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就嘱托你一件事，千万别把我往（牛X）那方面写，因为本身也没那么（牛X）；导演习辛和宁海强对我帮助最大」。从晚上8点半聊到12点，这是戏骨宋运成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临近耳顺之年，宋运成（注1）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在古镇南昌郊区这座独门独院的大房子里，他依稀有了东晋诗人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些许感觉。
不拍戏的时候，他每天睡到自然醒，就着一壶茶香，在二层的书房里挥毫泼墨；偶尔还做下篆刻、搞个泥塑。
“修身养性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人活到最后不就是图个明白和心安吗？”宋运成一边说着，一边用根卡尺在对一尊泥像做凌迟一般的修整。
我突然意识到这门艺术的魅力，在它的过程里好像蕴藏着人生的禅意：人由一棵幼苗扩张为遮天大树，时间会逐渐地削去那些嚣张的藤蔓，最后把它尘封在抽屉里。
然而修剪自己谈何容易。
“人的本性很难改变，我之所以没有到那个（更高的）程度，与我这个人的个性太直有很大关系。”宋运成说。
他也曾尝试往「婉转」的风格调一调，“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现在还是做不到，索性也就算了；偶尔可能会给人倚老卖老的感觉？其实我只是不想绕弯子。”
午饭后，宋运成到院子里拾掇花草、耕锄起垄，心想着要紧挨着院墙再种上几棵香樟树。
如果不细说从头，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拿奖拿到手软的国家一级演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焦虑或者说是内心不够安定的状态中。
与很多早年「北漂」的演员不同，宋运成的起点颇高，甚至还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1979年，时年18岁的宋运成已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奸细》中，出演了人生的第一个角色，那部老电影的主角是宋春丽。
过了两年，他又出演了自己第一部电视剧。
他的同学忆起那时的宋运成，说他有些像「哈尔滨文艺界顽主」般的存在，“青年宫、工人文化宫里，总能见到宋运成活跃的身影。”
1981年，宋运成的艺术人生迎来了重要拐点。
那年，江西省话剧团几个老艺术家，出于为国家培养一批话剧人才的使命责任，将目光投向了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的青少年，不论从普通话发音还是形象上，都更有先天条件成长为优秀的话剧演员。
“我记得，当年江西省文化厅为此特批了16个中专招生名额，考上的人直接进入江西省文艺学校（注2）就读，学、住、吃等一切费用全免，而且全都是干部指标。”宋运成说。
在那个中专文凭含金量很高的年代，毕业就以干部待遇分配工作，这可是件大事。
经过筛选，有4700人进入考场，最后有10男6女被拣选，宋运成是幸运儿之一。
在当年落榜的年轻人中，有一个长相看起来有些「目瞪口呆」的人，他第二年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这个人就是当下极有观众缘儿的老戏骨倪大红。
“8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年中戏、上戏、北影、军艺都没有（在哈尔滨）招生，只有江西过来了。”宋运成说。
三年闻鸡起舞的青葱岁月很快过去。1984年，宋运成毕业进入江西省话剧团工作，那年他刚过22岁。
与刚到江西时的意气风发相比，此时本该正显风华的宋运成，心中竟陡生几分悲凉。
因为，他看到话剧这门艺术正走向衰落。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话剧艺术曾经到达过它的巅峰时期，包括诗歌文字、戏剧和戏曲，都在那个时候有过相对短暂的绽放期。”宋运成说。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1983年「包产到户」的经济方针施行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民争当「万元户」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话剧愈发受到冷落。“人心炽热、街头喧闹，能静下来走进剧院看场话剧的人，几乎没有了。”他说。
宋运成和同学们没有额外的演出收入，一个月40多块钱的工资。当时这点钱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也许并不算太少；但对于要谈恋爱、寻梦想的年轻人来说，那就相当捉襟见肘了。
陆陆续续地，当年考到江西的那批人，都离开江西各奔前程了。
