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彼时，赵宋王朝在女真的打击下骤然崩溃，靖康之耻成为所有汉人心中的痛。但大乱之后，南北各自开始休养生息，另做打算。那么，如何收揽人心并且维护统治便成了南宋和金朝面临的头等大事。如何尽快安定天下呢？通过科举制度来拉士人，无疑是绝佳选择。这样一来，杨业和元好问两人的经历和家族就成了绝佳的历史见证。杨业不仅是说书评戏里的主人公，还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武将，而作为元曲大家和文人翘楚的元好问就更得坊间熟悉，两人一文一武，彼此之间似乎毫无任何瓜葛，但却因为科举制被联系到了一起。
科举制度固然影响千年，那么在杨业和元好问的时代之前，又有怎样的出仕途径呢？又对百年后的科举制度有怎样的影响呢？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断，阶级是社会的基础，传统中国也不例外。作为统治阶级的，自上古以来便是巫和王，众多王室成员及其部属也就成立次一级的统治阶级，掌握众多奴隶的生杀大权。到了西周和春秋时代，贵族阶层开始崛起，依靠世袭制度将官位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正所谓“世卿世禄”，阶级成为贵贱的代名词和彼此之间的鸿沟。但随着周天子权威的逐渐崩溃，各诸侯国纷纷崛起，这促使军功成为平民出仕做官的不二选择。直到秦汉，以军功评爵位成为主流。但毕竟天下太平，哪里有那么多仗打呢？两汉时期的军功和武士的地位便开始逐渐下降。
早在汉武帝时期，朝廷便已经注意到依靠军功封爵做官的人不一定能够胜任治理百姓的父母官职责，于是另辟蹊径，一方面下令让各地郡县定期给中央举荐，一方面由中央出面，号召天下才子毛遂自荐，这便是察举制和征辟制。但随着汉末大乱，三国和两晋纷纷，直到南北朝分裂，其间，世家大族依靠强大的实力，不仅极大地限制了皇权，使得魏文帝曹丕都不得不用九品官人法来讨好士人大族，而且通过把持选官大权，进一步削弱了皇权。由于九品官人法只靠选官者的个人好恶，这便促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出现，广大寒门子弟无法获得上升机会。
于是，在吸取两汉任用官员事先考试的经验，隋唐开始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即，开设不同考试科目，只要天下学子可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便可以获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当然，由于隋唐时期的文武勋贵颇多，寻常人家要与这些子弟相比，的确稍逊一筹。随着李唐王朝在内忧外患下的灭亡，五代十国再次使得武人有了依靠军功上升的途径。直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和城府极深的弟弟赵光义，二人均意识到：必须打压武将的气焰，否则“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哗变将不能避免。所以，北宋不仅加大了科举和学校的普及，还拓宽了取士的名额，一介布衣的士人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于是，诸如杨业家族一般的武人，虽然在五代时期依靠军功获得提拔，但终究被逃不过北宋君臣的怀疑甚至打压，而诸如金代元好问一般的文人，则乘势崛起，依靠科举的助力和家族的辅助，一步一步迈上了顶峰。
一般认为，长江以南无辽金，黄河以北无南宋，这虽然是大略的判断，但的确道出了一番历史真相：南北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和隔膜。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各地士子纷纷投入到了科考的征程之中。但毕竟自唐中后期以来，江南便逐渐成为天下财赋重地，连东京汴梁都必须靠漕运江南的粮饷过活。与此相反，黄河以北由于遭遇多年战乱，甚至时常出于北方部族南下的前线，故而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为了避祸，众多士人家族和豪门大户纷纷南下江南或者进入川蜀，留下来的多半是武人和没有门路的普通士人。
作为武人的代表，杨业便是五代动荡之际北汉麟州刺史杨信之子，自幼精于骑射、喜好狩猎，后来因积累军功晋升为建雄州节度使。其实，杨氏一族作为晋北武人的代表，只是大历史下的一个缩影。早在唐中后期，北方的粟特和沙陀部族便纷纷进驻晋北，随后因为骑兵战力强悍，又被朝廷笼络收编，成为依靠军功上升的武将家族。由于北有契丹，南有赵宋，北汉的境遇十分困窘。于是，更要仰仗世代从军习武的杨业一族。被降伏之后，杨氏一族依旧为赵宋戍守北境，时常与契丹接战。
