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位记者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共有四大史诗,它们分别是以色列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远征俄国以及美国西部的拓荒运动。然而他认为这四大史诗与中国的红军长征相比都会黯然失色,那么红军长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苦难辉煌》一书来揭晓答案。

关于讲长征的书籍(一本书带你了解整个长征)(1)

红军长征行进图

金一南先生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信息量巨大,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过程,这是我目前所知的关于长征最为详实的记述,读完此书更是对“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句名言有了更透彻的体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然而这种俄式的城市暴动道路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至此,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应运而生。1931年,红军在以瑞金为核心的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共两个政权的对峙至此拉开帷幕。

为了消灭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蒋介石调集重兵先后对此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然而,以博古和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摒弃了此前毛泽东和朱德在前四次反“围剿”中的成功经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范围急剧压缩,红军被合围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保存革命力量,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摆在红军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成为长征的序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以一、三军团为主,也被称为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奋斗了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蒋介石起初判定一方面军此行意欲同位于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因此调集重兵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先后布下四道防线。

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各有各的地盘,也各有各的算盘,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与各地方军阀之间的博弈为红军最初的长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红军顺利突破了国军位于赣南的第一条防线。在继续西进的过程中,广东军阀陈济棠竟然主动联系红军,毕竟这位具有“南天王”之称的地方实力派既不想公然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更不想中央军借“剿匪”的名义入粤。讲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陈济棠“礼送”红军出广东,这也是陈济棠敌不犯我,我不歼敌人这条耐人寻味的模糊军令的来源。

然而,整个长征之路仍然凶险异常,红军突破敌人三道防线后便迎来了血与火的考验——湘江战役。蒋介石构筑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由湖南的何健和桂系的白崇禧负责,相对于何健的“坚决执行”而言,具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这样湘军与桂军共同守防的湘江防线自然不是固若金汤,但是红军依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86000多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为30000多人,但是经过血与火“洗礼”后的红军依然奋力前行。

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无疑,继续西行必然凶多吉少,这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军改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势下,红军拿下黔北重镇并在此召开了闻名后世并且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详细分析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大会不但肯定了毛泽东,而且使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虽然遵义会议对于危难中的党和红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并非后世所设想的那样:毛泽东获得军事指挥权后,红军就可以高歌猛进了。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作战目标和行军计划。首先,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在川黔边界开辟根据地的设想落空。接下来,中共中央和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的“神操作”,蒋介石也明显感受到久违的轻灵多变的指挥风格又回来了。前有围堵,后又追兵、侧有拦截,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似乎永远让敌人捉摸不定。虽然赤化贵州落空、进军川北受阻,但红军却搅得敌人“团团转”,打乱了他们的追缴计划。最终,毛泽东指挥红军入滇,并在成功调动滇军后北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路凶险,一路飘忽灵动,回过神儿来的中央军和滇军似乎只能“望洋兴叹”。

中共中央和红军成功入川,然而危险并未就此终结。后有中央军尾随不舍,前有川军的严阵以待。一条大渡河拦住了红军的去路,历史上翼王石达开的悲惨命运似乎要重现了,然而一军团22名红军战士却气壮山河,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合,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关于讲长征的书籍(一本书带你了解整个长征)(2)

飞夺泸定桥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在阴谋分裂党和红军。此时的中央红军几经波折人员锐减,总兵力不足一万人,而四方面却有八万人之多。张国焘的“唯实力论”使得自身野心急剧膨胀,攫取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为刚会师后的团结布下了一道阴影。挑起“萧墙之祸”的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劝阻,极力主张南下,脱身于虎口的一方面军根据实际选择北上。两大主力会师后却令人遗憾地分道扬镳了,历史最终证明了中央中央的正确性。

此后中央红军几经波折,终于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并与活动于此的红十五军(陕北地区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从鄂豫皖出发的徐海东领导红二十五军已经会师)胜利会师。南下受阻的张国焘不得不与贺龙领导的活动于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北上,三大红军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红军在经过了千难万险后实现了浴火重生,同时也铸造了不朽的长征精神。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中国革命再次迎来了希望和曙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大的长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奋斗目标,播撒下中国革命的火种,最初的星星之火终将形成燎原之势。长征是不朽的史诗,长征是永远的丰碑,长征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不懈奋进历程的见证,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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