1986年，宋运成离开话剧团回到哈尔滨。
那个时候国产电视剧的体量都在二十集以内，但是引进的国外译制片都很长。“我去电视台给一部墨西哥电视剧配音，有七、八十集。”他说。
然而这样相对较好的赚外快机会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他在哈尔滨火车站前摆地摊，卖些电子表、台灯、录音机卡带之类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都TM是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宋运成说。
晚上，他会去夜总会做主持人。
就这样混了几年，凭借着自己的文艺天分和吃苦精神，他一路坐上了夜总会经理的位子。
那可是一个接连三教九流的位子，当下星运如火如荼的一线实力男演员，当年也得益于他的挺荐，在夜总会唱歌跳舞赚外快。
“那是一段草莽年代。”宋运成说。
有些原始积累后，他开始和朋友一起做生意，“皮包公司、夜总会都做过。”
在那些五光十色的年头里，他的确挤上了「先富起来那一拨」的列车，或者说在哈尔滨的娱乐行业里，他也不大不小的风光过。
只是距离艺术尤其是话剧，愈发的遥远了。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念那些远在江西、曾对他言传身教的老师们。
“那几年我并不快乐，至少在精神层面是空虚的。”宋运成说。
他当时的人生状态，可以作为话剧的一个桥段在舞台上演绎：深夜，一个男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他拉开台灯，把鼓鼓囊囊的腰包在桌上散开，两眼放光的数着面额不等的钞票；末了，他点起第二根烟，抽了两口便自言自语「这样的活着，是TM没有灵魂的」。
我们说「当一个人做抉择时，他应当先去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圣经》里也说「接触什么样的人，便得到什么样的赏赐」。
冥冥之中，宋运成还是要回归到表演艺术的道路上。
在他忙于生计的七、八年里，他的同学有的当上了中戏的老师，有的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出演了角色。
“运成，你当时在班里可是最好的，真不该浪费你的艺术天份、荒废你的时光，你应该去北京闯荡出属于你自己的艺术道路。”同学聚会酒过三巡后，当年的同学这样和他掏心窝子。
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梦中人。当晚，宋运成在心里头淌眼泪。
1996年初夏，宋运成决定「北漂」，那年他35岁了。
虽然是一次举目无亲的重启，但他心里却充满热忱，甚至在潜意识里，有着不太切合实际的幻想。
到了北京，在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的同学带他去东棉花胡同安顿下来，中戏的招待所就在那里。
一个房间三张床，一台电风扇，一天29块钱。“我当时心想，哥们儿是来做演员的，怎么可能和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宋运成说。
他穿过一条胡同，找到一家涉外宾馆开了单间，一天220块钱。
那样的开销已然不菲，但他全然不顾，每天除了去餐厅吃饭，其它时间都跑到剧组扎堆的几个酒店里，去找出演角色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应聘工作。
那些和他一样来应聘角色的演员，向副导演自报家门时通常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
轮到宋运成：“导演您好，我毕业于江西省文艺学校。”
副导演：“什么学校？哦……回家等消息吧。”
连续两个多月的每日奔波，他一个角色也没等到，带的几万块钱没剩几张。
“最后手里的钱仅够买张火车票。”宋运成说。
没办法了，他夹着包一个人灰溜溜地回到哈尔滨。
刚回家的那段日子，他不愿意出门。“走的时候，邻居朋友都知道宋运成去北京做演员了，现在这样感觉面子上挂不住了。”他说。
宋运成在家闷了5个月，他需要捋清楚一件事：这辈子最想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
1997年春节刚过，他告诉妻子：我必须再去北京做演员，即使死也要死在那儿。
和上一次去北京有微妙的不同，宋运成走的时候没有通知任何亲朋。
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北漂」生活，这一漂就是20年。
到了北京他没有去找同学，直接住进上次他嫌弃的三人间招待所。
卸掉了骄傲和虚荣，他变得愈加内敛和务实。
安顿好后，他立即去招待所附近的小店拍了一组简单的照片，带上手写的简历，他又一次次的去敲剧组的门。
某种程度上，他内心承受的压力要比其他「北漂」演员大很多：他有家要养；他高龄36。
“不只是做演员，从任何一个行当来讲，我都算「高起点」了。”
