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一定都确认秦始皇是我们古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因其前期的统一六国，及后期所施行的统一御民政策，使我国成为了一个大一统国家。其中的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更是影响至今，以至于公认的评价其为“千古一帝”。然而就在他所统治的秦国在扫灭六国，建立统一政权后，不到十几年，便二世而亡。后人贾谊写有一篇《过秦论》道出了他所认为秦国兴亡的原因---可以用一句“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来概括，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权，或集体，或个人，在面对不同的时间状态下，要以不同的政策或思想面对。秦国之所以灭亡，主要是以武力严刑来统治百姓，历来以此行径御民的王朝，都难逃覆灭的下场。然而你可知道，秦国之所以强大，灭六国，直至建立秦朝，靠的就是此种行径，并且持续了六代君主，使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成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其中有三代君主执政时期最为关键，让我们来一一看看是哪三位君王，是怎样施行这一政策，使秦国一步步成为战国霸主。
秦孝公
说到秦国之所以由弱变强，必须要提到秦孝公，这位君主在父亲秦献公手里继承了孱弱不堪的弱秦，然而留给后世的，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彼时，秦国自穆公时期的强盛后，便经历了几代的宗室相争，秦国的多位君主要么身亡，要么经历流放，内忧必导致外乱，周围列国便经常欺凌秦国。本身秦国地处边陲，而且与少数民族相邻，与中原脱节，且先祖是周王室的奴仆，因养马有功被封，所以列国从来都是鄙夷秦国。如今正是趁你病，不狠狠地瓜分你的国土，怎么能对得起从周天子那里强讨的封号。到了孝公执政之初，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已失，都城也已迁到栎阳。秦国已是任列国欺辱的羔羊，随时有被瓜分灭亡的危险。也许正是穷怕了，苦怕了，秦孝公在即位之初，便立即颁布“求贤令”，求富国强兵之策。正所谓否极泰来，这时有个来自魏国的小吏公孙鞅，母国是卫国，所以也可以叫他卫鞅。因为后来因为帮秦孝公收复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后世都称他为商鞅。
秦孝公与商鞅(影视像)
商鞅这个人学的是法家，这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相当于屠龙术，分为法、术、势三个流派，都在各国中得到施行，并使该国得以强大，如李悝之于魏、吴起之于楚、申不害之于韩。但是这些国家因变法的不彻底，主要是靠当朝的君主的权势去威慑与制衡，一旦涉及到贵族的利益，便会出现“人亡政息”的结局。而商鞅深知法之于众，必上行下效，所以在被孝公拜为客卿推行新法时，便“徙木立信”，在城门处说只要有人能将木杆搬到指定位置就授予五十金，众人以为是官府的戏言，因为对大部分成年劳动力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很费气力的事情，也从侧面得知官府的威信在百姓的心中有多轻。就在众人的起哄中，一个小伙子将信将疑的将木杆扛到了终点，结果商鞅立刻便将五十金赐予他。经过这件事，官府的威信便起来了，公信力得以肯定，商鞅便开始在秦国实行新法，废井田，奖军功等一系列政策，将秦国发展为耕战之国。当然事物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这样的政策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的价值观的，秦国百姓从此从出生到死亡，都只为农耕与参战两件事而活，成为这个国家机器的螺丝。如果你耕战有功，就会得到封赏与加爵，如果有异类，官府便会拟设罪名对你设刑、流放，甚至是让你肉体消失。这种“一民政策”使得秦国成为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在与魏国的交战后，秦国便收复了河西之地，百年血耻得以洗清。之后孝公又顶着士族的压力，让商鞅继续推行新法，使弱秦得以在战国七雄中并列。
秦惠文王
秦国的第一个王，战国时期，诸侯国只剩下七个强国，齐楚秦燕赵魏韩，它们中有的中兴之主已不满足于公候之称，又懒得去向周天子申报，便自立为王。当然也得跟一些国家建立同盟，或者干脆一起互相称王，免得群起而攻之，陷入孤立之地。当时虽然秦国经历了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但各诸侯国都视秦国为蛮夷，称为“虎狼之秦”，一句话，就是都不待见它，总想找机会吞并它。秦惠文王上位之初，迫于贵族的压力，车裂商鞅。这里得提一嘴，当时秦惠文王为太子时期，触犯了新法，为正新法，在孝公的允许下，商鞅以太子(当时的秦惠文王)未成礼为依，由师傅公子虔代劓刑，太子也遭流放。所以你要说惠文王是以私仇行公法也行，但商鞅死后，惠文王仍施行新法，视之为国法，由此可见他的政治风度。
