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文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提出的“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对这个问题，网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指责司马南不应该批评莫言的这一片面观点，认为，外行不能评论内行。那么，文学作品到底是不是只能一味的暴露和批判？其实莫言从自己的作品里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莫言文学作品里的歌颂与暴露
莫言2014年的时候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当然，莫言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这种文学观与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称谓是不是匹配呢？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样践行他的这一文学观的。
我们先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来看看。莫言在他的获奖感言里说了很多内容。这里只例举几个小的事例。
1、在《感言》里他说到，“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了。……”不难看出，这是他在“暴露”社会的“贫困”。但是，我们只要动脑筋想一想。莫言生于1955年，而吃公共食堂是1958年，就是说1958年的莫言还只有3岁左右，大家想一下，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能拿着热水瓶去食堂打开水吗？有这样的家长会让3岁左右的孩子这样吗？说明莫言为了他的所谓的“揭露”不惜一切的制造如此荒唐的假话。那些西方国家的颁奖者真的这样“无脑”吗？显然不是。而正是西方国家达到了借助莫言的口诋毁中国的目的。
2、莫言在他的《感言》里说：“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多年后，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拦住了我，平静地说“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别的不说，就一个地方的人，过了些年就不认识了？也不真实。在一个地方长大的，如果多年不在家，除了后面出生的人不认识，与自己同龄或年长的人怎么会不认识呢？
3、他说1976年2月，应征入伍，军营里的是“枯燥的生活”……。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而莫言对着西方人把军营说得枯燥无味。
不多举例了。总之，莫言在西方人面前把新中国暴露无遗了。除了饥饿、孤独、痛苦，没有丁点幸福可言。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做到了无情的揭露。但是即使是感言，仍然洋溢着对他的母亲的赞美之情。
我们再看一下在他笔下，写日本人又是怎样的？
莫言2004年12月26日随团到日本旅游。他写了散文《北海道人》，在他的笔下，“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土地。……窃以为世间旅游观光圣地，吸引旅游的除了美景美食之外，还有美人。………能够久远地慰籍旅人之心的，还是当地人民表现出来的淳朴、善良、敬业等诸多美德。”在文章里，他写了女大学生、老板娘、养牛人、还有88岁的“已经缠绵病床多日的老人。
特别是提到了当别町为刘连仁建立纪念碑和雕塑，“并成立了一个宣讲刘连仁事迹委员会。许多热心人，在义务地干这些工作。”
在莫言看来，这一切，“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将会伴随我们一生。”
这应该说就是莫言文学的“双标”。既否定了他自己的“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的文学观。又暴露了他的文学观是要揭露谁，又是为谁唱赞歌的真实面目。
二、莫言诺奖颁奖辞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好评，我们只要看看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辞就清楚了。这里我们扼要摘录一些内容。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虚伪的政治。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间最阴暗的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恶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没有被这样如此直白描写……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
在这个颁奖辞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莫言能够获得西方国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正是莫言的文学作品迎合了西方人的需求。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莫言把“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作为他创作反映中国故事的准则。
从上面所说的内容来看，莫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完全没有歌颂，只是歌颂的对象不同而已。
三、毛主席关于文艺作品的歌颂与暴露的论述
文学艺术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歌颂与暴露。没有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反映社会生活是纯粹的歌颂或暴露的，也没有任何文学艺术作品是纯粹歌颂或暴露的作品，也没有二者“一半对一半”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歌颂还是暴露批判，是根据作家的立场态度决定的。不管作家站在哪种立场，他都会有歌颂也有揭露和批判。
对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毛主席的精辟论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毛主席指出：“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有缺点……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我们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毛主席的这段话具体分析了歌颂和暴露应采取的态度，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歌颂和暴露的标准。
至于歌颂和暴露有没有比例的问题，毛主席也作了具体阐释。毛主席指出：“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从来都是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作品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对于另一种观点，“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毛主席是这样看的，毛主席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不应该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看了毛主席对文学艺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处理好文学艺术作品的歌颂和暴露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最基本的标尺。
【结语】对于莫言的所谓的“偏见”：“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不管是他有意或者无意说出来的一种文学观点，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说法说得太绝对化了。我们不认为文学是纯唱赞歌的，也不能认为是纯暴露批判的。得看具体反映的对象，如果片面了强调某一方面，势必会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误入歧途，同时，更让人们造成一种极大的负面影响。就比如上海给司马南打电话的文学女青年一类的莫粉们一样，陷入了一种盲目跟风的怪圈。同时，也成为一些“伤痕文学”粉丝的理论武器。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把本不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以无限放大的方式变成现实中的“黑暗世界”，以至于造成了文学评论的一种混沌状态。
前苏联有5位获得文学诺奖的作家，他们全都是因为对苏联的批判文学而获奖。其中最知名的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说了一句让世界痛心的话，他说：“我的所做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这虽然是一种的醒悟，但为时已晚。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千万不要忘了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领域也就成了西方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罪恶目的。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