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一提到诸葛亮，大部分人脑海中还总是会浮现出一个羽扇纶巾，气定神闲，运筹帷幄，好似神仙般的身影。
从《三国演义》来看，诸葛亮无疑是罗贯中先生倾注心血最多，并且最终也被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角色。他才略超群，刘备前期对其言听计从，嚣张跋扈如张飞，勇武刚愎如关羽，也都对他俯首听命。就连才略超群，智慧非凡的周瑜，在生命最后一刻也仰天恸号，发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司马懿在与其几次交手之后，也客观清醒的发出了“吾不如孔明也”的慨叹。他为西蜀江山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其高尚节操以及独有的人格魅力，都成为了后世仰慕感叹的道德楷模。诗圣杜甫在《蜀相》中这样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三顾茅庐”“三气周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演绎了一遍又一遍，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前进，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诸葛亮的文化形象对当今时代带来的“反向作用”，却也不得不令人冷静的思考。
如果从今天的观念角度来看，诸葛亮终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并且是一个以喜剧开头，凄惨落幕的“悲剧式英雄。”而这个悲剧的重点就在于“他用尽浑身的本事， 扶持的是一个没有一统天下之可能的蜀汉王朝。”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诸葛亮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在最初，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其实是符合儒家“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精神的。究其本质，其实人们讴歌的，不过是诸葛亮为了报刘备的“伯乐之恩”从而想要“和老天爷掰掰手腕子”逆天的人格魅力。他身上所携带着的，具有浓重的“悲剧性精神”的人物形象，正是打动人们，并且将其树为楷模的原因所在。
抛却三国志等正史不提，但从《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考虑，胡适对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的观点是：“作者想要极力地去刻画一个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结果用力过猛却成了神机妙算，欲逆天改命的道士；想要刻画一个勇猛神武的关羽，结果跑偏了方向， 写成了骄傲刚愎的武夫，想刻画刘备的仁义，最终给人展现的，却是刘备的无能庸懦。”
如果抛出时代背景不提，其实胡适说的，不无道理。相信许多朋友们在深入地研究三国，感悟三国的时候，偶尔心里也会产生如意一般的想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说：“作者写人，多少有失偏颇，所以才让刘备的厚道忠义，显得有些虚伪，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近似于妖，曹操的奸诈，结果反而好像成了表现成了智多豪爽。”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再重新梳理思考一遍。刘备三顾茅庐，终得与诸葛亮相见。诸葛亮前两次避而不见，一方面是要加重自己的筹码，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试探一下刘备之诚心。！而我想要说的是，其实诸葛亮悲剧式的人物形象，是从刘备三顾茅庐开始的。
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保持着身为一名隐士应该的清醒与冷静，所以才有了隆中对中那一番“曹操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可援不可图。先取荆州益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到时汉室可兴，霸业可成！”此时，不管曹操还是孙权，甚至是包括刘备，在他眼中其实都只是一些争权斗利的“俗人”，而他则以一个世外高人的身份，睥睨天下，冷眼旁观。“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或许这就是他最好的写照。
但是在这大隐之中，在这清醒与冷静之中，又藏着一份“危险因子”，那就是他仍然心系天下，建功立业，报效君王的宏图大志。由此可见，隐士的身份，不过是他不得明主，不遇其时的表现手法和方式。
刘备三顾以示其诚之后，诸葛亮的理性智慧开始逐渐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德性文化”下的感性智慧。所以这才有了七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最终病逝五丈原的悲惨下场。
举个生动（虽然并不那恰当）的例子，就比如坠入爱河的情人，会因为爱情，消退一部分理性一般，诸葛亮也不过是因为感念刘备的德，或者是诚，才作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剧行为。
在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之时，司马徽就持相反态度，如此说道：“你既去罢，又惹他出来呕血。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而在徐庶去草庐，把自己推荐孔明，并且刘备不久将至的消息告诉孔明后，孔明的态度是转身拂袖而入，并且说道“汝以为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可见此时的孔明，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那又是什么原因让诸葛亮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坚持，从而出山跟着刘备去打天下了呢？
从人性角度来看，人们都不愿意去做那逆天改命，慷慨悲壮之事，但却都不吝啬讴歌称颂，乐于赞扬那些逆天改命，尤其是其身上带着浓浓的悲剧色彩英雄式人物。刘备在走投无路之际，抓住了诸葛亮这个“近似妖”的大佬，但是诸葛孔明，又成为了谁的牺牲品呢？是刘备的吗？是蜀汉的吗？其实严格意义来说，都是，也都不全是。他只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封建道德文化的摧残下，一个时代的悲剧产物。三分天下，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其政治，人才，土地，军事力量的智慧较量，可是谁又能说，道德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无关痛痒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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