没过多久，中戏的招待所也住不起了。他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旧宿舍里，“一层楼梯下的斜坡空间正好可以放下张破床，我晚上就睡在那里。”
经常是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感觉有很多双脚从头上踩过。后来，就连这样的免费睡觉空间也没有了。
冬天，他租住在一处平房人家的「偏厦子」，就是那种挨着主房搭就的简易房，“挡雪不挡风，在屋子里得戴上棉帽子。”
有时候第二天清早起来，他看见脸盆里的水竟然结了一层冰碴。
夏天，他又搬到地下室。“我如果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夏天要插上电褥子才能睡着’，人家一定觉得我有病。”宋运成说。
他就是那样做的，“太潮了，必须睡前插上电褥子烘干下，我躺上去才有可能睡着。”
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苦，现在回忆起来反而倍感鲜活。
“身为男人，这些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呢？”宋运成说。
但是当妻子从哈尔滨来看他的时候，他会因为「她当场就受不了了」而受不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世界上有两滴泪水像火山岩浆一样滚烫：一滴来自母亲，一滴来自爱人。
“她哪能想到我在北京会受这样的苦啊。”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宋运成停顿了下来，这是在三个多小时的专访中，他第一次陷入沉默。
1998年，宋运成「北漂」的第二年，他的表演道路迎来了转折。
此前，没有成名作品和名校出身的背书，他去剧组寻找出演角色的机会时，遭遇冷眼和不屑是家常便饭。
但当那些副导演看到宋运成的简历中，赫然列着张艺谋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时，态度就不一样了。
人就是这样并不太高级的高级动物，看低人的往往不是狗眼。
“我也能理解，《我的父亲母亲》给了人家一种安全感 ，他们觉得张艺谋用过的演员，肯定不一样。”宋运成说。
那时他租住在北京的小西天，接到一个副导演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张艺谋导演正在为一部电影挑选演员，让他去试镜。
宋运成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骑着破自行车赶到了剧组。有人开着摄像机对着他，问了些诸如姓名、年龄、哪里人的简单问题后，第一次面试就结束了。
当天晚上剧组又来电话，告诉他“明天，导演要看看你”。
尽管时隔22年，宋运成还是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张艺谋时的情形。
“运成，过来坐。”这是张艺谋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那样的大导演，能记住你的名字，还这样亲切。”宋运成说。
他太想把这个角色演好了，虽然只是一个村长的龙套。
“尽管最终达到了导演的要求，但我是不满意的。在巨大的压力下，小事你可能都做不好。”他说。
张艺谋要的表演，是不能有任何表演痕迹的；而宋运成用力过猛，反而导致角色的肢体、语言有些僵硬。“我当时演的很概念、符号化。”
最近这几年，他先后在陈凯歌的《妖猫传》、吴宇森的《太平轮》里出演角色。
我问他：“还会紧张吗？”
他答：“都多大岁数了还紧张。”
2009年，宋运成救了一次大场。
他用7天时间拿下话剧《天籁》（饰田福贵）男一角色，代表广州军区赴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后，获得了包括全军优秀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可贵殊荣。
庆功宴上的欢声笑语还在绕梁，他接到一个让其内心非常沉重的消息。原来，宋运成当年在江西省话剧团的老师石慰慈，因重病入院了。
病榻前，石慰慈交给他一个厚重的任务。“老师是当年公派到前苏联留学的第一批学生，学成归国时带回一个话剧的本子《遥远的道路》，结果江西话剧团刚排演好，就赶上中苏关系破裂期，这部话剧就沉压下来了。”宋运成说。
老师希望宋运成担纲《遥远的道路》（饰安东）男一号，自己的女儿石兰出演女一号。
“这部俄语话剧是老师当年一字一句翻译过来的，没有演成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宋运成的几个同学都赶回北京来参与排演，他们心里明白，在这部作品里，凝结着老师毕生的艺术追求，也连接着恩师与学生们的一世恩情。
“《遥远的道路》排演至尾声，还没来得及公演，老师就走了。”
说完这句话，宋运成陷入了第二次的短暂沉默。
为了纪念老师，学生们决定将这部话剧的首演地点放在南昌。
当年离开南昌时，宋运成少年翩翩；如今归来，已是两鬓染霜。“冥冥之中，我觉得是老师又把我拽回这里的。”他说。
“宋运成带着石慰慈老师当年的作品回来演话剧了……”，这次公演给江西话剧界带来了轰动。
