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洪秀全形象
天国之痒（节选）
文 | 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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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材料阅思过程中，我并未生出洪秀全是杰出历史人物的感受。照理想的情形，所谓历史完人应在才、学、识、德四方面，俱臻超卓。其实，这样的人从来一个也找不到。虽如此，作为杰出历史人物，即不能面面出色，至少有那么一二点领冠群侪，如此相求，似不为过。
我们衡诸洪秀全，发现他盖皆平平。以太平天国领袖群体而言，洪秀全才逊杨秀清，学愧冯云山，识不敌洪仁玕，德不配石达开、李秀成，若论英气与豪气，陈玉成也能甩他十条街。这都很明显。然而，以上衮衮诸公，却都屈居其下，对他顶礼以敬、称兄呼主；而他则以状若无奇之秉赋，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乃至开了一个时代，确有些于理不通。
也许我们的某些想法，从根子上就是错的。比如，在历史巨变面前，人因被其气势所炫震，常易生出英雄创世的膜拜。其实呢，若能冷眼看去，多半会发现真相与其说是英雄创世，不如说“时势造英雄”。因为史上英雄人物，固有才学识德很堪与历史运道相配者，但也实在不乏一些平平之辈，可“天之大任”却偏偏降于这样的人身上，把他驱为历史的先锋，让他先尝历史的禁脔，他于是便也加入了“历史英雄”的行列。当年，曹丞相与玄德公“青梅煮酒”，说破“英雄”之事，后者手足无措，竟致失箸于地，惟借惊雷掩饰。小说家出于美化，谓刘玄德并非失态，而是机智和从容，实则我们从他一贯的妇人腔调，就可以断定他那小心脏的确是被吓着了。类似这样被历史摆在英雄位置然而实际不配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秦末大乱中的陈胜，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推上“陈胜王”的高度，最后证明，真正的英雄乃是项王与沛公，甚至甘当配角的吴广，英雄成色也比陈胜更高；还比如，元末被刘福通迎到亳州称小明王的韩林儿，朱元璋原来也拜他为尊，可是后来还有什么人记得他？
所以，历史无法排除偶然。洪火秀于广州邂逅洋教士，怀揣《劝世良言》以归，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历史偶然。他于此书所瞥去的寥寥数眼，被随后的病魇卷入梦境，幻历种种。而醒来后，梦境全失，浑如常人。足足又过六年，始因表亲李敬芳的过问而再度拾起，就此“神明”附体，并得冯云山匡扶创拜上帝会。检视整个经过，惟一可以认定的理性事实，惟有时代风云的际会。那个附于洪秀全之身的“神明”，其实就是1840年前后降临于中国的“千年变局”。这一重大历史契机，把他置于不凡，从而经他之手将历史旧帘落下，并推开一扇新的窗口。
“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蘖不剪，将寻斧柯。”历史的自我书写与演绎，每每这般，由涓滴而成巨流，从细枝而致盈抱。1836年广州龙藏街一幕，微渺如芥，除了洪秀全自己，大概再没有第二个人察觉这一瞬间，但当历史镜头拉开，拉向后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纵然憨夫愚妇亦不难于悉知历史大势已降。从1836年洪秀全偶获《劝世良言》，到1894年孙中山创兴中会，我们无疑看清了近代中国反清图变意识全因西风东渐而催生，且意识之进化，亦与西风东渐的深度和广度十指相扣。就像洪秀全造乎于时势，孙中山何尝不纯系历史的产儿？
