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正制不可不谈乡议，这是察举制的基础。察举制贯彻的是周礼中“乡举里选”的思想，即地方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提供给朝廷使用。汉武帝制定察举制，其实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规范的选拔机制，并将选拔权收归到朝廷派出的地方官手中，把乡举里选和中央集权相结合。
或曰，何不直接设立考试制度？事实上汉武帝也设立了考试制度，即设科射策，饱学之人可以通过考试做官，这样的案例并不少。但全国范围的考试制度在当时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因为以当时的社会条件，垄断知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东汉时期的经学世家和律学世家就是明证。当教育资源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中时，全面铺开的选拔考试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呢？比方说教育部如果规定体育考试考骑马射箭，能够拿高分的会是哪些人？而且当时的人本身对考试取人这件事也有抵触心理。
汉武帝
察举制把选拔权收到地方官手中之后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官本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所以察举制实行之初很多地区都无法完成察举任务，于是汉武帝专门下诏不按时察举孝廉的太守要以罪论处。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候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除孝廉外，察举制当中的特科也很多，如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等，其用意在于按照朝廷的需要不使人才有遗漏。事实上西汉时期确实有大量从平民起家最后成为高官的人，证明当时的选官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很多事情只要沾上了KPI之后马上就会变味。皇帝让举孝廉，然而“孝廉”与文学、明经、勇猛等不同，是无法被考察的，被举者何以证明自己符合孝廉？如果地方官不认识可以举孝廉的人，便只能去问别人，于是乡议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邻当中名声较好的人自然容易被举孝廉。绕完一圈之后，还是得听下面的话。
同时察举制在实行过程中自己也发生了变异，例如孝和廉本身是不同的两科，汉宣帝曾下诏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不得被举为廉吏。
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
既然都专门下了诏书，说明这种行为在当时颇为普遍，官员举廉吏已经近似应付交差。经过西汉末年吏治的进一步恶化加上王莽搞出的“休克疗法”，东汉朝廷想原封不动捡回西汉那一套已经很困难了，连孝廉都合并成了一样。单独一个“孝”或“廉”都能让官员感到为难，那么直接冠上“孝廉”之名的人有多大的可信度不言自明。
而王莽篡汉的行为又给了光武帝警示，大家终于知道连儒学者都可以这么没节操下限，因此东汉朝野重视道德教化，崇尚名节，光武帝就奖励过这些不与王莽同流合污之人。但如前所叙，道德和名节是虚无且无法验证的事物，孝廉的考核标准是道德名声，于是便有了许多人为了做官而去制造舆论，博取名声，干出种种荒谬之事。
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方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光武帝刘秀
乐安人赵宣葬亲却不闭墓道，住在里面服丧二十多年，得到乡里人交口称赞，却悄悄在墓里生了五个孩子。灵帝时期有数十人自发为桓帝守孝，居然集体被召进皇宫做官。以迂腐荒诞著称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八个都出自东汉时期。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对名节的推崇还衍生出了不做官的风潮，名士越是拒绝做官就越会受到追捧，连诸葛亮都说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话语。然而真正淡泊明志，能够以道德约束自己的人必然是少数，多数人和宣陵孝子一样都是表演出来的，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因而“名”就和虚伪、浮华挂上了钩，两者常常互为表里。
