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项南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病逝，作为曾为党的地下工作者，项与年的一生崎岖坎坷，颇多传奇。
由于项与年建国后常年在东北工作，因此在1978年11月2日，辽宁省委专门为项与年在沈阳举行了第二次追悼会，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也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不过，让任仲夷奇怪的是，已经担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项南与夫人也出现在追悼会上，使得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因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两人似乎从来没有交集。
任仲夷悄悄拉着项南的手问：“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
项与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需要，曾化名梁明德，出于尊重，大家都称他为“梁老”。
项南也颇感无奈，只好告诉任仲夷：
“他是我爹啊。”
任仲夷大吃一惊，待到了解清楚他们父子的生平后，一向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也不禁有些感慨。
项与年与项南父子，在革命年代分散，一直到建国后才见面，因为生活低调，周围人们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时之间也被众人传为佳话……
短暂的相聚项与年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县朋口乡，幼年时便聪颖好学，未及进入学堂，便已经刻苦自学。
图|项与年
幼年时期的项与年，便极富正义感，渴望改变社会，1918年项与年赴南京看望了在法院任法官的胞兄项廷爵，慢慢地项与年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也就是在项与年离开家乡这一年，妻子王村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项崇德，后来改名项南。
项与年走上革命道路，事实上也属偶然。
那时农家生活境况大多不好，穷人娶媳妇也难，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是父母当年为他抱养的童养媳，然而等到项与年长大一些年纪，因为家里开销达，不得已之下，父母将他与王村玉过继给了堂叔，因为堂叔是开药铺的，家境较为殷实。
尽管堂叔一家一开始对项与年很不错，还供他上私塾学习，可两年后婶母生下了亲生孩子后，便逐渐冷落了项与年。
因为受到了婶母的排挤，项与年内心的反抗意识也格外强烈，这也为他参加革命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共之间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1925年，项与年也在浙江右甲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印度尼西亚（当时是荷属东印度）发展党员，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组织能力强，项与年在南洋多次领导工人运动，后来被逮捕入狱，经当地华侨从中斡旋，项与年被关了5个月后释放，但却被驱逐出境。
父亲离开家的时候，项崇德当时年仅8岁，那时家里人还不知道，项与年出门是去干革命，还以为他是到南洋去做生意。
等到项与年身无分文，蓬头垢面地回来以后，家里人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损失财产并不要紧，只要人能回来，便是天大的幸运。
然而让项崇德失望的是，父亲虽然回来了，但是一家人还是聚少离多。
1927年，项与年回国后，受党组安排到上海工作，参与周恩来组建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项与年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并在上海勃生路创办了复生小学，并自任校长。
一直到1929年，项与年受党组织委派前往闽西工作，才有机会专程回老家看了一眼。
图|项南年轻时的照片
那天晚上，妻子王村玉拉着丈夫的手问：“这么多年，你一直漂泊在外没有一点消息，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项与年安慰妻子：“比生意更重要的事。”
王村玉追问：“到底是什么事情？”
项与年回答：“就是让农民都有田，让工人都有工作，让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那不是红军干的事。”
王村玉有些吃惊，尽管她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但多多少少听外面的人说起过一些，项与年赶紧上前摁住她：“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会掉脑袋的。”
为了方便项与年在上海隐藏身份，组织上将王村玉母子从闽西的山里接到了上海，那时年仅12岁的项崇德跟着母亲，带着年幼的妹妹一起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到了上海安家。
王村玉经过那次对话，虽然不知道丈夫日常的情况，但她隐约知道，自己丈夫干的是大事，到了上海以后，她再也没问过丈夫，并且还教育子女，在外也不要多嘴。
项崇德在上海，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时光，尽管与父亲仍然聚少离多，但毕竟一家人都在一起。
在项崇德幼小的记忆里，那时家里经常要来不少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对于这些人项崇德一概称之为是“表叔”，不过很奇怪的是，这些人称呼父亲，始终都是“老梁”。
一次吃饭，项崇德好奇地问了父亲一句：“他们怎么都叫你老梁呢？”项与年脸色大变，瞪了儿子一眼，王村玉赶紧出来拉住儿子：“这里不是老家，你只管读书吃饭，别的不要问。”
图|1956年周总理指示李克农委托项与年到广州邀请莫雄参加国庆观礼（图为项与年与莫雄在他的寓所前合影）
1932年项与年离开上海，将在上海强恕中学读书的项崇德委托给在上海教书的张雪澄照顾。