同样反清，孙中山所追求和觉悟的，较诸洪秀全无疑贤明甚多，但那显然不能解释为此智彼愚，而是孙中山所可凭借的也比洪秀全丰富进益甚多。在洪秀全当时，他仅仅通过传教士知道上帝、耶稣和天国，这些大致尚属西方中世纪的思想资源，而到孙中山那里，有识之士业已从容知晓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和、民权诸概念。就此来论，不论洪秀全存在什么局限乃至陷于悲剧，皆可体谅。在反清图变这条路上，他只相当于咿呀学语的幼婴，换作别人，也并不能更高明。我们既不必把他当作不世出的英才供于历史庙堂，但若怀着后知后觉者的优越，奚落、嘲笑其幼稚简陋，更不可取。对历史来说，他在历史必经之路所踏上的第一步，比他做到什么或做得怎样，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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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虽器局平平，但在历来的农民领袖中，他有个优势，乃是通文墨之人，尽管自其所思所著看学问有限，然跟诸多同侪比，却已高出不少。当然他有个最主要的机遇，是从时代处领得独特馈赠。过去，像黄巢、宋江，也略知书，却没有《劝世良言》可读，亦无罗孝全可访，只能得授什么稀奇古怪的“九天玄女天书”而已。所以，黄巢、宋江都达不到他的悟识。反过来说，他虽然得“天”独厚，器局上终归显窄，英雄气魄根本不比黄巢、李自成。他之能走得比较远，打下半个中国，不得不说世运是到了一个颠倒激荡的关口，各路英豪纷纷自天降至下界，匿于民间，而他以拜上帝教点燃的那把火，将这些豪杰之辈吸引聚拢，跟在他的麾下，各展其能。太平天国，确是一种首领才具庸疏，但左右英雄竞起的现象，洪秀全以下，个个是能人，不要说杨、冯、萧、石，即便后起的青年才俊陈玉成、李秀成，放眼当时中国，都是掐尖儿的大材，乃至品阶更低、资历更逊的谭绍光之辈，纵是敌方、洋人，也视之为一等一的好角色。因得无数好汉追随、辅佐，仅堪村塾先生之资的洪秀全，终至于“天王”之位，在中国呼风唤雨。
过去将洪秀全照着“伟人”风范来描绘来塑造，就比如现今官禄布纪念馆外那尊塑像的仪表，但凡读过一些太平天国材料者，都知道与其本人无甚关系。洪秀全体肥，“头秃无发”，而且为人懒得动弹，即便出门，必乘舆坐船，哪里会是那样一个按剑挺立的雄姿？
反过来，网上坊间对洪秀全的一些丑化、谤诋，也不都有道理。此类笔墨，尤堆集于其性生活方面。其实洪的后宫并不很广，少则数十人，多则不逾百十人。拿历史上多数帝王的后宫来参照，实为“正常”；跟有些穷奢极欲的帝王比，甚至得算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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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一大苦恼，应该是精神世界的孤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他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很沉湎很投入的，但举国上下除他自己，旁人都谈不上真正信上帝。李秀成自述不断写到因为“信实于天”的问题，君臣之间发生分歧和争执。他规定的饭前祷告、做礼拜这些日常宗教内容，大家被迫照办，但我们从所有类似场景的描写来看，全是敷衍了事、应景充数。连他下面的二号人物杨秀清，也明显不信上帝，满脑子孔孟之道，在杖责天王过程中，所谈居然是一套又一套儒家纲常。可以肯定，上帝信仰并未深入人心，成为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就此而言，洪秀全内心难免有一些“孤家寡人”之慨。早先冯云山在世时，或许好一些，作为与之筚路蓝缕、同创拜上帝会的同志，冯应该是有信仰情怀的，却早早地牺牲。不过，洪氏如果想起冯云山，恐怕也会暗中愧疚。因为当初在山里，为了笼络杨秀清、萧朝贵一班地头蛇，洪秀全违心承认后者那些神神鬼鬼、明显有“异教”邪风的法术，削弱冯云山地位。后期洪仁玕的到来，一度使其喜出望外，这也是最早的信上帝的同志之一，彼于洪秀全，不单是从宗亲的角度把国家大权付其手中可以放心，想必亦有一番精神上可以琴瑟和鸣的安慰。然而，两人在分别的这几年，一个穿山越岭从紫荆山打到天京，另一个却在殖民地香港待了许久，接触好些洋人，学到不少新思想。当他们重新聚首时，观念上已有明显差别，这从洪仁玕所上《资政新篇》和洪秀全所作批语可以看出。从洪秀全的角度，自己对上帝教义的认识与理解才是正宗，堂弟却不免被洋鬼洗了脑。洪仁玕来天京后，天王只是委以重任，精神、思想方面的交流切磋却似无所闻，对比当年在官禄以及两人结伴赴罗孝全教堂问学的情景，颇觉物是而人非。生命末几年，洪秀全推卸政务，一个人锁在深宫，自己去思索信仰问题，更凸显了内心的孤独，死时似有弃世而去、天下事不足恋的解脱感。
