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但是她的丈夫陈达邦的事迹却很少有人知道。更没有人知道，陈达邦曾经是中国第一代纸币的印钞秘使，而且陈达邦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亲戚。这个人就是他的妹夫任弼时，五大书记之一。陈家可谓是满门革命人士，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笔者就为大家介绍这位陈达邦，这位烈士家属，印钞秘使。
陈达邦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书香门第之家。陈姓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姓。陈达邦的妹妹
陈琮英小时候就被父母包办婚姻，而父母为陈琮英挑选的夫婿就是任弼时。
任弼时很早就参加革命了，1921年前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弼时的革命思想也深深影响到了陈琮英，在任弼时的影响下，陈琮英也开始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黄埔军校成立，二人便先后报考黄埔军校。
不仅如此，夫妻二人还积极动员兄长陈达邦参加革命。接到妹妹和妹夫的信，陈达邦振奋不已，立志从戎。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1926年，26岁的陈达邦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不久之后“四一二”政变发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党组织决定将部分共产党人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这份留学名单中就有陈达邦和李淑宁（赵一曼）的名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1927年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赵一曼，同一批青年共产党员离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护送这批赴苏人员的领队为照顾他们的生活、安全和学习，便将每十个编为一个小组，互相照顾。
缘分就这样悄然来到陈达邦的身边。他所在的小组中一个女生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女生就是赵一曼。在小组中，陈达邦担任组长。
从中国前往莫斯科的旅程很漫长也很危险。海浪肆虐，船体颠簸，赵一曼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生理反应，吐得昏天黑地，连饭都吃不下。时间一长，赵一曼的身体也就越来越虚弱。身为组长的陈达邦，总是主动关心赵一曼，为她递药，端水。赵一曼没胃口吃饭，陈达邦就一口一口喂她吃饭，还经常和她聊天，讲话，以此来转移赵一曼的注意力。
就这样，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轮船上，两位年轻人，互生情愫。
一路晕船一路病的赵一曼，对一路照顾一路关怀的陈达邦十分感激，爱情的种子在她心中萌芽。但是“爱”这个字，两人却都没说出口。因为在那时，二人都是为了革命飘洋过海，背井离乡。或许对那时的他们来说，革命比自己的感情更重要。
经过漫长的艰苦航行，陈达邦等人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并顺利进入了中山大学学习。开学后不久，赵一曼独自一个人带着课本来到校园一角的白桦树下，背诵课本内容。就在她学得正入神的时候，“哟，真用功呢！”熟悉的声音传来，吓了一跳的赵一曼循声望去，陈达邦笑容可掬地迎面走来。这还是开学这么久以来，二人第一次见面。
逐渐，他们的谈话从书本转移到家乡趣闻、风土人情、亲人轶事、个人经历、理想抱负。
1928年的春天悄悄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绿叶初吐，花儿含苞，春意盎然。收到约会字条的
陈达邦如约来到花园，没多久，赵一曼就突然从假山后面跳出来。害怕赵一曼摔跤的陈达邦马上上前准备扶一直赵一曼。就在这个时候，赵一曼开口说道：“我决定——我们结婚吧！”
陈达邦被赵一曼这句突如其来的“结婚”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说什么？”
这时，赵一曼一脸严肃地看着陈达邦，斩钉截铁地说道：“你和我结婚！”收敛起严肃的面容，赵一曼柔情似水地对愣愣发呆的陈达邦说：“我知道，你认为我轻率。不，我是慎重考虑了的。我觉得眼下我们需要的不是恋爱，而是学习，是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本就互相爱慕的两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二人结婚的申请也得到了中共党旅莫斯科支部批准，1928年4月，二人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在苏联学习期间，二人相濡以沫，过着平凡而又简单的日子。不久后，赵一曼怀孕了。处于高纬度的莫斯科，冬季寒冷漫长，赵一曼本就患有肺病，这种寒冷的环境，对她的病情十分不利。
此时正值国内革命快速发展时期。赵一曼思来想去，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当她向党组织提交回国申请的时候，党支部书记握着赵一曼的手说道：“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正是需要大批干部的时候。”
然而，赵一曼申请回国的事情却并未事先和丈夫陈达邦商量。在得知妻子申请回国的时候，陈达邦不愿意妻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离开自己。但奈何赵一曼心意已决。一日，赵一曼趁着丈夫上课的时候，离开了家。在临行前，赵一曼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为丈夫留下了一封书信：“达邦，我走了。没有对你说实话，是不愿耽误你听课，更不愿让你承受临别时的痛苦。你安心学习吧，盼你早日回来拥抱你的儿子！暂别，妻子李坤泰。”（ps：赵一曼是李坤泰为革命而改的名字，众人只知道赵一曼，却不知道他的原名。）
妻子离开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中山大学解散，本以为能回国的陈达邦，却接到了组织上的任命，于是陈达邦放弃了回国与妻子团聚，留在了莫斯科担任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并负责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这份工作，陈达邦一干就是6年。
直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的吴玉章，去巴黎参加《救国日报》的工作。为提高印刷质量，吴玉章申请将陈达邦调往巴黎注册印刷业务。这份工作，陈达邦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因为在莫斯科学习工作期间，陈达邦还利用闲暇之余学习法语，一到巴黎，懂法语，对印刷业务熟悉的陈达邦很快就在巴黎印刷界崭露头角，并且和许多同行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也是在这些巴黎印刷界朋友的帮助下陈达邦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救国日报》的印刷质量，经过这件事情，陈达邦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吴玉章的认可。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前往美国印刷《救国日报》，并指示陈达邦留在巴黎等候党组织的指令。
然而，四年过去了，在美国出版《救国日报》的事仍然没有肯定的消息。在巴黎待命期间，陈达邦以经营印刷业为生。时间一久，陈达邦知道，在美国印刷《救国日报》已经变为空谈。他开始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思考许久后，陈达邦决定回国，为国内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1942年，离家长达15年的陈达邦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可是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形势不容乐观。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开始后迁武汉。而这个纸印公司其实就是任弼时和陈家的联络点，更是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五哥陈岳云的公司迁到了重庆，并改名为“中国印刷厂”。中共中央南方局印刷《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也都得到陈岳云的大力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五哥陈岳云家里。也是在这，陈达邦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陈掖贤（宁儿）。