他们为宋运成这些年来在影视艺术上，尤其在话剧表演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
“回来吧运成，这里需要你。”几位当年负责去哈尔滨招生的老艺术家们，老泪纵横的握着宋运成的手说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宋运成以「特殊人才引进」的身份，被重新召回江西省话剧团。
这之后的七年里，他在话剧团里创作、公演了包括《可爱的中国》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每一部作品都为团里赢得了重要奖项，他也因此拿到了中国话剧艺术最高荣誉「金狮表演奖」和「文华奖」。
2017年，宋运成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样一个国家认定的重要职称和国家待遇，很多演员要用一生来完成，而他只用了七年。
2016年初，宋运成把在北京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卖了，他把所有家当用一辆13米长的集装箱拖挂车运到了南昌。
“虽然整整在北京奋斗了20年，也过上了当初向往的所谓有房、有车、有事业的生活，但在这里我找不到归属感。”宋运成说。
哈尔滨籍近现代女作家萧红说「我人生的旅途，是从异乡到异乡」。
宋运成觉得北京总是给他带来一种压迫感。“只要超过半个月没有戏拍，在家里待着就发慌。”
尽管他账上有钱、库房有粮，但他就是发慌，就是紧张，就是有种莫名的危机感。
早年在哈尔滨生活的时候，他没有过这种感觉；搬到南昌以后，即使半年不接戏，心里仍然安定。
他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症状」。
多年以前，宋运成在云南拍摄《木府风云》的时候，就萌生过把家搬到丽江的念头，只是由于妻子对即使2200左右的海拔，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才作罢。
为他决意离开北京埋下真正伏笔的，还是前文提及的「2010年他被重新召回江西省话剧团」。
“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有「落叶归根」情结的，否则就总觉得在「漂泊」。”宋运成说。
事实上，刚回到江西省话剧团工作不久，他就被「新生活」唤醒了。
每天上午他步行几分钟，就从团里为他安顿的套间宿舍走到了排演室，开始了一天的话剧创作、排演；晚上和团里的同学、朋友在剧团附近找家小店，小酌几杯后回去搓会儿麻将。
“那样的生活很简单，却让人充实、踏实。”宋运成说。
2017年，宋运成逆向调进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出任艺术总监和艺术团团长，负责学院的艺术创作。
这个江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前身，就是他36年前考入的江西省文艺学校。
“我这算不算是传说中的「少年归来」。”他笑了。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演员如果是学、演话剧出身，又或者说他半路与话剧角色有过美妙的邂逅，他就会上瘾；就连回忆「塑造这个话剧角色的过程」的时候，也是心醉神迷的状态。
“在话剧舞台上，宋运成绝对是有魅力的；在影视剧中，宋运成的魅力远不及话剧。”
这话是宋运成自己说的。
我随即问了一个通常不该这样提法的问题：电影、电视剧、话剧这三类表演，如果只能选其一，你会选哪个？
宋运成说：“如果是多年前，我还是得选择电视剧，因为它能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是话剧。”
话剧艺术于宋运成，是炽热的、年轻的。
“它最大的魅力在于：每个角色都不是演员一个人在那表演，他实际上是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完成的。”宋运成说。
他说外行人听到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觉得演员在故弄玄虚，但在一部好的话剧里，一个好的话剧演员的确能够感知到台下观众的情绪、呼吸、心跳。
一个人的气场、人与人之间的气场是真实存在的，这近乎于人类的第六感。
“一大段台词完成后，我能瞬间感知到观众的反应，这种相互给到、相互刺激的感觉太微妙、太美妙了。”宋运成说。
某种程度上，一个演员在影视剧中的表演，永远是遗憾的艺术；但在话剧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是一个不断趋向完美的状态。
“话剧在公演前反复排练的过程，是为了找到每个角色的最好状态和呈现方式；上台后，你会根据台下观众的反应再次现场调整你说话的声量、语速，甚至会现场调整呼吸、节奏。这些都是在排练过程中无法捕捉的。”宋运成说。