那时项与年，正化名梁明德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年10月，项与年参与了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当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开完会后也觉得这一计划非常重要，他急匆匆找到了自己安排在司令部工作的项与年，将他获得的情报辗转送出去。
为了将这份情报送出去，项与年与莫雄一起将这份情报编成密码，记录在一本四角号码的字典上，为保证绝对的安全，项与年带着字典化妆成乞丐，还敲掉了四颗门牙，辗转从德安跑到了瑞金，将情报交到周恩来手中。
依据这份情报，中央红军随即做出了突围的决定。
时隔多年以后，当毛主席谈起这次情报时还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父子革命项与年离开家以后，整个家庭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王村玉在丈夫离开家以后，艰难地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一开始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王村玉看守电台，每个月还能领取到一部分微薄的生活费。
可随着上海逐渐陷入白色恐怖中，敌人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搜捕越来越严密，项与年的家作为地下秘密联络点也被暴露，王村玉与年仅7岁的女儿也被逮捕入狱，幸运的是，儿子项崇德当时在南京读书，躲过了这次搜捕。
等到项崇德回到家时，才发现母亲和妹妹已经被抓走了，那时年仅十几岁的项崇德，根本就没有力量去营救狱中的母亲，只好一个人返回南京，一边读书，一边打探母亲的消息。
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项与年妻子王村玉与儿子项南、女儿在上海合影
王村玉尽管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敌人的审讯，她坚持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敌人从她的口中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只好继续先关着，王村玉虽然挺过了敌人的审讯，但女儿却因为在狱中恶劣的环境，患上了骨锥结核病，背部开始溃烂。
敌人担心闹出人命，只好将王村玉母女释放。
项崇德听说后，赶紧回到家中，母子三人不由得相拥而泣。
母亲王村玉这是展现出非同一般的智慧，他告诉儿子：
“你父亲现在没有消息，上海我们也不能再待下去，我准备回老家，你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
项崇德那时年龄也不大，但王村玉对儿子却很有信心，项崇德只能听从母亲的建议，临别时他们一家人在上海照相馆拍摄了照片，这是一家人在战争年代中，唯一一张纪念。
王村玉回到老家后，自己开了几亩地维持生活，遗憾的是女儿最终因病去世，给王村玉带来很大的打击，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王村玉后来也化妆成乞丐，离开了老家。
就在项与年参加革命杳无音讯期间，儿子项崇德也参加了革命。
项崇德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事实上比他父亲预料的还要早，当过少先队队长，1936年受党组织委派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图|1938年项南与朋友拍摄于福建闽清（烽火中的三个朋友）
因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项崇德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在党组织与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秘书罗心如等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这才幸免于难，出狱之后，项崇德改名项南，先是到了广西桂林，然后辗转前往香港，并经由香港来到苏北新四军工作。
就这样，项与年、项南以及王村玉一家人天各一方，彼此再也没有听到过彼此的消息。父子俩也因为异地改名的关系，虽然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
项与年于1938年从上海辗转前往延安，抗战胜利后又被派往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职务。
而项南则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顺昌抗敌剧团任团长，一直到1941年经香港辗转赴苏北新四军工作，一直到1951年，项南已经担任了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那时的项与年与项南，都曾因为说不清楚家庭关系而苦恼。
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展开整风审干运动，项南十分为难，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父亲是干什么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父亲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家中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谈及自己的家庭过往，项南也只能用“可能”、“或许”等模棱两可的回答来应付。
幸好也有人了解项南的一部分情况，提醒了他一句：
“你父亲可能是一名地下党。”按照党组织原则，地下党员的情况需要高度保密，就连家人也不能知道。
项南也只是回答了一句：
“可能是吧。”
图|项南
后来审干人员将项南的情况报上去以后，项南自己又觉得，将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上报党组织，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于是又申请要重新修改，搞得审查组也十分为难，后来还是一位开明的领导提项南解了围：
“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全家失散，说不清家人的情况也很正常，让他在斗争中证明自己吧！”
