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草枯产品问世后的50多年间，对它毒性的批评和存亡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尽管它的经口致死中量（LD50157毫克/千克）属中等毒性范围，但长期吸入或皮肤接触，会使肺部和气管细胞发生纤维化变异，并危害肝、肾等脏器。更重要的是，20%百草枯制剂口服中毒，目前尚无特效的解毒药物，死亡率高。在自杀案例中，口服百草枯的比重不断攀升,引起了不少国家政府和组织机构的关注。瑞典在1983年、随后奥地利、丹麦、芬兰等5国相继停用百草枯。
2002年马来西亚也加入禁用行列。欧盟在2007年停用百草枯。南美一些国家虽然仍在大量使用百草枯，但也加大了对该产品的关注力度，曾将百草枯列为"恶劣一打"的农用化学品之首。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在内，已有23个国家限制或禁止使用百草枯。显然，百草枯未来的全球市场环境日趋严峻，发展空间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来自国际公约和组织的压力也日渐增大。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ICI公司（先正达前身）开始将百草枯推向中国，并于1984年获得临时登记。80年代-90年代末期，我国百草枯制剂的用量逐年增加，每年用量从数百吨增至5000多吨，全部为进口品。由于使用数量有限，1991-2000年间，急救专家的统计分析显示，全国口服百草枯中毒病例累计接近450人。但是，在2001-2004年之后，随着合资和国产百草枯相继投产，用量急剧增长，加上高毒有机磷杀虫剂被禁用，2001-2008年间，口服百草枯中毒病例则飙升至近8000人。再后来，口服百草枯中毒者仍在增加，百草枯已超过敌敌畏和乐果，成为国内口服农药自杀者使用最多的产品。
口服百草枯中毒者中，农村妇女占63%以上，甚至青年和中学生服百草枯自杀的事例也屡有发生，因而引起社会和媒体的高度重视。鉴于无特效药医治，一些医生和专家要求停止或限制使用百草枯的呼吁屡现媒体，百草枯的口服毒性问题似乎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对此，一些管理人员在不同场合也流露出停用百草枯的打算。百草枯可谓厄运连连，命悬一线。
对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
其一，在百草枯中毒病例中，自杀口服者占97.69%、误服者占1.37%，即百草枯中毒事故99.06%属非生产性；真正生产性（喷药时）中毒者仅占0.94%。
其二，尽管无特效解毒药，但经医疗部门抢救和综合治疗，百草枯中毒者好转痊愈率为50.32%。
其三，近年全国服百草枯自杀身亡人数，远远低于医疗、医药过敏、汽车等交通等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
面对这一现实，社会舆论仿佛理解和容忍了汽车和医药行业的这种发展过程中伴生的不可避免的过失，几乎无人提出限制或取消汽车生产和医药试验的主张。百草枯的境遇则完全不同，当下成了众矢之的，封杀声不绝于耳，足见在百草枯功过评价上，社会导向和教育还存在着明显的偏废和缺失。
关注百草枯生产和应用的强势增长在评判百草枯口服毒性问题的同时，还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百草枯一路走过来的50几年，虽然因口服毒性问题饱受争议，但是，它的产量和农业使用量，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却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2010年，全球百草枯销量超过5万吨（折百阳离子），折合20%水剂约25万吨，在全球120多个国家的100多种作物上得到广泛应用，在除草剂消费量排序中，仅次于草甘膦，名列第二位。
在我国，2001-2011的10年间，百草枯原药（母液，以40%计）的生产量增加了6倍多。目前，我国百草枯原药生产厂家已达34家，产能已超过6万吨/年，加上制剂加工企业已达200多家。此外，从事百草枯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吡啶碱生产，产业工人已达数万人。百草枯及其上下游产业总投资近百亿元。我国已是百草枯最大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全球用量的70%产自中国。
近十年来，国内百草枯的使用数量增势突出：2011年国内百草枯的使用量是10年前的5.5倍。早在2008年，百草枯在国内的销售金额已接近8亿元，紧随草甘膦、乙草胺之后，是我国农用除草剂中的第3大产品。但就销售金额的年均增长率而言，它是草甘膦的2倍，并高于市场上其他除草剂产品。由此不难看出，百草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潜在市场发展空间。
在封杀百草枯的呼声日甚一日的同时，我国的百草枯原药产能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十吨，上升到现在的6万多吨；国内制剂用量由数千吨，上升到现在的4万多吨。中国的农药生产和应用为什么会选择百草枯？短短的20几年，为什么会出现百草枯高速发展的奇迹？市场需求的推动固然功不可没，但在市场的背后，驱动需求的深层次原因，在这决定百草枯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候，尤其值得认真回忆、思考和分析。
百草枯在中国的用量之所以能够快速上升的真正动力，在于它自身固有的、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能够在较大范围内适应和满足我国种植业的一些重要特点和需求。
百草枯为联吡啶类速效触杀型灭生性广谱除草剂。联吡啶阳离子能极快地被植物的绿色组织吸收，还原成联吡啶游离基，经自氧化后，使绿色组织的水与氧形成过氧化氢和过氧游离基。这类强氧化剂对植物细胞的脂膜，尤其是叶绿体的层膜的破坏力极强，能很快中断光合作用。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百草枯独有的特性及其应用价值：
