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易佳颖 上海报道，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思想者刘士林谈城市规划?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思想者刘士林谈城市规划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易佳颖 上海报道
漫步愚园路，阳光下的树影斑驳，104年的历史划过，留下的痕迹依稀，与旧时光交错的是新兴的消费业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
“上海市愚园路更新的案例，告诉我们城市更新的另一种方法，不一定非得是从一个旧房子变成一个新房物理化的转变，而是可以摆脱对物理路径依赖，通过新业态引入街区也能实现建筑的价值提升。”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首席设计师刘迪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流量取代容量成为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
愚园路是上海长宁区著名的一条马路，不仅有着浓郁的历史格调，还是潮流、小资品牌的聚集地。早在2015年，愚园路便开启街区改造，2019年更是实现了街区的整体转型升级。在刘迪看来，现在把建筑的场所内部更新业态，跟建筑本身结合起来，城市更新得以创造价值。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价值，再通过金融估值在市场上进行价值兑现。未来城市建设中要被广泛采用的新的一种沉淀循环的方式，资本通过“投资空间—资产运营—推高流量—估值升高—变现退出”实现循环，进而重新搭建起空间生产中人地财对应的新资本循环模式。
毫无疑问的是，城市空间的增量时代转为存量时代已成为共识。2021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
与此同时，刘迪认为，疫情之后，未来社区可能也要逐渐建设自己的冗余系统，有备用的系统来抵抗突发事件对社区带来的影响。
流量时代
《21世纪》：城市更新的关键点是什么？你如何理解流量和城市更新的关系？
刘迪：现在，我们去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蛮有价值的。
原来，我们做城市开发一直有一个路径依赖，经常是碰到一个片区，如果陈旧了就要把它拆掉改成新的高楼。现在我们所有的土地出让得已经余量所剩无几的时候，这种模式下，我们很多儿时的记忆就全都消失掉了，这样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新的建筑没有原来的老建筑那种场景感、新引力。
去年，住建部出台了一个有关文件，针对城市更新行动，要杜绝大拆大建，拆建比不能超过20%，这就意味着至少要80%的原来的建筑要保留下来，这样也倒逼我们去思考原有的老建筑在经历建筑翻新之后，如何让它的价值能够提升得更多。
原有的这些建筑引入新业态会让它更吸引年轻人，流量产生之后，我们发现它还有金融的价值，不光是我们看到营业额的增长，由于人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建筑转让的金融评估的价值提高了好多。
《21世纪》：在街区店铺设置、业态组合、精神内容构建上如何进一步吸引流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迪：首先是要关注年轻人的需求，不是说年龄歧视，而是年轻人的需求会有他的消费力，同时有传播力，年轻人的需求会带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
一些国潮品牌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广受年轻人的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业态中满足这一需求，一些冷门的品牌，反而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未来，这些街道的业态，一定是要跟大型商业、超市、超级的商场等，拉开差异度。上海像愚园路、安福路这样的17条小马路，它的零售总额相当于7个龙之梦这样的商业，足见需求的潜力有多大。
关键就在于错位营销，我想如果在这街道上开星巴克，是做不了这样的规模。
这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我们在做城市规划、街道设计的时候，这些聚合城市、城市复兴的比较重要地方，如何让年轻人喜爱，同时把历史文化的价值，功能区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标志。
《21世纪》：例如愚园路、安福路等上海的案例对于全国不同级别的城市是否有可借鉴的意义？
刘迪：这也是我接触到很多规划师经常会发问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推广的价值，在上海能成功，到一个三线的城市还能够成功吗？
我个人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老百姓的需求的视角来讲，现在人均收入提高之后，对于一些普遍性的需求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基本差不多。
现在，大家需求的空白还是在于一些小众需求，在一个丰裕经济的模式下，我们看到了这些需求，逐渐的被商家所挖掘出，被社会所需求。只要是通过业态的合理化设计，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四线城市，一些原来不被我们看好，或者是不被大众所畅销的这些产品都可以变得有市场。
此前也缺少社交媒体这样的宣传的平台，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现在通过广泛的宣传，这些需求被激发出来，这些新业态的店也能活得很好。
