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曾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感慨年时易往、功业难就，千百年来都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笔者大概在2个月前写过有关“李广难封”的文章，曾有读者留言希望也写写“冯唐易老”，因诸多原因未能撰稿，五一小假期总算可以放松一下，想起这个问题，笔者想从冯唐个人性格、西汉初年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有关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思考冯唐是不是真的“易老”？谈谈为什么后人（或者时人）会感叹“冯唐易老”？我们是否对“冯唐易老”有什么“误解”？
在我们的认知中，“李广难封”是很多人注意到的历史事件，但“冯唐易老”的问题却少有人论及。《滕王阁序》中王勃感叹冯唐易老，是指冯唐年高官微。这源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的一段话：“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P1246）这段记载给了我们四点直观信息和感受：1.冯唐以至孝闻名而得为官；2.汉初郎官多为青年，且官阶地位较低；3.冯唐是个诚实、敢于进谏，且不善言辞的人；4.在汉初年老仍然只做着郎官是个怪事（文帝之问可见，而在《索引》引小颜云：“年老矣，乃自为郎，怪之也”也有这样的观点）。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感叹“冯唐易老”和认为年老仍然只是个郎官是件“怪”事？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至少跟冯唐个人的性格、西汉初年的政治生态和西汉的制度政策有关联，并且三者之间产生了冲突，导致这位被司马迁记载的以孝闻名，德才兼备之人在号称古代第一个封建盛世的“文景之治”时代早期仍官职低微、不受重用。
一、冯唐个性爽直、口直心快，这样耿直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中容易得罪人，不利于仕途升迁。通读《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从字面上的解读会发现冯唐是个性格爽直、口直心快、不善言辞，且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史记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文帝有次路过郎署时和冯唐唠嗑几句后，文帝问冯唐：赵将李齐这个人如何？冯唐评价说“不如廉颇、李牧为将高明”。文帝再问，冯唐又做一番评价，文帝拍着大腿说，自己要是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官，匈奴又何足惧。冯唐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幸好冯唐遇到的是文帝这样的明君，否则这样当众侮辱皇帝，后果恐怕很严重。汉文帝听了只是大怒而去，过了许久才召见冯唐，并对他说“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闲处乎？”即责怪冯唐不应当众羞辱自己，要说也应该避开众人。冯唐只好谢罪说自己“不知忌讳”。
这个记载表明，冯唐这个人太过实诚、口直心快、不够圆滑、不善言辞的人。如果作为一个谏官，还可以说他是个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但作为郎官，属于帝皇近侍，说话不够委婉，敢当众直面说皇帝不会用人的，笔者还没见过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人。可想而知，冯唐可能平时为官，肯定会因这种太直的性格，不受人喜欢，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同僚或上司，更谈不上受上司赏识。
二、冯唐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利于敢于犯颜直谏这样“有为”的进取派为官者生存。为什么说冯唐所处时代不适合“有为”青年在官场生存？一方面，与汉初的统治思想有关。汉初经历过秦末动乱，民生凋敝，西汉初的几位统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黄老思想成为统治主导思想。如熟知的“曹随萧规”典故，经典地表现为汉惠帝试探曹参，结果被曹参反问得无言以对，只能以“善。君休矣！”承认自己及曹参都不如汉高祖和萧何，从而推行无为而治，曹参也日夜饮酒，少问政事，以此“无为”之举，“治理”国家。而他们选择官吏的标准是“木诎（qu）于文辞，厚重长者”，对“吏之文言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可见，汉初的政治生态环境，似乎不适合冯唐这样一个敢于当面揭皇帝短处的人，他作为一个“有为”进取之人，恰恰与汉廷早期“无为而治”的思想背道而驰，是不合时宜的。
另一方面，西汉的天下是汉初哪一批布衣将相打下的，这批人属于开国功臣、元老，相互之间关系复杂，他们能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政，比如汉初元老一致反对刘邦废太子刘盈事件，刘邦作为开国皇帝也只能感叹，以一首悲壮的《大风歌》抒怀，郁郁寡欢。开国功臣元老影响朝政，甚至延续到汉文帝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司马迁就说，“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 天下初定, 将相公卿皆军吏”。因此，我们看到，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帝曾想任用文才学识卓著，议论风发的贾谊做公卿，结果因受到对文帝有拥戴之功的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贾谊比冯唐在当时名气更大，尚且如此，何况冯唐？开国元勋贵族因功或恩荫，在朝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还轮不到只“以孝著”、且无任何军功记载的冯唐有立足之地，何况还不符合这批开国功臣的择人标准，他受不到赏识、得不到升迁，似乎也在可理解的范畴内。
