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一系列从历史兴衰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有关民本思想的理性认识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阐释，不断丰富、完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治国理政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时期。那时，贫民暴动，尤其是武王伐纣的成功，让人们认识到民众的地位和力量。先秦典籍《尚书》中出现了“重我民”的思想。一般认为，《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一词的最初来源，由此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
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激起了共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后，历代都有思想家对这一理念进行阐发，如西汉贾谊在其《新书·大政上》中强调国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核心观念是顺应民心。自商周以来，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民心便是天命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说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将得民心看作得天下的关键。
自古以来，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意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盛衰治乱的重要因素，只有遵从人民的意愿，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在君民关系上，民本思想体现为“民为贵”的观念。
先秦思想家孟子提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荀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君民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使得民本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唐太宗君臣总结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至理名言。
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倡导“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同书中《原臣》篇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在国家治理观念上，民本思想体现的是为政以德。
商王盘庚曾提出“施实德于民”，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尚书·尧典》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论语·为政》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要求君主施政以仁，凝聚民心，以达到国家安定、人民安乐的目的。
在国家治理实践上，民本思想体现为重视民生。
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则关乎国运，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固本安民、养民、恤民、惠民、利民、富民等民生政策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富国》主张君主对民众应当“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
宋代思想家程颐以顺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为为政之本，提出养民之道在于爱惜民力。清代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以富民为宗旨，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倡导“切于民用”的“工商皆本”，认为赋税一代比一代重，“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提出“授田于民”，轻徭薄赋，“遂民之生，使其繁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经由数千年历史的洗礼，民本思想在历代王朝兴衰中不断发展、完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态。
民本与君本
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历代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民本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民本思想产生于夏商仰尊天命，“事鬼敬神”“率民以事神”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左传》引虢国史官史嚚的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和社会生产中的价值。
“民为邦本”是民本思想的核心，民被看作是国家政治之本，“民”的地位和作用也被提高到维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权。为保持社会政治清明和正常运转，统治者要把民众的意愿、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在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使民以时”；为官者要节用爱人，体察百姓疾苦。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统治者重民恤民裕民，推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维护政治体制的秩序。
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许多共同特征。一般而言，盛世都是大乱之后，王朝新一代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适时修正前朝治国理政思路，顺应民心，推行利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实现盛世的目标。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实现盛世的重要理论基础。
当然，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
比如缺乏制度的保障。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由明君贤臣、清官廉吏来倡导和推行这些民本政策，缺乏应有的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再比如，民本思想服务于统治君主的立场。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是为了“邦宁”，孟子的“民贵君轻”也是为了“保民而王”。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本思想往往被当作统治的工具，统治者的“重民”实为治民之术。
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但民居于社会下层，又被称为庶民、黎民、草民，处于与君相对的被统治地位，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充其量是赐民恩惠，“君为政本”“君为民主”才是最终目的。这使得民本思想在推行的过程中，实际由民本变成了君本，民众只能在求取温饱的底线愿景中苦苦挣扎，终究无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
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人民的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践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的思想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恩赐”惠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传统民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进一步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些引述在的讲话中频频出现。他始终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号召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坚持群众路线。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将是否坚持群众路线上升到是否遵循历史规律的高度。他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他还提出了我们党遵循群众路线的四个方面：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我们要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反对、喜悦和不满以及承诺和不赞成视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的基本标准。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70年来，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人民是建设者，更是受益者。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产党人的终身追求和奋斗目标。
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基于这一崇高的使命担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
作者：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1期，原标题“治乱兴废事 万民忧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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