(一)速效杀草 百草枯对受药植株完成药效进程只需几十分钟时间。 植物叶片受药30分钟左右，即开始呈现出开水烫伤（不可逆的死亡）症状。而同功能的产品草甘膦，致死杂草的时间需要4天（1年生杂草）— 8天（多年生杂草），期间播种等农事操作会降低草甘膦的除草效果。百草枯在使药后随即可移栽播种，不要求等候期，从而为农户赢得了宝贵的抢种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内吸传导型除草剂无法做到的。
（二）快速吸收 百草枯迅速渗入植物组织和细胞层膜系统，结合牢固，即使药后遇雨，也基本不降低药效，因而被用户称为“仅有的可以顶雨喷雾的产品”。草甘膦喷后24小时内遇雨，则需要重喷。到目前为止，就耐雨水冲刷性能而言，尚无其他除草剂能与百草枯相比。它是广大多雨农区能及时控制草荒的为数不多的仅存的产品之一。
（三）触杀留根 百草枯只对植物受药的绿色部位有杀伤作用，对单、双子叶杂草具有同等效能。它不具传导性，对地表植株非绿色部分、地下根茎组织、地下种子均无破坏作用，在作物内和土壤中无残留。这种特性对间作套种、防止耕地表土风蚀水蚀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百草枯的这些独特的生物学特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免耕技术的发展。澳大利亚、美国、巴西等南美国家免耕栽培已占耕地面积的60%-75%，百草枯是支撑这一技术的重要产品之一；在我国传统种植方式的变更中，广大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充分利用免耕技术的优点，创造出多种适合国情的新的种植方式，使粮菜增产、降低生产成本收到了公认的巨大成效，其中百草枯是功不可没的。
（一）增加复种指数，需要除草剂作业的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人均土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保证粮食供给、维护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在18亿亩耕地上，每年的播种面积不能少于25亿亩。增加作物复种次数成为提高产量最为切实可行的措施之一，我国农作物每年倒茬的频繁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二）作物倒茬
长江以南农业区的农作物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50%，生长期长，扩大复种面积的潜力大，作物倒茬多。
在长江流域诸省，稻麦（油菜）轮作面积为2亿亩左右。每当5月收完小麦（或油菜）、11月收完水稻后的种麦（或油菜）之前，田间已经布满杂草，必须及时清除后才能播种或移栽。但是，由于多雨、宜耕期短，土壤质地粘重和泥泞，使得整地和播种质量很差，迟播和杂草危害造成低产。若人工清除杂草，佣工成本需80—100元/亩，机械翻耕整地，费用为35-50元/亩。为了改变这种费时费钱的状况，利用草甘膦或百草枯（用药成本7-10元/亩）进行免耕倒茬种植，在长江流域农区已经不推自广，成为常规性生产措施。
农民深知‘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的道理。百草枯已是农时急迫的农户的首选。
此外，长江以南各省的蔬菜种植面积约1.8亿亩，占全国蔬菜总面积的65%。生长期短的蔬菜品种30天左右即可上市,收获后若用百草枯快速清地，免耕种植或移栽，由于节省了整地时间，每年可种7-10季，较翻地的常规栽培要多出1-2季，使产量增加，节省了生产成本。百草枯在蔬菜倒茬中的使用比例目前已近5成。
（三）间作套种
间作套种是发展高效农田模式的重要途径，我国间作套种作物约占农作物面积的30%，约为7亿亩，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间作套种能够充分利用农作物生长过程的时间、空间的差异和光、热、水、土资源，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效益。各地有很多成功的做法，例如，西北地区地膜早熟马铃薯套玉米，使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华北地区的小麦、西瓜、大白菜套种，可实现‘一年三熟’；华南甘蔗、玉米、果树、木薯等作物套种大豆也在增多，增产潜力很大。
间作套种固然有多种除草剂可供选择，但因两种作物同时生长，对除草剂的性能要求更高，尤其是持效期必须适中，对两者都要安全。 例如玉米地的优秀专用除草剂莠去津和烟嘧磺隆，因土壤持效期较长，若间作套种使用，将会对套种的茄科、十字花科和繖型花科等众多作物、蔬菜造成药害。
玉米和甘蔗是高杆作物，种植面积已超过4.7亿亩，间作套种的比重最大。但两者同属禾本科作物，对草甘膦敏感，漂移药雾会对两者造成药害。因此，玉米、甘蔗及其他高杆作物，在杂草覆盖后进行间作套种时，用百草枯除草将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发生药雾漂移药害，也只是局部的、可恢复的，不影响产量。而且，由于百草枯遇土壤立即被钝化失活，对间作套种作物的种子或幼苗不会产生伤害。特性决定用途，由此可见一斑。
（四）保护性耕作
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52.5%。荒漠化面积已经占国土面积的28％，而且还以每年2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东扩。“沙尘暴年年肆虐西北几省，频频紧逼京津”，成了挥之不去的、巨大的环境生态阴影。除了沙漠因素之外，传统的机械翻耕种植方式，是沙尘和土壤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农田每年不断翻耕，耕作层土壤不断地暴露地表，春季风蚀和夏季水蚀使表土大量流失，一条黄河每年带走两岸土地耕作层的表土多达20多亿吨，造成土壤贫瘠、自然条件恶劣，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贫困。
