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含有的信息十分丰富，比如《左传•文公十八年》云：“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诎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这段话里其它的暂且不论，只看最后一句，大概意思是说天下人把颛顼的不肖子比喻成“梼杌”。这句话分明是说“梼杌”代表的意义至少在传唱颛顼故事那个时代已经路人皆知，换句话说，“梼杌”是个比较古老的词汇。又比如，《神异经·西荒经》有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这则神话中把这种怪兽取名“梼杌”，同样传递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梼杌”做为“怪物”“恶”的代名词，由来已久，古人都熟知！
《说文解字》中说：“梼，断木也”，“杌”字在《说文解字》中没有，但“兀”字有解。从组字看，“兀”字是下基，又从木，应是“木头桩子”之意。所以“梼杌”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断木桩。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对“梼杌”的解释是“断木之干，头可憎者。”其中“头可憎者”很难被人理解，有些人只好牵强附会的猜测说“头可憎者”恐怕是因断木之截面犬牙交错显得不好看之意。对此，后人对这位老先生很有意见，这么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怎么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问题在于作者可是一位公认的严谨学者，他不太可能会随便说出一句无俚头的话。作者认为，段老先生很可能是自己也不理解古文献中的这句话，只好如实抄写在那里而已。实际上这是训诂学家经常遵循的一条原则，不可随意增删古人留下的东西。要知道，古籍中的故事都是古人对更古老传说的记录，今天的一些神话只所以还能称之为神话，正是因为它忠实保存了原始信息的缘故。我们阅读古文献时感觉存在着矛盾和不解本身，恰恰是古文献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随意修改的原证。因此，在古籍中越是不能理解的句子，可能越古老越原始，它所包含的信息越有价值。由此看来，“头可憎者”值得细细玩味。
史上有一件公案，至今还在学术界莫衷一是，那就是《梼杌》为什么曾是古代楚国国史的名字？国史，是多么严肃的事，为什么叫“梼杌”这样一个怪名字呢？后人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众说纷纭。鲁国的史书称为《春秋》，由此有人就提出“断木”年轮说，意即“梼杌”是折断的木桩，木桩横断面存在树木的年轮，与“春秋”同为时间概念。如果“梼杌”本意就是“断木桩”，且不说被折断的树木能不能看出一圈圈的年轮，就说树的主干部分本来就又粗又壮，被折断一定是个极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楚人会用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到的现象来代表国史吗？还有，要知道，“梼杌”在古代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声不好听的代名词！可见，“梼杌”的断木年轮说不值一驳。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之所以用《梼杌》为国史冠名，就是以“梼杌”之凶恶来警戒后来人对历史的敬畏。这未免有点儿牵强附会了。近来有学者用语言学考证，指出“梼杌”是藏语“虎人”的意思，而楚之先人则以“虎人”自居，所以，楚国国史实际就是以楚人的称呼命名的。仅以一两个词的发音相似来断定楚语和藏语的联系，其证据未免有些单薄，还需提供更多的证据方可足信。
楚国只所以把《梼杌》用于国史的名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不管“梼杌”是什么，它一定曾经给楚国带来过巨大的荣誉或利益，楚国人因拥有它而自豪过。所以由它代表楚国，为楚国争光！就像《乘》作为晋国的国史名一样，当时晋国非常强大，车有千乘，《乘》足以让当时晋国人自豪。一个粗壮的树木变成“断木”这件事，上古之人把这不常发生、很难发生、很费力气发生的事情创造了一个专门词汇“梼杌”并流传下来，足可见当时折断树木时，存在一个足以让楚国人记住的震撼事件。
《竹书纪年》之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部编年体史书。这部重要的史书是西晋时期一个盗墓贼发现的，据说当时竹片扔了一地，还被他当作取暖的材料烧了不少，对中国的史学家来说，这总比让李斯给全烧了好，所以《竹书纪年》就成了经过焚书坑儒的浩劫之后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编年通史，它的价值不言自明。
出土的竹简原件，不久就因西晋的“八王之乱”而不知所终了。当时史官们根据竹简校对好的纸质版本《竹书纪年》，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也不知去向。今天看到的《竹书纪年》都是宋代以后史学家们从散佚在各古籍注疏所引用《竹书纪年》的内容中重新辑录出来的，所以《竹书纪年》辑注历代都有，版本众多，真伪难辨。本人几年前曾参加一个官方的文化工程项目，最大收获便是见到了一些以前很少见到的与《竹书纪年》相关的古本和孤本。
《竹书纪年.殷记》中记载“汤有七名而九征”，是说商汤一生有九次大的征战。史学界确认这“九征”中的一征为征昆吾。综合古文献可以确认的是昆吾是楚先人的一支，所以昆吾可能既是部落名也是地名。昆吾人善冶铸，因其是后来卫国所在地，所以昆吾又代表卫国。
楚丘，又名景山、桑台、丕（邳）山，是楚人早期的居住地，楚人宗庙所在地。商汤征服昆吾部落后，与昆吾部落结成联盟，在景山会盟诸侯，史称“景亳之命”，遂作《汤誓》，历数夏桀之罪，共同推翻夏桀统治，建立商汤王朝。