母亲王村玉吃得苦就更多了，常年在闽西大山中乞讨度日，一直到解放后才获得新生。
战争年代与家人失散的情况有很多，解放后，华东局组织了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到闽西慰问支持革命的老区人民，那时又不少人都登记找寻亲人，大山里的王村玉得知消息后，也前去打听丈夫与儿子的消息，但父子俩人都改了名字，找了几次都没结果。
慰问团登记了王村玉的名字，这份名单编印成册后，被送到了上海，然后再转送给各个机关单位，偶然的一次，项南在名单中发现了母亲的名字，这才将母亲从闽西大山中接了出来。
可是父亲项与年到哪里去了呢？
终于重逢项与年在东北工作多年，心里也十分牵挂在老家的妻子与孩子。
工作之余，项与年也终于有了时间去找自己的孩子，他记得当初在上海时，他曾委托过在上海教书的老同学张雪澄照顾，于是辗转写了一封信过去，得知的情况是，儿子后来在皖北也参加了革命，但不知道在何处。
建国初年，安徽省委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分为中共皖南区委委与皖北区委（省级）。
图|项与年
1949年3月，曾希圣调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一直到1952年1月，皖南区委与皖北区委合并为安徽省委，曾希圣又担任了安徽省委书记。
项与年听说儿子可能在皖北的消息后，立即给当年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请求帮忙查找儿子的下落。
曾希圣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在安徽团省委工作的项南：
“我有个姓梁的老战友在东北工作，他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安徽搞团的工作，你帮忙找找有没有姓梁的干部。”
曾希圣不知道项与年的原名，只知道他叫梁明德。
项南回去了以后，按照名册挨个查找，尽管当时找到了十多名姓梁的干部，但都与曾希圣所说的相差甚远。
一次开干部会议，曾希圣问起项南：“我让你查的人怎么样了？”
项南面露难色，他也没说自己什么也没查到，只是将查到的一些情况向曾希圣做了汇报，曾希圣也考虑到年代久远，查找起来确实是困难，于是专门把项南叫到家里去又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的这个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抗战前曾在上海八仙桥一带住过，家里有一儿一女。”
曾希圣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
图|曾希圣
项南一听曾在上海八仙桥一带住过，顿时心中一动，十分感慨地说：
“真巧啊，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一带住过。”
曾希圣一听，觉得很有意思，于是随口问道：
“你家住八仙桥哪里？父亲是干什么的？”
又说回到父亲这个问题上来，项南也没有隐瞒：
“我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曾希圣一听这个地方，大吃一惊，要知道这里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于是他急忙问项南：“你家怎么会住在那里？”
项南自然没办法解释，毕竟那个时候岁数也不大，他告诉曾希圣，自己当年也是跟随母亲搬到那里的，不过对于曾干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曾希圣本能的觉得，项南很有可能是一名地下党员的后代。
图|1981年1月项南在福建漳浦考察对虾养殖
“你父亲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来往？”
项南坦言：“那时家里来的人确实不少，只记得有一个长胡子的叔叔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还带着我逛过大上海，照过哈哈镜。”
“嗯？”
一听这话，勾起了曾希圣的回忆，当年在上海工作时，他就住在老战友梁明德家里过，还带着他儿子逛过大上海，难不成……
“你仔细瞧瞧，我是谁？”
曾希圣一句话，让项南仔细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个人，只觉得有三分面熟，不由得脱口而出：“胡子叔叔？”
好家伙！
曾希圣兴奋地一下子站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至此真相大白，项南就是项与年要找的儿子项崇德，而梁明德就是项南要找的父亲项与年。
不过两人工作忙，一个在安徽，一个在东北，始终也没顾得上见一面。
一直到1953年，项南去北京开会，才专程将父亲约到了颐和园，父子两人分别十多年后，终于再重逢。
图|任仲夷
尽管他们父子已经相认，但是相聚的时间并不多，两人各自都负担着沉重的工作。加上一直以来就很低调，所以关系反而不为外人知晓。
尤其是到1968年，曾希圣也去世了，知道项与年、项南父子两人关系的人就更少了。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去世，享年84岁。
而不凑巧的是，当时项南正带着中国农机代表团，准备赴国外考察，才刚刚准备登机，噩耗就传来，但为了不影响工作，项南只好含着泪水登上了飞机，临行前他嘱咐妻子，代他回去料理父亲的后事。
龙岩地委也专门为项与年的去世，举行了一次追悼会。
11月7日，辽宁省委专门为项与年举办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作为儿子的项南才有时间前往，引起了出席人员的好奇。面对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询问，项南这才告诉他实情。
低调、朴实、无华，是项南一生的真实写照。
图|1984年2月邓小平与项南在鹭江号游艇上
1980年12月，项南经中央点将，出任福建省委常务副书记，1982年2月又担任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邓小平于1984年2月前往福建厦门视察经济特区，项南向邓小平阐述了扩大厦门特区，建立自由港的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许。
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为福建经济的发展，项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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