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钟灵毓秀，孕育出了不少人杰，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因此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巴蜀。对于巴蜀具体所指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
宋朝时期的巴蜀是指巴中、重庆、云贵川部分区域和两湖，到了东晋时，巴蜀主要是指涪江流域一带，其中，重庆和成都是重要的节点城市。
两座城正好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处在四川盆地中，可连通东西，又适宜农耕，因此从古到今都是西南极为重要的城市。曾有好事者想要区分出到底是成都更好还是重庆更好，但未能形成统一的定论。
01同处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成都和重庆既紧密相连又相互竞争，近代抗战期间，两座城都是我国重要的抗日敌后根据地。
1935年，日军在华作恶之气焰日渐嚣张，为了保护有生力量从而更好地抵御日寇，我国沿海一带超过200家工厂搬到了重庆。
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重庆多山地，在地势上天然对防守有力，因此自1935年后，其他地区的重要文物和工厂也都迁到了重庆。1940年，国军将重庆设为陪都，这使得重庆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然而成都也不弱，处于平原腹地的成都河网纵横、物产丰富，又便于交通，再加上发达的农业和繁盛的人口，向来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抗战时期，成都作为敌后大基地，向全国输送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粮食。
同在巴蜀的重庆和成都，就像是相爱相杀的两兄弟，实在难分伯仲，因此难免在资源配置问题上有所拉扯。针对这种局面，有人建议对这两兄弟分家治理。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有专家建议让重庆兼并周边几个县市，然后单独划分成一个新的三峡省。这项建议一开始被国家采纳甚至准备筹建了，但后来不知为何又遭到搁置。
到了1984年，三峡工程涉及到的移民问题亟待解决，国务院总理在仔细调查研究过后，提出了筹建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建议。
可惜这项建议很快就被撤销了，因为若是真正执行起来的话，新的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和作用，会和珠三角一带产生重叠。
所谓特别行政区，是要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强力作用的，但重庆多山且深在内陆，地理条件存在一定局限，很可能在经济上干不过沿海城市。
02眼看着方案接连碰壁，于是原本被搁置的“三峡省”的概念又被重新提及。没过多久，这个概念再次被打了回去。因为“三峡省”所预设涵盖进去的范围实在太小，作为中心的重庆位于西北腹地，能吸纳的地区大多只能从陕、豫、川分过来，这种做法在行政上能起到的作用不大。
事情发展到这就陷入了僵局——重庆无法单独建省，而成都又被列为四川省会，如何平衡和区分好这两兄弟的地位和作用呢？
对于“如何安排好重庆”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最终得以拍板。当时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下，国家决定将重庆单独列为直辖市。
这个方案有很充分的现实支撑：
首先，三峡工程涉及到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这些需要被迁走的民众之前大多生活在巴蜀，若重庆真的单独成直辖市，不仅能让移民们尽快安顿，也能让重庆的规模和建设跨入新的阶段。
其次，当时我国已设立的直辖市全都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一个直辖市都没有。而重庆作为西南要塞，单独成为直辖市后能集中经济和资源，从而更均衡高效地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三，重庆单独成直辖市，能为人口过于密集的四川分担一部分压力，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当时的国情和发展战略部署，在邓小平同志的拍板下，重庆成了直辖市。
03其实早在1919年，邓公就与重庆结下过不解之缘。邓公的故乡是广安，和重庆只隔着不到120公里，他曾在重庆预备留法学校念书，因此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先进的革命精神；1949年，邓公曾任西南军区政委，在任期间他亲力亲为，带着群众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还肃清了当时社会的混乱风气。
1965年，邓公到重庆进行视察，重回故地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在之后的日子里，邓公一直关注着这里的发展，因而一力促成重庆单独成直辖市。
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符合民族需求和国情的决定，邓公没能等到它真正执行落地的那天。1997年2月，这位93岁的老革命永远离开了我们。
此时距离重庆正式获批成为直辖市的3月14日，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的重庆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枢纽和内陆开发高地的重庆，有着丰富的旅游和饮食文化资源，工商业的发展也很成熟，经济政治地位都不容小觑。邓公若能得知，想必心中一定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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