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五代·李煜《相见欢》
小注：“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又作“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一李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唐后主，后世人们爱称呼他为：李后主。
李煜字重光，因为他的眼睛比较特别，是“重瞳子”，即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这在现代看来，自然是一种眼病，但当时人们觉得，重瞳子，是天降贵人，了不得，据说大舜、项羽都是重瞳子。
公元961年，李煜在金陵继承了皇位，但是李煜生来不是做皇帝的料，他虽然聪明绝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对治国理政，却一点也没有兴趣，他喜欢的是穷奢极欲的享受，是“手提金缕鞋”的浪漫，以至于南唐后来日渐衰落，而李煜的应对办法，却只是一味地向赵匡胤称臣纳贡，麻痹自己。
大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借故诏李煜北上，李煜知道这一去的凶险，便称病不去。第二年，宋兵便挥师南下，很快便攻下了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往汴京。
赵匡胤怪李煜不早投降，颇具幽默性地给了他一个“违命侯”的封号，虽是受封，实则被囚禁了起来，毫无自由可言。后来宋太宗即位，借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有诽谤怀思之意，在他生日的当天，赐给毒药，李煜死后，被葬在了洛阳北邙山。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是李煜后期的代表作之一，黄升在《花庵词选》中曾评价这首词说：“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李煜前期生活富贵奢侈，被俘虏后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这种天壤之别的差距，令李煜悲痛不已，其故国之情、亡国之恨、生活之贫，全都写在了一首首的诗歌中，这也让他的词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王国维先生曾评价李煜的词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相见欢》这首词，无疑便是其“血书”之一。
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仅仅18个字，却包含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极其常见的四种意象：西楼、月、梧桐、清秋。
古诗词中的“西楼”经常和“月”结伴，李清照在《一剪梅》中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之句；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也有“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之句。
李煜独上西楼，看到西沉之月，可见夜已经深了，而词人却辗转难眠，山河破碎、奢华逝去后，李煜能够聊以自慰的，便只有凭栏望乡，天上一弯钩月，地上一个愁人。
李煜所见之残月，独上之西楼，尽显其凄苦、悲凉、孤独、哀婉的感情。
更何况，还有“梧桐”和“清秋”。
我国自古便有“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说法，梧桐，总是能够和秋天联系起来，而在文人墨客笔下，秋天，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后，悲秋便是诗歌中的主旋律，秋是萧瑟的、凄婉的、深沉的，更是哀怨的。
温庭筠有“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的名句；晏殊有“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能寐”；李清照也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张炎也有“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其实寂寞的怎么会是梧桐，不过是李煜自己罢了，王国维早有定论，“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深深庭院，重重压抑，李煜有一种被“锁”住的感觉。其实锁住的，不是深院梧桐，不是寂寞清秋，而是词人自己的内心。他悔不该当初，但又没有卷土重来的魄力，所以只能这样懦弱的对月长叹，抒发自己的满腔哀愁。
三“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李煜的呐喊，也是李煜的懦弱，他不敢明言，只好用含蓄的语言来写内心的别样滋味。
剪不断、理还乱的，是愁绪，愁绪如丝，“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千丝万缕的离愁，萦绕在李煜的心头，这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悔恨，更是对“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生活的追忆，还有“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伤感，以及“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奈。
李煜总是能够抓住人性中最敏感的情怀，将其上升为普通人都存在的人生体验，所以千载之下，我们读这几句词，便有“心灵感应”，产生共鸣感。
但是，李煜的愁，非止离愁，他还有无限滋味，这种滋味，他明了于心，也知道如何更能打动人，他知道，越是“别有幽愁暗恨生”越需要“此时无声胜有声”，正如李清照“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般。
所以“别有一番滋味”的表达，实在要比痛哭流涕，更能动人。
至此，字字句句皆是血的肺腑之言、真挚之情，欲说还休的家国之悲，犹如一幅凄美的图画，深深打入到了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四作为皇帝的李煜，实在算不上明主，欧阳修在这方面早就评价过，他说：“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这的确是客观的评价，我们不能因为其词作上的影响力，就去否定他治国上的荒淫。
但作为文人的李煜，却是少有的天才式词人。李煜的词，可以鲜明地分为两个阶段，以南唐亡国为界限：前期的词，充满着宫廷的享乐浮夸之风，无比绮丽但尚未达到一流境界；后期的词，风格沉郁，充满着故国之思，语言精练，意境开阔，与晚唐以来的香艳词风“格格不入”，影响了中国词史的发展。
李煜本人，对中国诗词的发展，更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确是中肯之言。
李煜之前，词多出自伶工之手，内容也多以闺怨、艳情韵事为主，题材狭窄，而李煜后期的词作，完全摆脱了花间词浓重艳丽的脂粉气息，把词的创作由对思妇闺怨的情思引向了词人对自身际遇的感慨和对人生的思考，形象生动、不事雕琢、情感真挚、发人深省，极大地扩展了词的取材范围，为后世宋词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正是对李煜最鲜明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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