光武帝的孙子章帝在位时就下诏要求举士勿取浮华，也就是不要举用那些名不副实的人，说明浮华问题在东汉的全盛时期就很严重了。安帝时期下诏要求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勿取浮华，那么浮华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东汉官场的顽疾了。因而顺帝年间，尚书令左雄主导了选拔制度改革，史称“阳嘉改制”，严格了孝廉选拔标准，并加入考试环节，还一口气罢免了十余位选人不严的太守，用以肃清官场。
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己亥，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赖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颖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憙，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汉章帝
但只要选拔者仍然以道德作为衡量指标，就不可能改变士人重名的风气。于是这种风气又和当时流行的品题人物相结合，士人们交游往来互抬身价，并搬出有清正廉明名声的权贵士大夫背书，发展出了清议。例如能被当时的士人领袖司隶校尉李膺接待的就叫作“登龙门”，顿时身价大涨，少年时期的孔融就前往拜访过李膺。
是时，朝廷日乱，纲纪穨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士人们赠予那些品行高洁的士大夫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称号，并争相结交，后来参与群雄纷争的刘表和张邈就名列其中，“浮华”一词也渐渐和士人交游的行为划上了等号。而这些交游的士人逐渐形成了小圈子，把控舆论，影响选举。这种现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和士人们自发联合对抗如日中天的宦官势力有很大联系，实际上正是宦官大量安排子弟四处为官首先破坏了选举制度，但不可否认士人的活动也威胁到了朝廷的选拔用人机制。
例如身为宦官后人的曹操为了洗清出身，竭力和士大夫们来往，主动结交名士许劭并要求对方评点自己，袁绍年轻时也和士大夫来往甚密，甚至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气守孝六年，隐居不仕，以坐抬身价。这样的现象自然引起了宦官和皇帝的警觉，于是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大批士大夫被逮捕杀害，交游士人很多都被定性被“党人”，要求终身不得做官。
玄谓太祖曰： “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后还爆发了多次反对宦官当权的太学生运动，曹操刚做官时还曾上疏朝廷，为党锢之祸中被杀害的士人领袖陈蕃、窦武平反。结合曹操的年龄和当过太学生的经历，那么他大概率积极参与过太学生运动并因此进入士人圈子。党锢之祸后十多年爆发了黄巾之乱，其成因与党锢之祸密不可分，张角很可能就是党锢之祸后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因而灵帝在黄巾之乱爆发后立刻解除了党锢。
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
于是士人交游和品题人物的风潮又复苏了，例如庞统等人就以善于评点人物而著称，荆州隐士司马徽号称“水镜先生”，他评价诸葛亮和庞统为卧龙、凤雏，这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成名并进入当权者的视野。在察举制重视道德的用人标准之下，想做官必须要有名声，最初大家做出惊世骇俗的夸张之举博取名声，后来结交士人营造名声，而有了点评家之后，直接去请他们给个评价就得到了名声，所以无论曹操还是庞统，他们出仕的第一步都是去拜访点评家。
当时几乎各地都有自己的名士，也有自己的名门望族，其名声无非是依靠乡里舆论进行炒作，如荀淑的八个儿子号称“八龙”，司马防的八个儿子号称“八达”。而那些以评点人物著称的点评家的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例如扬州牧刘繇因为担心被许劭嘲讽而不敢任用同乡人太史慈为大将，曹丕给钟繇写信说如果孙权敢背叛自己就叫许劭去点评这件事，让他成为士人口中的笑柄。
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
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妩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
然而汉末乱世带来了许多变数，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普通人喜欢把重点放在世家和平民子弟的对立上，但这句口号实际上针对的是东汉时期察举制以名取人带来的诸多弊端，将“才”放在“名”之前，进行拨乱反正。曹操的求贤令非常激进，认为只要是能人，就算盗嫂受金也可以举用，有些矫枉过正的意思，但其表达的意思也颇为婉转，称贤人君子不易得，其实就是想说以道德为标准求来的大都是伪君子。
