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85年晋穆侯卒，穆侯弟殇叔以兄终弟及即晋君位，穆侯长子仇不得即位，遂出奔避难。这次内乱在当时似乎对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不算太深，但是它却成为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先声。
其实早在桓叔被封曲沃之前，晋大夫师服就已作出晋国将乱的准确预判。由此可见，“封桓叔于曲沃”，使晋国出现本小末大之势，也就无可避免地造成“晋始乱”的局面了。晋鄂侯元年（前723年），曲沃的实力开始强于晋公室大宗。
后鄂侯子哀侯即位，哀侯二年（前716年），曲沃庄伯卒，庄伯子称作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曲沃与绛对君权的争夺进一步激化，而此时哀侯也试图想歼灭曲沃，遂发动几次反攻。
哀侯八年（前710年），晋侵曲沃之陉庭，陉庭与武公谋划，趁机大败哀侯于汾水之旁并俘虏了哀侯。
武公派韩万杀死了俘虏的晋哀侯，后来曲沃武公又“诱晋小子侯杀之”，进而灭了被虢仲奉周桓王命所立的哀侯之弟晋侯缗。
至此，历经长达六十七年的争夺君权的内乱，最终以“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的结局而告终。像晋国这样长期内乱导致五位国君被弑的现象，在春秋时期为列国所少见。
曲沃代翼后，晋国复归统一。但不多久，继曲沃武公即位的献公就因宠爱嬖妾骊姬而引起一场内乱导致奚齐、卓子两位新君被杀，并在后续影响中致使怀公被弑。
晋武公于即位第二年（前677年）卒，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初“晋献公娶于贾”，但贾女无子不能立为夫人，于是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献公五年（前672年），由于夫人齐姜早逝，而骊姬又深得献公宠爱，因此献公立骊姬为夫人。
史苏通过占卜认为献公伐骊戎即使胜了也不吉，晋胜骊戎，骊戎亦会胜晋，且会使百姓和国家遭受罹难。
面对此结果，史苏亦无可奈何。史苏以占卜和戎女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依据，认为骊姬定会给晋国带来灾难，而后来事情的发展亦印证了史苏的预测。
首先骊姬贿赂献公之宠臣梁五与东关五，让他们进谗言将包括太子在内的群公子调出国都，只留奚齐与卓子在绛。
后骊姬又在国都制造太子申生将被废立的假象，先是冬季祭祀宗庙的烝礼一事，“公称疾不与，使奚齐莅事”，而不是按照周制让作为太子的申生担任主祭；
然后于献公十七年（前660年）又派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率军出师，这本不是太子所应做的事情，但献公依然派太子出师，由此可见太子申生被废是早晚之事了。
惠公即位后并未迅速解决国内的党争问题，反而捕杀了深得民心的里克和丕郑而引起了国人不满。
起初秦国支持夷吾回国即位，是由于夷吾以“河外列城五”贿赂秦穆公而得到秦国的支援，然而即位后惠公并未兑现诺言，于是秦晋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惠公四年（前647年），晋大饥，惠公派使者请求秦国输粟于晋，秦穆公以“天殃流行，国家代有”为由，慷慨输粟济晋，然而次年秦亦大饥，晋却拒绝输粟救秦。
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使得秦晋关系彻底破裂，由此而爆发韩原之战。李孟存、常金仓二位先生对此曾评论道：“晋秦间发生战争是历史的必然，骊姬之乱给晋国带来的动荡成为战争爆发的契机。”
其说甚确。韩原之战，最终“秦获晋侯以归”。在对待晋惠公的问题上，秦国多数人主张以惠公逼迫晋割地且送晋太子圉入秦为质，然后释放惠公最为有利，晋国无奈，最终答应。
然而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晋太子圉从秦逃回晋，秦穆公大怒，而此时在国外流亡多年的重耳恰好在秦，于是秦穆公决定支持重耳回晋国争夺君权。
由骊姬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一系列内乱最终以重耳即位而结束，晋国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晋国两次大规模的内乱不仅导致多位国君被弑。
而且通过这两次内乱也使晋国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晋无公族，晋无公族制度可以说是导致后来灵公、厉公等国君被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曲沃代翼的内乱中，晋先后有五位国君被弑，绝大多数大宗公族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剩余的大宗公族地位亦不及以前。
武公子献公即位以后，自曲沃桓叔、庄伯以来的新公族逐渐强盛起来并威胁到新公室。不久之后，晋国又发生骊姬之乱。
前文我们已有所论述，骊姬为使其子奚齐为嗣君，贿赂梁五与东关五向晋献公进谗言离间太子申生，且逼迫重耳、夷吾分别出奔蒲和屈，并将其他公子都派到边境城邑。
后骊姬又设计害死太子申生并诬陷重耳、夷吾两位公子。至此，晋国的公族被诛杀殆尽，“自是晋无公族”。
因此，晋灭公族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公族严重威胁着君权之安危。因此，对国君来说打击公族是必要的。
但晋打击公族却没有掌握好适度原则，而是在一系列内乱中将公族诛杀殆尽，使得晋国出现了一批以异姓子弟组成的假公族。
对晋灭公族一事，童书业先生评论道：“晋之除公族而以异姓为公族之过程，盖惩曲沃之乱而矫枉过正。晋文以后晋无公族之乱，而异姓异宗之大夫日强，皆由此耳。”
失去公族枝叶的庇护，晋君和公室就等于失去了血缘亲族的支持而只能依靠异姓异族的辅佐。
晋文公即位后，内乱消弭，但鉴于公室赖以依靠的公族宗亲的衰亡和公族“亲以宠偪”而致内乱的教训。
争夺君位时又得到了栾氏、郤氏、胥氏等国内强族的支持，即位后文公便“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这使得大批亲信和功臣通过封赏进入了统治集团内部。
文公虽有“昭旧族”、“友故旧”等举动，但自献公“诅无畜群公子”以来，晋国公子公孙就很少有受封、任职之事了，异姓卿族开始担任重要官职。
文公对官制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晋之旧族与异姓卿族相互牵制而维护君权，起初确实起到了维护君权的作用。
