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大明风华》的热播，加之著名演员王学圻的精彩演绎，永乐大帝朱棣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皇帝”。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因为在靖难之役篡夺皇位后的惨酷杀戮而深受后世的诟病，但不容否定的是，他在文修武备、拓土开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上确实立有不世之功——鲜为人知的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作为一种国家节日得以确定和延续，就与他有关。
《大明风华》剧照
一、朱棣下旨“放灯十日”
史料显示，我国早在汉代就有正月十五燃灯的习俗，隋朝以后逐渐称这一天为元夕、元夜和上元。唐代诗人卢照邻在《十五夜观灯》中给我们留下了其时的“写真”：“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宋代词人欧阳修和辛弃疾皆有相关名句传世，无论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还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不难看出，这一节日在民间的盛况，以及其特殊的意义：成为相恋男女约会的契机。
但上元节或称元宵节以一种国家法定节日的形式被确定和固定，则与明成祖朱棣密切相关。明代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记，永乐七年的正月十一日，已经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朱棣下旨，规定每年的正月十一日到二十日“放灯十日”，成为国家的法定假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纵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者著不要搅扰生事，永为定例。”
《万历野获编》
短短一段话，既没有板着脸的官话，也没有文绉绉的套话，十分豪纵和爽快，每个字都能看出朱棣的自信和昂扬，也能感受到大明盛世时的自由与开放。
于是才有了《皇明通记》中的记载：“永乐十年正月元宵赐百官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常。”鳌山就是把千百盏彩灯堆成山，高可达十三层，形如鳌，故得名。成书于清代的《燕京岁时记》中亦记“前明灯市”曰：“市之日，凡珠玉宝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每日赁值至有数百缗者，皆豪贵家眷属也。灯则有烧珠、料丝、纱、明角、麦秸、通草等，乐则有鼓吹、杂耍、弦索等，烟火则以架以盒，盒有械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
到了清代，上元节更盛，只是在“假期”的时间上有所更改，变成从正月十三至十七。晚清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这样描述京城的过节景象：“每上元五夕，西马市之东，东四牌楼下，有灯棚数架，又各店肆高悬五色灯球，如珠琲、如霞标、或间以各色纱灯。由灯市以东至四牌楼以北，相衔不断。每初月乍升，街尘不起，士女云集，童稚欢呼。店肆铙鼓之声，如雷如霆。好事者燃水浇莲、一丈菊各火花于路。观者如云，十轨之衢，竟夕不能举步。香车宝马，参错其间，愈无出路，而愈进不已。盖举国若狂者数日，亦不亚明代灯市也”。
《天咫偶闻》
除了观灯以外，百姓们在这一天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玩儿“打鬼”的游戏，妇女们提灯游行，希望走掉百病，通过正阳门、崇文门或宣武门的城门时，还要摸一下门钉，亦有祈福之意……但也正因为人多杂乱，灯影恍惚，容易引发一些奇闻异状，所以在古代笔记中，提到上元节，常常会接引一段吊诡的故事。
二、白云观里的梦幻幽会
清代学者俞蛟在《梦厂杂著》中曾写过一篇发生在白云观的上元节故事。
《梦厂杂著》
白云观是丘处机修道处，相传正月十九是丘处机的生日（也有史料说是他在这一天去势），所以从正月十五开始，“住持道士即洒扫殿庭，涤除院宇。”道观里外，云集着大量卖香烛和百货的小商贩，游人往来，自朝至暮无歇止。《春明采风录》中记载，这段时间成了仙的丘处机有可能会下凡，“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却病延年”，所以人们都盼望着能撞大运“会神仙”。而也确实有些仙风道骨的道士，手持拂尘，“注目凝视，不言不笑，终日蚨坐蒲团作仙状”，“而人亦蚁集丛视，俨若真仙降临，唯恐失之交臂”。