在这样的痴迷状态下，他亲自导演兼主演了几部话剧作品，都获得了重要奖项（注3）。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宋运成出演过的影视剧角色近百。他一路演下来、一路看过来，总结出一个好演员必备的两个特质：“一定要有生活，得去经历、去感知、去汲取，然后才能在表演过程中实现「能量输出 」；还得学会像心理学家那样思考，你得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分析对手的心理状态。”
说完这句，他话锋一转：“其实最好的演员都是天生的。”
他没见过周冬雨，但在去年看过有周冬雨出演的一部电影后，心里暗忖：这个丫头太厉害了。
“你完全看不到她有任何的表演痕迹，这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张丰毅说自己「40岁以后，演戏的时候才有自信 」。
宋运成深以为然：“现在回过头看，40岁之前演戏，心里其实是慌的，总想着演结果，不敢演过程；40岁之后突然发现不一样了。”
他明白一个道理，演戏要先找到一个「支点 」，心理状态才能「稳 」下来。
“就拿拍照来说，一个人站在原地，不由自主的就会觉得不自然；如果让他倚靠在一堵墙上，这个人的状态瞬间就能松弛下来。这是物理支点，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得在心理上找到这个支点。”宋运成说。
这样的心理支点，他在电视剧《老三届》（饰曹培德）和《一路格桑花》（饰邓刚）的拍摄过程中，都强烈地感受过。
“每一个演员接到一个角色之后，都应该先问自己十万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动作？”
宋运成说这是一个寻根问底的过程，“当你从逻辑上、情感上都找到了这个人物的「根」，其它的一切就会自然生长。”
演员需要的那个心理支点，就在角色的「根」上。挖不出「根」，角色人物就没有特点，也就没有「性格语言」。
“很多剧本中，人物说的话其实多是「符号语言」。”
宋运成说这样的问题在演员围读剧本的过程中，就能看出几分端倪。
“如果出现大家商量「这场戏我少说几句，把话分给他」的现象，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每个角色人物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的话拿给别人说就不合适；反过来说，如果合适就说明我这个角色人物没有足够的特点。”
宋运成在强调「每个人的语言系统是不一样的」，就像糙人说不出文雅的话。
当一个演员在内心构建了自信、安装了支点以后，即使是一个所谓的小角色，也能演出大气魄。
宋运成以习辛导演作品《二叔》为例，他在剧中饰演主角尔志强的师傅祁汉。
“祁汉的戏份不多，但都是难度最大的戏。表面上看，这个人身上「没有戏」，但如果要让观众记住这个角色，演员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宋运成说。
按照剧本的设定，对于尔志强来说，祁汉是一个如父如兄的存在。
“每个男人的成长、成熟过程中，都会在心里有一个榜样，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祁汉就像尔志强的教父。”
问题是：剧本没有更多的空间，来为这个教父的权威影响力做前引钩沉。
这就要求演员「一出场，就得带出这个人物的前20年」。
宋运成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很自然的不看向尔志强。
这样的细微举动，能够反应出祁汉什么样的心理位置？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这就像皇帝可以无视大臣，但大臣不敢背向皇帝。
再比如，尔志强比祁汉高大，当前者把话说完后者并不接言，而是在其肩膀上轻拍两下，然后深情的看徒弟一眼。
观众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瞬间就知道祁汉的心理势位更高大。
“在那一刻，我要把心拿出来给他，把他真当成我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宋运成说。
原来任何所谓高杆的技巧，其实都是用一颗真心在做支撑。
有一场戏，祁汉心爱的女人死了，徒弟来看师傅。
“师傅，您怎么了？”
原本失魂落魄呆在原地的祁汉，听见徒弟的声音，再也绷不住了，他开始痛哭，是那种全身骨头都要散架的哭嚎。
这样的角色，观众会心疼、会记住。
与电视剧中一些配角不同，宋运成在很多主旋律电影中担纲男一号，并在2008年凭借《农民工》中饰演大成这一角色，荣获第十届长春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金麦穗奖。
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奖是他血拼回来的。
有一场戏，大成的兄弟因被人追债导致跳楼自杀。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大成悲伤至极，他疯了一样的喊叫着从楼上跑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拍摄之前，副导演想让人把地上扫一扫，因为那片地上布满了碎石子。