看到孩子健康成长，陈达邦对兄嫂充满感激之情。但是此时此刻他更关心自己的妻子赵一曼，自从莫斯科一别，夫妻二人就再也没有见过，最开始的时候，还能收到妻子的信。可后来就再也没了妻子的消息。
陈达邦抚摸着孩子的头轻声询问哥嫂：“孩子妈妈有信来吗？”陈岳云沉默良久，说道：“弟妹和琮英把宁儿送来后再没有回来过。”陈岳云停了停，看了一眼陈达邦，又说：“在武汉时听说她到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就没和你通信？”
陈达邦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她给我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的照片，后来就一直没通信。收到他们母子的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的。直到去巴黎前，为防遗失或被敌人搜去，连同李一超写给我的信一同存进共产国际的档案馆了。”
陈岳云思考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把听来的话告诉陈达邦：“后来听说她到了东北，被日本人杀害了。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弟妹肯定不在人世了。”
陈达邦听到五哥这番话后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起来，最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就这样陈达邦在陈岳云家住下。
闲时，陈岳云问及陈达邦在国外的情况，他谈得最多最熟悉的是印刷业务。陈岳云高兴地说：“别的你都别干了，干脆和我搞印刷吧。”
陈岳云虽然是个商人，但他却十分爱国，在经营观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是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广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法国学到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日益增多，业务不断扩大，名声越来越好。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作为任弼时亲属的陈达邦，赴北京吊唁。在这期间，陈达邦见到曾经的老领导吴玉章、董必武等人。
当时正在为提高人民币印刷质量煞费苦心的董必武，吴玉章一看到陈达邦就知道，自己苦恼的事情有解决办法了，于是二人一合计就决定联名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推荐陈达邦。经批准，陈达邦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并担任综合科科长，主要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其实，早在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可迟迟不见批复。原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时提出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问题，得到苏方允诺。
根据中央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命陈达邦为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秘密赴苏联处理印钞事务。
1952年4月6日，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南汉宸、陈达邦一行人同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等，就人民币印刷事项同苏联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举行会谈。
苏方承诺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由苏方财政部部长解决，技术性事项由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协调，中方由留在莫斯科的陈达邦与苏方洽谈印币技术问题。
陈达邦抓住机遇同苏方技术人员多次会谈，在印钞技术上达成共识。
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就包括代印人民币在内的苏联援建中国项目进行双边会谈。周恩来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就印钞问题继续与苏方磋商。
至9月22日，中方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协议正式签订。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并批示：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同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并且要逐一审查每个版面的画稿。”
在劵面图案上，周恩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但是对于票面上的文字，周恩来从未有过任何意见。就票面文字问题，南汉宸却一直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字体。请示周恩来后，决定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在毛泽东领导和周恩来指导下，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莫斯科的陈达邦密切配合国内印刷局，紧张地进行着印钞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苏方技术人员收到中方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检验认为中方的设计不符合技术要求，必须重新制版才能印刷。
为了尽早完成人民币的印刷问题，周恩来发来电报表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
可是，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答复：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
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题写了新版人民币券面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后来,在原定印制数量上增印10元券2亿张。鉴于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这次新增印的10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给苏联方，并由中苏双方技术人员共同制作，直接制版，而版样上的汉字则由陈达邦参照前例汉字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基础上，灵活处理。
陈达邦除全权负责密切配合苏方技术人员处理人民币票版的技术问题外，还主动参与了印钞数量的清点、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流通,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制版过程中经陈达邦调整、改写汉字字体，后来改版的几套人民币都一直沿用。1957年底，由苏联代印的最后一批人民币运抵中国，陈达邦亦回国。
当陈达邦圆满完成任务回国的时候，妻子的消息也传来了。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就是革命烈士赵一曼。为了革命，他们夫妻二人分开几十年，虽然知道妻子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但当妻子的噩耗传来，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也伤心难过了许久。
1960年，陈达邦应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来《忆一曼》一文。后来陈达邦被调入国务院参事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奉献自我。
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为3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不再流通使用。
虽然不再使用钞票，但是陈达邦这位印钞密使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而陈达邦一家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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