《国语 周语》有“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其意是说朝代之兴亡都是有预兆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所谓的预兆只是人们把当时前后发生的两件事根据人的意愿和当时的形势硬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后来经过史家写进历史，意在警示教化后人。历史上常常将天灾，比如大旱，与皇帝昏庸或不作为相联系，致使皇帝不是下罪己诏就是亲自顶着毒太阳进行祈雨活动。今人也有类似情况：如果早晨一睁眼就看见一只“喳喳”的喜鹊落在窗前，而你出门买的又中了大奖，你自然愿意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所以，不管是大到国家还是小到个人，如果有足够重要的大事发生，与周围环境做这样的“比兴”联想是很正常的。不管这种作法是迷信还是文化传统，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容否认的，即历史上这些用来“比兴”的背景事件十有八九是一种忠于事实的真实记录！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周语》提到的几个预兆：“夷羊在牧”，异族的羊或有学者说是神羊，不管是什么羊，就是一种动物，这里意在强调谁也没见过的一种类羊的动物出现在牧场里，大家感到很惊讶，接着发生了朝代的更迭，所以后来人才醒悟到，“啊！”原来是改朝换代的预兆呀！“鸑鷟鸣于岐山”,《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说法“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鸣于岐山。”鸑鷟，传说中五凤之一，实为大雁。那个时候正是西周开始崛起的年代，有人看见有许多的大雁齐鸣于岐山之上，认为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件，于是被有心人用来鼓舞士气，趁势说这是神传递的吉兆。“杜伯射王于鄗”，是说周宣王晚年滥杀无辜，在一场围捕打猎时，神情恍惚中看见三年前被他杀掉的杜伯来向他索命，用红色的箭射向他心窝，然后而死。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件事预示着西周的衰退，果真到了他儿子周幽王则西周灭亡。以上这些吉兆也好或凶兆也好，都解释的通或很好理解，唯独“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之“梼杌”不好理解。按字面可理解为梼杌（这个事件）在丕山之旁或丕山脚下发生了。如果按照语言学考证说,“梼杌”是“虎人”即楚人，则有些不合逻辑。如果“商之兴也”是因为楚人在丕山出现(作为吉兆应该是帮助而不是敌视吧？)，那不是说在建立殷商王朝时楚人的功劳最大？那还有商汤什么事呀。而且这与史实也是矛盾的，商汤征昆吾（即楚人），怎么楚人反而有功劳了？再说从建立殷商王朝后楚人的待遇看，这种说法也不成立，据史料记载“商汤都亳，楚人南迁。”由此看出“梼杌”的语言学考证说不能成立。
“梼杌”与商汤的兴旺相联系，那么“梼杌”是否也是什么吉祥的动物？如果是动物，从历史的传说上看，它好像不代表吉祥，反而都是代表的凶恶之物。既然不是动物，那就是一起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现在已经不可考。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 殷记》记载有“梼杌之神，见于丕山”，这和“梼杌次于丕山”意思相近。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梼杌次于丕山”是当时一种真实的记录，“梼杌”应该是一起事件，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商汤王朝兴旺的吉兆，同时可能也给楚人部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以致楚人长久铭记并被其后人将之冠名为楚史，而且在这个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很可能看到了神奇和不可思议的一幕，所以才有“梼杌之神见于丕山”之记载。
《越绝书.外传记 宝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和郑国听说楚国拥有一把好剑，“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皆白。楚王于是大悦”。这哪里是冷兵器，简直就是具有远程杀伤力的武器。这种剑只有楚国有，这让我们想起同样是楚国人孔周所收藏的含光、承影和宵练三剑。
楚国人把“梼杌”看得如此神圣，以至于将其冠为国史名。古代，在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生存条件还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如果“梼杌”不是关于吃、穿、用的，就是关于安全的。从文献中出现的“梼杌”含义来看，很显然它不具备前者那类性质，那就是说它可能是保护族群安全的，最大可能就是关于武器的。
那么“梼杌”是件什么武器呢？在历史传说中，能够让人联想到的恐怕就只有昆吾人孔周家族所收藏的那三件当作宝剑的光学装置了。由于年代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梼杌”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人们只记住了它所代表的可怕的威力，久而久之抽象化变成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以至于用其冠名楚国国史这样一件事，已经不能被后人理解了。
（《量子纠缠》小说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