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
曹操的部下虽然未必赞同这样激进的口号，但也同样认识到了以名取人带来的弊端。例如东曹掾毛玠和崔琰一起掌管选举，史书上称他和崔琰所选举的都是清正之士，似乎和曹操的口号很不一致，但又说“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毛玠一概不用。大概就是这种重实而不重名的取人风格很对曹操胃口，因而毛玠能够长期担任此职。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至于九品中正，《宋书·恩幸传序》将九品的发端定在了曹操时期，但称其“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似乎也是以才为先。然而从令狐邵的经历和鲁肃对孙权的进言来看，曹操所订立的用人制度中，出身也占有一定比重。实际上郭嘉就建议曹操多征辟新服之地的名士，好消化这些地区，因而这种做法也是在执行这一路线。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
九年，暂出到武安毛城中。会太祖破邺，遂围毛城。城破，执邵等辈十馀人，皆当斩。太祖阅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放，署军谋掾。仍历宰守，后徙丞相主簿，出为弘农太守。
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原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皆嘉之谋也。
而这里更应该关注的是，鲁肃称自己投降曹操后会被交还乡党品其名位，之后交游士林，累官州郡。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在定品的过程中，乡党的意见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曹操则是收集了这部分的意见。关于其后又说交游士林，似乎和东汉后期无异，但有记载称曹操极为厌恶许劭这些点评家，甚至于动用屠刀，令其四散奔走。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议论，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嫉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
鲁肃
其实从曹操杀死讥讽自己的名士边让当中，就能看出他确实厌恶这群人，那么说他不允许这些点评家从事活动倒也颇为可信。他后来给孔融定的罪状里，其中一条是孔融和祢衡互相称赞，祢衡称孔融“仲尼不死”，孔融说祢衡“颜回复生”。孔融和祢衡的行为就很有士人交游互相点评的意思，而这居然能成为孔融的罪证之一，而曹操早先也曾写信讥讽孔融是“浮华交会之徒”，足见曹操对于此类行为的态度（虽然他年轻时也参与过）。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官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九品中正制和都督制等制度一样，都是在曹操时期出现了雏形，最后由曹丕制定规范统一实行，而如果按照司马芳碑的碑文，在曹操之前地方已经出现了中正一职。曹操既然如此厌恶浮华交会，更不能容许他们干政，那么这一制度的初衷应该是排斥清议，由国家派出官员直接统管乡议。名士不能自己制造舆论扰乱选举，而应该由政府官员收集乡议，从而给士人分出等级。就和汉武帝的察举制是为了把乡举里选交由国家规范管理一样，九品中正制也是基于同样的思想。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时，选取的中正官如王嘉、时苗等人都是洛阳的京官，而非地方自行任命，可见制度本身的中央集权特征。
司马芳碑文
要打个比方的话，点评家们就好像是自媒体，这些自媒体办得红红火火导致大家都听自媒体而不听官媒了，甚至官媒都要转载自媒体。而九品中正则是实行一刀切，禁止所有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人擅自评点人物，朝廷用人一律以中正官给出的等级为准。
这个制度得以实行，除开曹操的铁腕手段，也因为汉末乱世带来大量的人口流转播迁，许劭这样的点评家从汝南跑到了江东，诸葛亮这样的能人从徐州跑到了荆州，无论是乡举里选还是士人交游，本身都遭到了很大破坏，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都常常互不了解。那么这时官方要收回并统一人才点评标准，受到的阻力就会小很多，这本身属于人才选拔制度的一种再建立。从党锢到九品中正，其实反映的是朝廷和地方士人争夺舆论主动权的过程。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覈无所。