隶属于沙陀突厥军事集团的晋北武人，只是因为其军事价值得到了朝廷的青睐，就如同杨业战死后，其子孙依旧从军作战，无论是杨延昭还是杨文广，包括杨业之弟杨重勋，均被朝廷授予武职，并且作为高阶武官得到宠信。但随着北宋灭亡，晋北突然从对敌前线被纳入到了腹地，不必再整顿武备，至于像杨氏一族的将门，不仅失去了依靠战功出仕的机会，而且在异族的统治下，还会遭到打压。于是，科举制度就成了黄河以北士人的选择：出仕不仅能获得上升的机会，而且可以躲避异族的倾轧，获得官府的庇护。于是，金代的元好问便成了新的榜样。
元好问出身于秀荣元氏，据说是北魏拓跋皇族的后裔，故取汉姓为“元”。元好问的先祖曾任北宋忻州神虎将，其后多代均有尝试科举，直到元好问这一辈，元氏家族已经两代进士，在金朝进一步推广科举并且拉拢士人的机缘之下，元好问也选择了科举出仕的路子。追根到底，弃武从文是当时晋北乃至于华北士子的普遍选择。毕竟依靠征伐积累军功，首先会面对汉人的身份问题，其次也得不到女真人的重视，唯有科举制度可以发挥身为汉人的优势，而且不必与南方的汉人同室操戈。于是，从金代开始，直到蒙元，科举便从汉族士人出仕的不二选择成为众多华北士人求取安身保命、出仕为官的被迫选择。
如果以“南北朝“视角来观察金元时代与两宋之际的士人：同样都是遭受北族武力入侵后，原汉人政权崩溃并南迁，中原遂被异族占据。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两条所谓的（主要）”汉化“路线：一支士人群体南下，实现了对南方各族群的”汉化”，一支士人群体或辗转各地、或仍留居中原，但始终都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并适时的“汉化”了异族（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女真和蒙古的儒学士人）。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尚且是不成体系和制度性的，仍有世家大族和文武勋贵的世袭色彩，那么金元时代和两宋之际，由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已然成熟，足以作为出仕、应举和阶层上升的稳定途径，则社会已然有平民化的趋向。
以科举制度和登第人数最为突出，中国本部的南北方呈现出巨大差异，即北方士人越来越无法和南方士人竞争，其上升途径、出仕机会日益渺茫。甚至到明代有“南北榜”的推出。即顾炎武所声称的，“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认为北方人不堪造就。
但早在北宋立国以来，南北士人境遇日渐扩大的现实，在北方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后被打破，黄河以北（甚至关陇、川陇多地）沦陷，加之五代后晋时早已被献出的燕云地区，这一区域下的汉族士人获得了出仕的新机会。女真为了笼络人心、为了新政权尽快稳定、加强政权的统治和汉人的辅佐、与宋竞争正统性。特别的，以晋北武人杨业和地方家族元好问为代表，在女真以及蒙古的统治下，其从军出仕的机会势必会随着扩张的停止而减少，并且会因为冗官而被削减。故而，科举制度作为较为稳定的出仕途径，不仅受到汉人的青睐，也成为女真人、汉人和蒙古人的选择。
结语主动倾慕于所谓的汉人文化与制度固然有之，但从士人——这一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角度来看，很显然，巩固政权的需求和维护本族地位的现实考量才是更为重要的，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金元时期番/胡汉民族隔阂的存在与出仕途径的日趋变通、多样。即如正史所载： “仕进有多岐，诠衡无定制”，杨业与元好问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参考文献：［日］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刘浦江：《辽金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宋濂等：《元史》卷81，中华书局，1976。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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