例如，苏州的淮海街街面上开的不是肯德基，不是星巴克，而是熊爪咖啡，从这样的案例来看，它具有可复制性，它是另一种营销的模式，被年轻人需要，被年轻人欢迎。
新资本循环模式
《21世纪》：这些改变，会给城市规划设计带来哪些改变和挑战？
刘迪：就像我第一个问题讲，原来我们做整体规划比较熟悉的路径，可能是我们国家在过去的30年的发展路径，基本上还是靠增量，新增一块土地，再去把它做成一个新的住宅或者商业综合体，来激发新的需求。
现在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建筑的场所内部更新业态，跟建筑本身结合起来，城市更新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价值，再通过金融估值在市场上进行价值兑现，这样一个新闭合圈就产生了。
这可能是未来城市建设中要被广泛采用的新的一种沉淀循环的方式，区别于之前的产品模式，资本通过“投资空间—资产运营—推高流量—估值升高—变现退出”实现循环，进而重新搭建起空间生产中人地财对应的新资本循环模式。
《21世纪》：也有城市更新中网红空间的“昙花一现”现象，如何维系流量？于城市规划而言，能做些什么？
刘迪：快闪空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会把土地分成各种颜色，红色代表商业，黄色代表居住，意思是这块土地的使用性质只能是作为商业服务业来使用，不能作为其他的空间来使用，实际上就造成一个问题，空间的使用是与时间挂钩的。
比如，一座写字楼在下班之后，没有任何活动了，居住区则是早上上班之后也失去了人流，以往在规划的时候，比较强调功能分区、功能独立，所以的话当我们不去改变就出现了困扰。
快闪空间的含义是什么？例如，在一个广场上，按规划是提供给市民日常的休闲活动，散步、甚至是跳广场舞的空间。大概在傍晚的时间，有一些快闪店出现在广场上，从城市规划运营的角度上，其实是不符合运营规定的，把一个商业空间放到原本规划做广场的，空间性质是矛盾的，但是市场有这样的需求，这既很吸引人流，也很吸引人们拍照传播。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规划未来要尽量做到地块兼容、混合。如果我们把每个居住地块都混合有一部分的商业空间，我们就能保证这个地块它可能全天有12小时都有人的活动，他不光是在居民回到家里之后，可能在上班之后，商业可以把它活力激活。
现在的规划，尤其是城市中心地区，特别强调用地功能的混合、业态的混合，从快闪空间可以看到是市场自发在做工作，所以未来城市规划也要适应这种市场需求，形成一个混合的空间中适应市民的24小时的活动的需求，这样才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
增强城市韧性
《21世纪》：街区在兼顾流量的同时，如何保障居民的生活？例如，武康大楼出现的居民投诉反馈的问题等。
刘迪：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出现。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空间的模糊，从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来讲，由于网红建筑不是一个景点，像之前的良友公寓，网红场景是内部的螺旋楼梯，但这已经是居民的私有领域，所以后来在入口处多加一道门禁。这就是法律可以界定的。
但武康路大楼的区别在于其被重点关注的是建筑的外观，其实这也是幸福的烦恼。原来田子坊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老百姓一直在抱怨被侵犯隐私，正在洗脸，就有游客穿堂而过拍照。
一般可行的做法，还是通过市场来调节。街道上的商家是很渴望这些流量，而大楼里居民似乎还觉得作为居住功能来说，比较排斥流量，尤其是老年人，这是一个供需上的矛盾，有供需上的错位，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平衡。
如果这些居住在武康大楼的居民通过房屋置换，换到旁边的比较安静的地区去住，把需要信流量的业态吸引到武康路大楼去经营，这样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就解决了，通过市场的手段是可以调解的。
《21世纪》：疫情之下，社区管理、建设，绿地，公共空间等城市规划短板凸显，疫情带来了哪些城市生活的新需求？如何实现？
刘迪：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
我们原来有个居住单元或者叫大居住区的概念，就是一个片区里可能是几万人，集中的去做配套设施、引领设施，这样是比较高效的，这也是国家居住区建设的一个普遍模式。
原来这种比较追求效率、集中化、规模化的模式好像有些问题，未来小型化、分布式社区服务设施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有一些小型卖蔬菜、卖水果的店分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这样就有一些腾转空间，这样抗疫情干扰的能力，城市韧性就更强了。
二是智慧化，疫情期间，智慧城市、智慧配送就发挥了非常重要。数字城市的建设，在抗疫情的韧性上，具有优势所在。
三是冗余，我们在考虑城市社区的配套时，总要多想一点，假如说这2万人，可能需要一个菜市场、两个超市就可以了。
但在具体落地的时候，这样是有风险的，我们可能需要在空间上做一些预留，比如做三个超市，相对分散一点、规模小一点，在基础设施上做一些冗余，一旦一套系统或者说某一个片区发生瘫痪，还有一套备用系统可以去接续。就像电力、燃气等系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里都有一套冗余系统。疫情之后，未来社区可能也要逐渐建设自己的冗余系统，有备用的系统来抵抗突发事件对社区带来的影响。
【瞰见长三角·2022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解读专题】
本篇采写：易佳颖
编辑：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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