后来曹操的孙子曹叡当政时期，何晏夏侯玄等一干士人官二代又掀起了交游之风，互赠称号“四聪”、“八达”、“三豫”，领头者夏侯玄甚至连皇后弟弟的面子都不给。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挑战朝廷的权威，结果这帮人最后惹恼了董昭等老臣和曹叡本人，被定性为“浮华党”，下令贬官或禁锢，堪称党锢2.0版，司马师兄弟就疑似参与了浮华党导致三十来岁还只能当家里蹲。
曹叡
曹叡在浮华案之后几年还专门告诉吏部尚书卢毓，叫他选举人才不要选有名的人，名声如画饼充饥，不可下咽，司徒陈矫去世时卢毓推举名士管宁，曹叡也没有同意。但卢毓则说以名取人虽然招不来能人异士，但能招来普通的人才，这些人仰慕教化获得名声，因而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担心能人得不到任用，应当制定考课法考核政绩，给予他们上升渠道，曹叡表示同意。可以看出从汉章帝开始，无论是安帝、顺帝、桓帝、灵帝，还是曹操和曹叡，当权者对于以名取人带来的浮华弊端都是有所认识并加以贬斥的，这一点并不因为改朝换代或者天下大势发生改变而有所不同。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
卢毓的发言其实点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以名取人本身是崇尚道德教化的产物，虽然会让一些有真才实学但不擅长炒作自己的人被遗漏，但对于社会风气是有好处的，完全否定以名取人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曹操时期担任丞相东曹掾的何夔就提出过，认为用人不能抛弃道德标准，要重视乡论这一程序。从他在发言里说出的“时忘道德”，可知是不满意曹操否定道德教化作用的唯才是举，这便引出了“才”与“性”之争。
入为丞相东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脩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太祖称善。
卢毓
才指的是能力，性则是道德，能力和道德究竟谁更重要，谁更应该成为取人的首要标准，从汉末开始就争个不停。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之后，冯翊人吉茂被中正王嘉给出了“德优能少”的评语，说他道德优秀但能力不足，气得吉茂说让我像你们父子一样穿着官服去抢人钱财就叫作有能力吗。这说明九品中正制在实行之初是把道德和能力摆在同等位置的。但从杨沛传的记载来看，以事能见用的杨沛在黄初年间逐渐成为冗官，说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大政方针的改变，用人标准从曹操时期的重视能力而逐渐倾斜向重视道德。
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
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
曹叡死后曹爽当政时，又起用了当初因为浮华案而受到打击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这些人虽然被冠以浮华党的名称，但实际上何晏、李胜、夏侯玄、诸葛诞、司马师都以善于为官著称，其在任时成绩有口皆碑。以夏侯玄为首，曹爽所任用的官员发起了一场改革，史称“正始改制”。
由于曹爽和司马家族的斗争问题，有关这场改革的相关史料很少，陈寿十分隐晦地将夏侯玄等人的主张以书信形式放在了夏侯玄的传记当中。其中第一条就是改革中正制，其着眼点在于中正官侵夺了尚书台选举用人的权力，造成标准混乱，给了别有用心之人开后门的机会。夏侯玄提出的建议是中正官只能收集乡论给予用人的建议，不能自行更改人才评级，同时与考课法并行，两者分别着眼于德和能，而尚书台则综合二者意见来决定用人。
一些人关注于曹爽和司马懿的党争，认为夏侯玄的建议是想把用人权收归到时任吏部尚书的好友何晏手中。我认为这有因果倒置之嫌，个人看来正因为在夏侯玄等人的政治蓝图中，决定用人的重点机构是尚书台，所以曹爽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而非相反。司马懿没有直接否定夏侯玄的建议，而是委婉地表示目前还缺乏条件，后来还提出了设置大中正的建议。许多人据此认为夏侯玄削弱中正官的建议破坏了在九品中正制当中获得利益的豪强集团，而司马懿的大中正制度是进一步收买豪强。
司马懿
个人觉得这些想法未免想当然，如果认为司马懿代表的是豪强集团，那么何晏、夏侯玄等人不也同样出身豪强？夏侯玄的建议中真正最触犯官场利益的不是中正制改革而是省并郡县，夏侯玄希望直接撤销郡级行政，减少万人以上的人员编制，以节省开支。这中间牵涉的利益纠纷可就太大了，远不是“触犯豪强利益”可以概括的。
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
同时，关于大中正的构想，与其说是出卖利益给权贵，不如说是进一步深化朝廷对中正评级的控制。大中正大都由京官兼领，可以直接决定中正的人选和人才的评级，大中正和中正不同，直接和朝廷联系，对朝廷负责，没有地方色彩，设立大中正其实是想要强化集权。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浮华党人出身夏侯玄等人的政治蓝图里是没有清议的位置的，中正收集乡论汇报上级，根本不用参考士林交游的点评，大概说明无论谁坐到那个位置想法都会一样吧，曹操如此，夏侯玄也是如此。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是将才和性进行分离甚至是对立，其理论就是性差的人才未必差，之后要求卢毓选举莫取有名的曹叡也是同样的想法，夏侯玄提出中正和考课并举的意见也是同意才和性应该分开看待。