宋运成不让，因为他要的就是那样的效果：跪下去之后，石子像钻石一样嵌在他的肉里，血顺着腿流到地上。
他特意使的蛮劲，因为他知道，当他跪下去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因突然的剧痛所引起的反应，是演不出来的。
“我现在演戏不用任何技巧，我凭的就是一个「真」。”宋运成说。
做这篇专访的当口，宋运成每天像只陀螺一样在院子里走个不停。
他在为电影《邓小平小道》（注3）中的角色做准备工作。在这部由雷献禾执导、卢奇主演的电影中，宋运成饰演一个车间主任。
“为了减重，我现在坚持每天绕着院子走两万步。”他说。
《邓小平小道》以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被下放到南昌郊区的拖拉机厂为背景，“那个时代的人普遍都精瘦一些，尤其是一个车间主任。”
这迫使宋运成在加强运动量的同时，也开始戒口。
早在2018年3月23日那天，宋运成就做过一个重要戒定：把抽了34年的烟放下。
“以前抽烟的时候不咳嗽，戒烟之后反而时不时咳嗽；而且胃口特别好，饭量也变大。”
这是典型的「戒烟综合症」，他胖了整整20斤。
除了体重，宋运成为了这个角色，正在戒改他的口音。“这个车间主任是个土生土长的南昌人，我应该用南昌话在电影中发声。”
他把剧本中自己的台词，交给从小生长在南昌的朋友，请他完整地录一遍。
“每天我就反复的听，反复的说。”
其实宋运成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并不多，但他演戏、做事都追求完美，既要对得起自己，更不能辜负朋友的信任。
要知道，宋运成与这部电影的导演雷献禾有着深厚的渊源，他1997年到北京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雷献禾执导的作品《雪乡》，他演了一个副乡长。
至于为什么戒烟，宋运成说他完全是为了话剧舞台。
“如果只是拍摄影视剧，我不会戒烟，因为它不需要太大的声量，每句台词也不会太长；但在话剧舞台上，演员必须要有强大的肺活量。”宋运成说。
再有半年，宋运成满60岁，这恰是一个话剧演员的黄金时期，更何况他还要在学院和话剧团里挑大梁。
刚开始戒烟的时候，他一度很怕自己做不到，便谁都没有告诉。家人发现他变得急躁，脑袋平白无故的冒汗，长时间的口腔溃疡。
“到今天，我一口烟没再抽过，绝对牛！”宋运成说。
戒，是放下，更是延续。
宋运成想在话剧舞台上多坚持些年头，他肩上有责任、眉间有忧虑：“如果只是依靠演话剧过生活，那连一辆汽车都养不起；年轻的话剧演员如何才能走下去？”
末了，发现自己的言谈可能带出一些消极情绪，他告诉我：“话剧艺术其实是件奢侈品，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崛起，话剧艺术也必然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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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宋运成，男，汉族，196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国家一级演员。现为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艺术总监，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注2、江西省文艺学校即江西艺校，那个年代每个省都有一个艺校，旨在为本省培养艺术人才。
注3、宋运成导演话剧《阳明三夜》获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第七届江西艺术节第十一届玉茗花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导演话剧《小丑》参加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全国话剧优秀剧目进京展演。
注4、由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联合打造的重大革命题材人物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4月15日正式转场南昌开拍江西戏份。小平小道所在地原为南昌城郊的新建拖拉机修配厂。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就在这里劳动、生活了3年零4个月。因他经常在这条长1.5公里的小道上散步，后来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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