但文公卒后，异姓卿族的势力不断扩大，掌握实权的卿族，其专权的后果也逐渐显现出来。晋文公卒，子襄公即位，晋襄公时期卿族渐露专权态势。
其中对晋国影响最大的便是赵氏一族的专权。对此，童书业先生曾评论道：“开晋国卿族专权之始的便是赵氏。
赵氏虽本是晋国的大族，但在赵衰时地位还不甚高，自从赵盾得阳处父的援引执掌了晋国的国政以后，赵氏的势力便顿时大强起来，终造成了国衰君弑之祸。
赵盾是赵夙之孙、赵衰之子，赵衰曾是追随晋文公流亡国外的五贤臣之一，文公即位后赵衰得到重用，成为显大夫。
晋襄公六年（前622年），赵衰去世，赵盾便当上了晋国执政。晋灵公即位后，赵盾便完全把持着晋国政权。贾季把赵盾比作可畏的夏日。
由此可以说明赵盾的权势已经大到让人生畏的地步了。后“晋灵公不君”，赵盾曾多次进谏，而灵公却知而不改，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灵公亦对专权的赵盾有所不满。
于是便两次派人刺杀赵盾，结果刺杀未遂反被赵盾之昆弟赵穿弑于桃园。赵氏一族独大势必会招致其他强族的不满。
在公室与卿族不断斗争之时，卿族之间在政权利益上亦有着尖锐的矛盾。公室的孱弱使得晋君欲利用卿族间的矛盾打击卿族、加强君权。
而卿族也想利用公室与个别卿族之间的矛盾来消灭对手，这成为了此时晋国斗争的显著特点，后即位的晋厉公便成为了这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与卿大夫强族在上逐渐壮大以致专权相伴随的是其在经济上采邑经济的极度膨胀。上的崛起使卿大夫强族有足够的权力去扩张属于他们自己的采邑领地以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而采邑经济的强盛又为他们在上的进一步得势提供了赖以依靠的经济基础。因此晋国卿族经济上的扩张亦是引起国君与卿族矛盾激化而致使弑君事件发生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通过彭先生对晋国十四家卿大夫所占采邑领地的统计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卿族分割的采邑之多而且归属变化频繁，这充分反映出了晋国卿族之间斗争的激烈性。
另外，卿族占有的采邑越多，说明晋国国君所控制的势力范围越小，卿族对于国君的离心力也就越大，这样也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君与卿大夫强族之间的矛盾。
而失去了采邑领地经济上的支持，晋国国君权力的实施也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晋国卿大夫强族所占有的采邑领地的多少。
与其家族的兴衰以及国君与卿大夫强族之间的矛盾都有着密切地联系。早在春秋初期晋国所发生的“曲沃代翼”就是一起由于采邑的扩张而出现“尾大不掉”之局面。
并最终造成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等五位国君被弑的采邑主争夺公室权力的事件。只不过这是一次公室的内部斗争。
然而也正是这一事件使之后即位的晋武公认识到公族并不都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对象。于是在武公之后的几任国君在位时期。
在公族与卿大夫强族势力的此消彼长之下，公族逐渐衰亡而卿大夫强族逐渐势起，晋国公室内部的斗争也被卿大夫与公室、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取而代之。
其中在与晋君矛盾冲突的激烈斗争中，又以赵氏、郤氏等卿大夫强族最具代表性。除和经济上的强势扩张外，卿大夫强族对军权的攫取也是卿族专权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卿族对军权的逐步控制以至垄断亦是导致公室衰弱、造成国君失势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晋国军权下移卿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卿大夫强族控制了军权之后，一旦国君与卿大夫强族的尖锐矛盾激化，卿大夫强族就能够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力量同国君相抗衡，乃至在弑杀国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论述军权下移卿族之前，笔者不得不再简单提及一下“曲沃代翼”这场公室大宗与小宗之间发生的内乱。
上一节笔者说到“曲沃代翼”是一起由于采邑的扩张而出现“尾大不掉”之局面，并最终造成五位国君被弑的采邑主争夺公室权力的事件。
其实曲沃之所以能够代翼，原因就在于发达的农业和盐泽之利使曲沃能够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以支援其军事力量地发展与壮大。
因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曲沃能够在这场长达六十七年的内乱中最终胜出的重要保障。在对造成晋国弑君现象出现诸多原因的研究中。
晋国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国君被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宗法制是西周时期确立的、由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
其目的是借助血缘纽带以维护西周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晋大夫师服所说的“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对西周宗法分封制度的集中概括。
然而进入春秋社会，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王纲不振、霸权迭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这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演变之格局。
在这一格局之下，西周“礼乐”制度所维系的封建等级秩序受到了严峻挑战，以嫡长子继承制和庶子分封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也逐渐解体。
晋国宗法制度的破坏在弑君事件上表现地尤为突出，而反观之，正是由于晋国宗法制度的破坏才致使其弑君事件发生地如此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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