后来曹魏大臣对于才和性的观点发生了争论，傅嘏支持才性同、李丰支持才性异、钟会支持才性合、王广支持才性离。总的来说，傅嘏和钟会认为才和性是互相影响的，李丰和王广则同夏侯玄一样认为才和性是互相分离的。这里极其有趣的地方在于李丰、王广、夏侯玄三人都是司马家的政敌，最后也都死于司马氏之手。如此一来也很难简单认为才和性的争论只是单纯的哲学命题而与政治无关，这应当是司马家对理论高地发起的一次冲击。
后来钟会集合了四人的言论，编撰出了《四本论》，然而由于钟会自己也走上了反对司马家的道路，导致该书失传。传说钟会写出四本论之后拿着它想要去拜访名士嵇康，但又害怕嵇康责难自己，于是把它扔进嵇康家里就灰溜溜地跑了。这件事颇有意韵，似乎钟会已经料到嵇康会反对自己的意见，并且没有信心驳倒嵇康。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钟会
而当才与性的争论在朝堂上反复进行时，九品中正制已经积弊颇深。司马懿想要推行大中正时，曹爽的弟弟曹羲就表示反对，认为大中正根本不可能了解州里的所有人，只能去问下面的人，最后还是郡里说了算。曹羲的意见应该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角度，认为州中正的设置多此一举，这也符合正始改制把重心放在提升公务处理效率上的出发点。
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捡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於郡人。
然而州中正最大的问题在于，当朝廷可以通过州中正的设立进一步掌控地方选举的同时，中央的官员也就可以轻易地把自身影响力施加到地方。东汉虽然有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但首先官方并没有认可袁氏世代为官的资格，袁氏也不能直接掌握选举权。而有了九品中正之后，虽然排除了清议对选举过程的干扰，但得到官方认可的中正也是在干着品题人物的工作，和清议这种自媒体不同的是，他们给出的点评具有官方效力，可以成为做官的资格认证，于是豪族就这样成为了贵族。而大中正的设立又使得原本影响力仅限于本郡的各大家族可以凭借大中正这层关系轻易地控制国家的选举命脉，于是地方性的豪族成了全国性的贵族。
例如中正官在给司马炎定品时，自然是定了很高的品级。当时的潜规则是必须要有人和他定一样的高品级，以显示定高品不是因为家世而是因为才德。然而郡里没人敢和司马炎获得同样的品级，只好找州里其他郡帮忙，最后十二个郡的中正一起商量，抬出了时任九卿的郑袤的儿子郑默和司马炎同品，司马昭还因为这事给郑袤写信道谢。就这样，中央的高官们轻易地把持了地方选举。
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文帝与袤书曰：“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窍贤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
司马炎
同时，中正官本身过大的职权也令才性之争失去了意义。太原人孙楚和王济是好友，后来王济成为了并州大中正，去访问郡中正辖区内的定品情状，轮到给孙楚定品时，王济说这人不是你可以评价的，由我亲自来，然后给出了“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的评价。由此可见，当乡论被收编，清议被排斥，中正官具有极高的决定权时，无论尚才还是尚性都不再有实际意义，与其像东汉人那样去制造舆论、交游品题，不如直接和中正搞好关系。
初，楚与同郡王济友善，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于是乎，等到西晋初年时，大臣们便不再像夏侯玄那样从官职权属以及德才分叙的理论角度对中正制度提出批评，而是直接针对现实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来批评九品中正制，例如尚书左仆射刘毅所撰写的《九品有八损疏》。
九品中正制原本是一个出于解决察举制实行过程中“以名取人”造成的诸多积弊而产生的制度，这一点上和唯才是举没什么不同。该制度和察举制一样都是为了将选举权最大程度地收归中央，结果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变味，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刘毅直接称其为“魏氏之弊法”。察举制原本就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不从根本上解决其中存在的矛盾，只是一味收归权力，让高官垄断了人事选举权，最终遭到权力的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