武等情况。周恩来向前去请示工作的罗瑞卿交代说:“罗老总,你到了苏北盐城后,可别忘了看淮剧。淮剧的唱腔很丰富,有人情味。”
罗瑞卿连忙点头答应,还说,回来时一定把淮剧的情况作为工作内容汇报。周恩来听了,满意地笑了。
周恩来对淮剧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不仅因为他是淮安人,更重要的是淮剧起源于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属于劳动人民所喜爱的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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