康熙初年，有个名叫陈谷的书生，于上元日偕友入观遨游。朋友碰到一位熟人，握手款语，陈谷于是先行入后殿。一位道士见到他就说：“等你很久了，怎么才来？”说完抓住他的手臂，打开一扇小门往里面走。陈谷并不认识他，一时间有些懵神，想挣脱他的牵拉，转身一看，那扇小门已经变成了覆满藤萝的岩壁，无奈之下，只得跟着道士往前走。但见小溪澄碧，水声潺潺，走过一座石桥，两岸乔松大皆合抱，烟雾冥濛，异花芬馥，“遥见殿阁参差，高出林表，而朱甍碧瓦，画槛雕栏，真不啻瑶岛蓬壶，蕊宫仙阙也”。陈谷茫然不知所措，道士牵着他的手，从殿左侧的台阶拾级而上，进入大殿，只见里面坐着一个身披鹤氅头戴星冠、须发如银的神仙，那神仙端详了陈谷良久，连说“可惜”，然后让道士带陈谷出殿。陈谷一下子慌了，对道士说：“突然将我呼之而来，突然又将我挥之而去，既然是神仙，言谈举止必有道理，连说‘可惜’又不肯向我解释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拿我耍着玩儿吗？”道士连忙说：“神仙语意深奥，岂能片言作解？你且先去西廊用些酒食，吃饱喝足了，我再慢慢跟你解释。”这时已经日暮，道士秉烛将陈谷引至西廊，只见素食菜羹已列几上。
陈谷心慌意乱，刚刚坐下，道士忽然不辞而别。陈谷见帘内灯影中，似有云鬟高髻者掩映其间，便掀帘而入，只见一个女子坐在榻上。陈谷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的恋人。原来这女子就住在自己家的隔壁，“女家有高阁，陈之卧室可望而见也，女恒挑之以目，陈逾垣就之”。一来二去，俩人的好事被女方家中所觉，遂将女闭至他所，两情隔绝。此时此刻居然在白云观里重逢，顿时情不可遏……等到五鼓时分，卧榻上的陈谷突然被冻醒，举目四望，“星斗横斜，屋宇全非，则身卧旷野，去观数里”，踉踉跄跄回了家，托人打听那女子的行踪，则数日内女子足未出户，方知上元节的一宵幽会，实乃心中欲念为仙人所知，故而成幻。
如果说这出“白云观遇仙记”只是文人杜撰出的一段春光旖旎的艳事，那么道咸年间学者潘纶恩记载于笔记《道听途说》中的“玩城头杀人事件”，则是不折不扣的真实大案。
《道听途说》
三、一条命换几个鸡蛋和糕饼
南京旧俗，有所谓“玩城头”者，即于每岁上元节这一天，人们聚集在城头上迥环巡径，衔尾不绝，年轻人敲打铙钹，载歌载舞，以助游兴。很多小商贩别出心裁，爆玉米花，将其攒于酸枣枝上售卖，游人暮归时，各擎一枝，宛然折了梅花一般，见之者，便知他们是玩城头归来。
有个姓张的，每年上元节都热衷于玩城头，这一年受邻居李妇所托，带着其五岁的儿子一起前往。“沿城一匝，白日即已西斜，乃手托假梅花，自汉西门下城，寻就归路。”走到过新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家住附近的姓戚的亲戚，戚某约他一起过节，张某觉得自己带着个五岁的小娃娃游玩了大半天，其母一定在家期盼，不好多做逗留，所以坚辞不去。正在这时，遇到了另外一个邻居某甲，某甲年方十五岁，也是玩城头返家，与李妇及其子都相熟。戚某便托付某甲将那小孩子带回家。张某则留在了戚家，与戚某共赏灯节。
某甲带着五岁的小孩回家，路过自己家门口，带孩子进去歇息，见自己的家人出外跟人斗牌，室内虚无人。再一看那个孩子，“虽衣非锦绣，佩非珠玉，而布服花帽，缝纫新洁”，想来也能拿去卖些钱，便将他剥了个精光。小孩子吓得大哭，说要回家告诉妈妈，某甲顿时慌张，“思事泄必有不利，不如杀儿灭口。遂取厨刀，刃邻儿以死”。
再说小孩的妈妈李妇，等了一夜都没有见孩子回来，便去问张某，张某一听也呆住了，说早就让某甲带回家了啊，李妇又去问某甲，某甲一口咬定并无此事，彼此哗辨，终夜不决，李妇便去鸣官告状。官府初始以为张某是成年人，某甲还是少年，自然是前者撒谎的可能性大，但后来张某的亲戚戚某出来作证，说自己确实委托某甲带那孩子归家，这一下官府也不知所措，只得四下里撒出人找寻孩子，却怎么都找不到。就在案情陷入泥沼之际，有位妇女突然来见官，说自己知道孩子的下落。
原来，这妇人家就住在某甲的邻舍，她有个八岁的儿子，一向跟某甲要好，上元节那天他本来也想去玩城头，但因故未能成行，听说某甲回来了，便上门去找他，“扣其柴荆，键不得人，心疑之，自门隙窥伺，见甲所作”。目睹了杀人现场，孩子吓得不轻，回家告诉其母，其母起初不信，叱儿不可妄言，儿言属实不妄，其母到底老练：“如果属实，更不可妄言！”然后趁着某甲家中无人，私入其内，遍搜不着孩子的尸骨，突然闻见炉子下面传来恶臭，便发掘开来，果然找到了尸体——原来这家人的炉灶是个搭建在瓷坛子上的泥炉，某甲杀死那孩子之后，不敢将尸体运到外面掩埋，而自己的家中狭小无隙地，也不方便隐藏，所以脔割其尸，搬开泥炉，把尸骨放在瓷坛子里，再将炉子重新覆在瓷坛子上——尸证既确，某甲哑口无言，只能招供认罪。
令人感到凄恻的，是某甲将孩子的衣物典卖后，所得无几，只买了几枚鸡蛋和糕饼，而为了这么几口零食居然杀生害命，实在可恶至极，最终某甲被判死刑……看来在我国古代，“大过年的”和“他还是个孩子”这两条减罪法则统统不好使，罪行就是罪行，假如非要设定在某个时间和年龄可以有“优惠”，那么不妨问问某甲那样的罪犯，他在杀人和脔割尸体时有没有想到“大过年的”和“那还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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