秦惠文王(影视像)
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先后任用公孙衍、张仪，他们与之前以往的谋臣不同，更确切地称他们为说客，通过善辩的口才，对诸侯陈述利弊，虽刀斧加身，最先关心的却是舌头是否尚在。当时由于只剩下七个强国，所以肯定军事实力悬殊不会很大，这时就流行起纵横学说，而公孙衍与张仪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往往能以口舌，不费兵卒去为所谋的国君赚得城池，当然也能因此能使诸侯国为相互的利益而大打出手，“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说的就是他们。在这样的纵横捭阖下，秦国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多，后来惠文王任用司马错攻夺巴蜀，使秦国的粮草能够始终维持将士的征战。虽然从这一时期开始，诸侯国之间的攻伐有了更低的下限，通过言语的利诱，建立起几个国家的同盟去攻打其它国家，抑或为了谋国的发展去瓦解另外国家的同盟，更过分的是将国君诱骗到本国囚禁，当作换取城池的筹码。当然秉着“存在即合理”的规律，后世便也以此为常，效古为今。
秦昭襄王
人称“战国大魔王”，不单单指他的超长待机---在位五十六年。他在位的后期，已经确定了秦国独霸的局势。然而在他执政的大部分时期，一直被母亲宣太后制约，宣太后这个人也算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后，政治手腕不输其夫惠文王，在她辅佐昭襄王时，诱杀情夫义渠王，使秦国得心灭了义渠国，再无东出隐患。其弟(也就是昭襄王的舅舅)魏冉也把持朝政，为秦国开疆拓土，白起也是他举荐为将的。在他们的辅佐下，昭襄王也一步步锻炼出雄主之气。但任何一位雄主，肯定是不甘于受人制约的，父兄的强秦弘愿需由自己来操持实现。于是后来，在一个叫范雎的谋臣推动下，昭襄王废了宣太后，将魏冉迁到关外封邑，其他母系亲贵也逐出咸阳，从此昭襄王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亲政，采取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政策，开始了秦国霸凌列国之路。
秦昭襄王(影视像)
昭襄王执政时期可以说是战国最激烈的时代，那时列国名将辈出，四大名将“起翦颇牧”就是在这一时期登场。但一个可以考究的点是四大名将，秦国和赵国各占一半，赵国在经历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也崛起为当时的军事强国。秦国和赵国之所以以军事崛起，主要原因是与外族接壤，经常与之攻伐，不强兵无以图存。因此秦赵在这种环境下强大起来，也不可避免，它们之间也必有一场大战。彼时，秦昭襄王派兵攻打韩国，韩王欲割让上党的土地给秦国以求息兵，上党郡守冯亭与上党郡的百姓谋划利用赵国力量抗秦，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在经过几天思量后，接受了冯亭的献地，结果秦昭襄王大怒，发兵攻赵，长平之战爆发。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由于赵孝成王的贪图小利，导致赵国在长平失掉了几乎全国的成年兵力，只能说两位国君都是在赌国运，这一战的胜者将成为战国的霸者。历史上的举国之战从来没有双赢，秦昭襄王动员全国兵力与后勤，用计使赵军的主将廉颇调换成赵括，暗中将白起派到前线指挥战斗。“纸上谈兵”说的就是赵括，他是马服君赵奢之子，从小熟读兵法，只是没有经历过实战。因此我们不能以负面的词汇来评价他，就好比赵孝成王比之秦昭襄王，他与白起之间的较量，后者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油条，战争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只能说时也，命也。
长平之战后，列国再也无法阻挡秦国独霸的道路，直至秦皇扫六合，惨烈的战国纷争得以结束。这三位君主在执政时期，实行商君之法，强兵拓土，能够想象到秦灭六国后华夏一统的景象，但应该不会想到仅二世，秦便亡于苛政。商君之法，即使在颁布之前，就有多国变法，但其深入性及贯彻性，在当时，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不为过。但到了大一统时期，人民还需要这台战争机器奴役着自己的欲望吗？恩格斯的一句话“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事物在面对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时，需要打破原有规律，寻求新的方向来发展。所谓创新者生，守旧者亡便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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