因此，冯唐所处的年代，整个汉廷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于他这样一个“有为”之人，并不相宜的，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冲突，个人的进取只能服从“无为而治”的大政治生态环境。这种政治生态环境就是“冯唐易老”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冯唐易老，还与西汉初年的有关政策相关。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问题：冯唐出仕的年龄几何？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武帝立, 求贤良, 举冯唐, 唐时年九十余”，而《汉书·武帝纪》记武帝下诏举贤良的时间是“建元元年（前104年）冬十月”。这时的冯唐90多岁，那么冯唐在遇到文帝时又是几岁？汉文帝是前180年被太尉周勃等人拥立登上帝位的，卒于前157年，在位23年，而文帝恰巧是23岁登基。冯唐遇到文帝的时间, 正值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之时，而这件事发生在文帝14 年(前166年) 冬，武帝建元元年距此时有26 年。据此推算, 冯唐遇到文帝时几乎近70岁的高龄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冯唐是何时或大概几岁出仕的。要解释这个谜题，就需要从汉初的用人政策去理解。大多数人知道汉初黄老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帝皇将相均推行“无为而治”，但我们还忽略一个事实：在隋唐之前，中国封建王朝还没有出现科举这样完备的封建用人考核制度之前，秦为军功授爵制度、两汉是察举制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基本是按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度。
西汉的选官制度——举孝廉，一般是指汉武帝时期“郡举孝廉各一人”开始的，但实际上，吕后的时候就已开始实行了，据载“高后选孝廉为郎”，尽管此时尚未形成定制，但选拔孝子当官已是一个事实。《史记》中冯唐正是“以孝著，为中郎署长”。据冯唐在文帝时已经为中郎署长，再据汉初第一次“举孝廉”活动是在高后时期，那么，冯唐出仕时间只有2个可能：惠帝（吕后）和文帝早期。如果冯唐是吕后时期被“选孝廉为郎”，而吕后是从前195年刘邦驾崩开始垂帘听政的，到前180年去世，而文帝遇到冯唐时离他登基（前180年）已过14年，即此时冯唐近70岁，文帝37岁，按这个时间往前推算，就算冯唐是前195年被举孝廉，距前166年也有30年，则冯唐即使是此时出仕也有40岁了。当然，刚垂帘听政的吕后不可能马上就“举孝廉”，毕竟根基未稳，她还专心于铲除异己，况且据载冯唐一家在“汉兴徙安陵”，不可能短短时间就能在当地有名声而被郡国推荐出仕，但在吕后后期被举孝廉为郎也就有可能。
如果冯唐是文帝登基时被举孝廉，即前180年左右时间，那么此时的冯唐至少50多岁了。笔者以为，冯唐以孝闻名，文帝也以孝闻名，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或许冯唐就是此时被举孝廉为郎的（但若是此时，文帝不可能不知，故很有可能是吕后后期被举孝廉的）。但不管如何时，我们都能肯定一个事实：冯唐因孝闻名而被举荐为官，但他不管是高后时期还是文帝早期入仕，他为官时的年龄都已经很高（古代说“人生七十古来稀”），50岁左右出仕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实际上，汉初举孝廉是指察举孝子和廉吏，冯唐是以孝子, 而不是以廉吏被察举, 那么, 他为郎前的身份很可能是布衣。布衣的身份，正符合他因“孝”闻名而被举荐为官的事实。而要被乡里郡国认同他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孝子，他的举动必然有过人之处，毕竟郡国只能各举孝、廉1人。除了冯唐的才学（从传记中他应对文帝，说明他确实有才），按照举孝廉的制度要求，冯唐的孝行要经得住考验，在古代就是养老、送终。据冯唐“大父（祖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可知，安陵乃惠帝为自己所造之陵墓，并因此而置安陵县，这里可以侧面推断，冯唐之父肯定在高后甚至文帝前期去世的，而这一时期，冯唐至少是50多岁的人了。
因此，据上述三点推测，冯唐作为一介布衣，即便有才学，但要通过“举孝廉”制度考验，他必定要养老送终，这就导致他只能在50多岁才能出仕，但正是由于汉初“举孝廉”的用人制度，也才使得他即使50多岁了，还能出仕为官。这也正是汉初提倡孝道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冯唐易老，还有一问题需要澄清：冯唐遇到文帝时所做的“中郎署长”的官职真的小吗？按照正常的升迁，为官10余年从郎官到中郎署长，是否属于正常的升迁速度？据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中郎之官始设于战国，汉代沿用，在汉初中郎系统中，行政长官为郎中令（李广就曾做过郎中令，相当于禁卫军统领），皇帝近侍官，属九卿之一。中郎有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长官称中郎将，简称中郎，而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那么，冯唐的“中郎署长”是否就是这个官职？笔者无法得知，但既为中郎署长，定是郎中令下辖三个机构中其中一个机构的领导者。如果是，秩比二千石的官阶待遇相当于普通小郡的太守了。即使冯唐的中郎署长不是秩皆比二千石，但又能低到哪里去呢？至少是千石吧。因此，从现在的角度说，中郎署长的官职，也不算小了，当然，对于古代有志之人追求“王侯将相”、“万户侯”， 冯唐当然是易老了！因为汉的官秩最高万石，其下依次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斗食、佐史。冯唐绝不是斗食小吏，“为五斗米折腰”。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五六十岁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应该要到公卿级别以上，而不只是个秩比二千石或者更低的千石“小官”。
此外，冯唐易老只是冯唐遇到文帝前的境遇，年近70的他遇到文帝后，命运大不相同。冯唐在文帝朝被迁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景帝时冯唐做到了楚相，到武帝时90多岁的他还被举荐，终因年老不复为官，但儿子却因此而得恩荫“为郎”。
综上所述，在古代人眼里，有才有德之人，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封侯将相、“万户侯”才算是出人头地，功名有成，因此，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慨叹自是诸多失意人士借古喻今的寄托，而历代文人墨客哀叹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片面理解“冯唐易老”现象。纵观冯唐一生沉浮，与其个人因素、西汉初期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用人政策制度有很大关系，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冯唐易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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