尽管洪秀全资禀一般，又是一个耽溺于偏执、浪漫情怀的人，但不等于说他既天真又颟顸，实际上他还是很精明的，对权术颇有一套。该妥协，知道妥协；须隐忍，能够隐忍。1848年，趁着洪秀全赴广州营救冯云山，杨秀清和萧朝贵瞅准一、二号人物都不在的空当儿，精心策划，表演天父、天兄下凡双簧，以搏出位。等洪秀全归来，其势已成。洪秀全明知其故，也明知杨、萧所为系民间土教杂流，不合大雅，但他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认可杨、萧天父、天兄替身资格，假以吸聚会众、壮大队伍。此时，他似已忘记当时离开紫荆山，正是为了营救手足一般的得力助手冯云山，与后者渐渐疏淡，转而倚重杨、萧。这是明知涩果，而能强咽的姿态。杨秀清逼封万岁一幕，更显示洪秀全驭权有术的好手段。杨提此要求后，他竟破天荒地离开天王宫，亲至东府，面商褒封日期。为使东王吃定心丸，此举颇有孤注一掷的果决——东王必以为，天王如若心中有鬼，断不敢轻率过府，既然来了，允封万岁便应非有诈，多半又和当年承认自己为天父代言人一样，虽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这边杨秀清吃上定心丸，那边洪秀全密诏急就，夤夜征调韦昌辉、石达开勤王。事至于此，心计颇工，但还不是最精彩的。接下来，洪又料定东王既剪、北王必欲独大，遂利用此点，纵容他灭了翼王满门；次而他还料定，无论才力、德望，北之于翼，皆非对手，石在灭门之后必奋起复仇；而达开其人，公忠磊落，不会像韦昌辉那样怀有个人野心，所以一番连环相杀之后，所留下的幸存者将是翼王，但此人危害最小，不妨徐图之可也。果然，乱局既平，达开执政，洪秀全再通过倚信宗亲，捣乱作梗，逼得正人君子石达开无地自容，愤走他乡。此一结果，皆大欢喜。洪秀全倒也绝无害石之意，彼能一走了之，大家各自两便。这就是为何虽然翼王率部出走，天京却一直保持着对他的承认与尊重，从未目作叛逃背主。纵观前后这大半年，洪秀全可谓“乱云飞渡仍从容”，操柄弄权，驾轻驭熟，换作另一个人，也并不能做得比他更佳。
杨秀清之后，终至国亡，再无任何人拈动挑战天王权威的念头，与他在丙辰危机中所施展的出色手段，无疑有很大关系。从处置这一事件时的缜密与深邃看，洪秀全的政治天分颇高，只可惜人格不够健强、心理有残破之忧，妨碍了他真正成为一代之豪杰。罩上天王光环之后，精神旧疾被充分掩盖，然隐患未去，死灰随时可以复燃。与东王决裂之事，虽殚精竭虑，全力敉平，但我们也曾分析过，此事对他自信心的打击绝非小可。1856年明显是个分水岭，随之，他的意志复归消沉，自闭倾向渐强，抑郁心态难禁，益发离群索居，惟思在信仰方面独善其身，对任何实务都打不起精神，不思振作，就是一副听之任之、破罐破摔的架势。天京末日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忠王一再谈及这种感受，满是无奈口吻。
设若洪氏之躯未曾寄居一颗易碎之心，此人的作为乃至太平天国之运道，有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那对历史来说，是福是祸、是喜是忧，则并非吾侪所可逆料了。
本文选自李洁非《天国之痒》，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名作家李洁非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主要著作有“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及《解读延安》《文学史微观察》。
本书的写作基于迄今国内外太平天国研究成果，力避其中某些局限或偏颇，探析历史本来样貌，撷集上谕、奏折、情报、个人回忆录、亲历见闻等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太平天国的兴衰，进而深入发掘时代精神和历史流变走向。作者李洁非见微知著，尤擅于对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进行鞭辟入里、精彩纷呈的解读。本书将太平天国事件牢牢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之下，辨识其所预示的新与异，楬橥其所承载、演绎的“千年变局”主题，有力凸现了太平天国之于近代中国种种承前启后的历史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