为此，国家颁布了《全国保护耕作规划》，在黄河中上游的内蒙、甘肃、陕西、河北，以及京津等十省市的农业区，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免耕技术的一种）。即施行“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在秋季种小麦和夏季种玉米时，不翻动地表，作物留茬30–40cm，直接播种，并用秸杆覆盖地表。作物和杂草的大量残茬残根和秸秆覆盖物，对表层土壤有一定的固定和保护作用，可使水土流失量减少50%–70%。用除草剂防治杂草成为保护性耕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上述省份十年九旱，加上地表被根茬与桔杆覆盖，玉米和小麦地原来常用的土壤处理除草剂，如乙草胺等，作苗前封闭除草已难以奏效；苗后用百草枯作茎叶定向处理，无论是对玉米的安全性，还是在保留地下根组织还是固定土壤方面，也是草甘膦等除草剂难以企及的。
保护性耕作使土壤有机质增加，粮食产量较常规翻耕法有所提高，被试验区农户广为接受，目前已推广5000多万亩。上述省（市）目前耕地面积总计为3.9亿亩。这一技术一旦大面积推广，百草枯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五）果园、林地除草的特殊需求
我国现有各类果桑茶园近2亿亩，约6成为丘陵或山坡地。在度坡大于28度的地方用草甘膦除草，随着杂草地下根茎组织被彻底杀死，裸露地表的水土流失将会加剧；百草枯在控制地面杂草的同时，并未伤及杂草的地下根系，能够大大缓解水土流失问题。
此外，全国退耕还林面积累计超过3.7亿亩，其中宜林荒山荒地超过2亿亩。业内人士估计，造林之前的整地除草，移栽后3—5年内的幼林抚育，林业每年需要除草的面积应在1.5亿亩之上，但目前全国林业化学除草面积尚不足0.2亿亩。林区人员稀少，劳动力成本更高，林权制改革激发了林业经营者的化学除草积极性。而且，广大林农普遍认为，与农田除草不同，在林地上和幼树间，不能将杂草彻底杀死，使地面全部裸露，而是需要保留着浅草层。因为林地一旦地表的杂草全部清除后，水土流失问题会比农田和果园更为严重。很显然，百草枯是符合林业杂草管理特殊要求的对路产品之一。
此外，在对植被生态十分脆弱的退化草场进行改良更新时，播种优良牧草前，用百草枯清理地面无用的杂草，保留原有草根，有明显的减少发生沙化的作用。
与农田化学除草相比，林业和草原改良的化学除草工作相对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因而有理由对百草枯发挥更大作用有所期待。
对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增加复种次数被证明是保证粮菜供给的必然选择。为了应对频繁的作物倒茬、多雨、杂草、劳动力转移和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现实，除草剂是农户的必然选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使用和对比中，农户已经深深感受到百草枯的快速吸收、快速杀草特性，对他们的作物种植的作用和价值；也正是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全世界的科技人员每年对数以万计的化合物进行过筛选，至今尚未找出第二个作用速度能够与百草枯媲美、毒性更低的新产品。
诚然，禁用百草枯的国家在增多，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他们多是耕地资源丰富、每年只种一季作物的粮食输出国家，他们很难真切体验和理解我国农民在频繁倒茬间作中的辛劳、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以及粮食、蔬菜供应紧张时所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更加依靠科技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今天，如果盲目地跟随国际上的这种潮流，同步封杀百草枯，我们认为是不明智的自废武功之举。
面对口服百草枯自杀案例不断攀升的现实，尽管案例是孤立的、偶然的、分散的，但任何一张口服百草枯自杀现场的照片或一段录像，通过媒体报道，都有可能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轰动效应，甚至会发酵成对农药生产和管理的抱怨或谴责，西瓜的膨大剂风波已见端倪。农药高层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与考虑百草枯毒性处理问题是在情理之中的。但百草枯不同于甲胺磷，后者在禁用前夕已有多个成熟的替代产品上市；百草枯快速斩草不除根的特性目前尚无替代品，禁用后的缺口所造成的长期粮食、蔬菜产量损失，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外，服毒自杀是与多种因素相关联的复杂社会现象，除口服百草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循。因此，禁用百草枯后，社会上自杀率究竟能否随之降低，值得怀疑。
由于百草枯中毒没有解药的致命问题，这个除草剂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全球禁用，尽管目前全球仍有100多个国家正常销售使用。我国禁用的4年多时间里，现在市面合法的百草枯仅有红太阳生产的百草枯膏剂，但是在不久证件到期后也免不了被禁用，从此我国再无合法百草枯。现在替代百草枯的产品主要有草铵膦和敌草快，随着几年的推广农民也从最初的抵触到现在的接受。多年后百草枯也只会出现在课本里和老农的回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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