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先声，是中国最早开启中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城市之一。
作为一个宗教节日，圣诞节在武汉的世俗化历程，曲折反复，恰恰也是百年来，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大时代缩影。
当今天，圣诞节已经融入中国人的市民生活，光谷客选择以武汉为样本，梳理圣诞节的历史变迁。今天的我们仍然身处于这个大历史图景之中，一个属于中国的全球化世纪才刚刚开始。
——谷哥
这是一个武汉土著给谷哥讲的故事。
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今天的武汉人心里，圣诞节是一个商家精心策划的狂欢节，普通大众负责在朋友圈里秀祝福、出门买买买就够了。却少有人知道，就在40年前，圣诞节在武汉，还是一个“被禁忌的节日”。
150年前，今天江汉路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还是一片农田荒野。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内陆市场。1861年，内陆城市汉口“被迫开埠”。跟随着西方人登岸的除了枪炮、商品，还有他们的文明、宗教和思想。他们的登岸强行开启了武汉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的“近现代化”进程。
晚清时期的汉口码头
开埠之前，九省通衢、交通便利的武汉已经相当繁荣，川陕客商往来不绝，与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列中国四大名镇。但彼时，以汉口为代表的武汉地区，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内陆市镇，天朝上国的子民熟知魏晋，无闻外邦。
汉口开埠之后，西方人沿江而下，选了今天江汉路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与华人隔绝的偏僻地块，开辟租界，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商号、构筑临江码头、银行。
1885年，俄国人在这里建起了武汉第一座欧式风格的东正教堂，随后，远道而来的传教士和洋人们在租界里相继建起了数座教堂和教会学校，并带来了过圣诞的习俗。
武汉第一座现代教堂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早从明朝末年到清康熙年间，早有传教士入鄂，专事布道，但小农经济的中国史籍里，少有世人对圣诞节有印象。
事实上，在西方，也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流水线生产和商业互通，圣诞老人和圣诞树才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拥有较固定的面目，为商人站台，并从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帝国英国开始，将这个肃穆的宗教节日，变成了一个家庭团聚、享用大餐和互换礼物的温馨节日。
而武汉，从汉口开埠，经张之洞督鄂，大兴工厂，到民国初年，已经走上工商业并重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当时不输上海的”东方芝加哥”。
因此，当时除了少数被视为异类的中国信众外，武汉人虽对圣诞节一无所知，但每年一到圣诞节，各大租界内洋行里树起的圣诞树，挂起的红帽子，大加摆设的圣诞装饰，不但使武汉成为中国最先有圣诞节传统的城市之一，也让武汉人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节日世俗化的一面。
但老武汉人记忆里对圣诞节模糊的美好印象将很快被打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打响。会战历时4个半月，最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国军撤退，也带走了整个武汉的工业设施，比如中国最早最大的汉阳钢铁厂就被整体搬迁至重庆大渡口，不能搬走的厂区被炸掉。
教会学校则同步撤退到西南地区或偏远乡村。
直至解放前，在战争中夷为一片焦土的武汉已不复当年商贾云集的盛世繁华，也不再有轻松世俗的圣诞节。
抗战中一片焦土的武汉大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国民经济恢复期，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开始重建工业体系。九省通衢，辐射八方的武汉被寄予厚望，共和国的“钢铁长子”武钢即在武汉东郊的青山开建投产，这座钢铁甚至在青山再造出一座武汉的城外城。
但这一次，轻松愉快的圣诞节并没有随着工商业繁荣重返武汉。1951年，中共发起基督教界控诉运动，武汉作为基督教在中国内陆的传教重镇，先是1951年因“天主教花园山育婴堂事件”（注1） 引发八万人控诉，随后的1952至1955年，政府又对武汉天主教内抗拒三自革新力量进行系列斗争，一时人心惶惶。
到196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出通知，“要对宗教人士进行思想工作，对圣诞节……应适当的加以掌握和控制。”拥有大大小小二十多座教堂，早开风气之先的武汉，成为重点监控和管制的地区。
1862年意大利传教士在花园山修筑的天主堂
此后的15年里，“圣诞节”这个带有强烈“资产阶级符号“的节日在中国受到了严厉的管制。如今老一辈的武汉人，对圣诞最早最深刻的记忆，早与150年前的开埠无关，而是红色年代的肃杀。
那时候，一部分人对圣诞这个“洋节”讳莫如深，另一部分内心始终持存信仰的教民只能在家里、礼堂里、阁楼里，聚会、祷告，以纯粹宗教的方式，偷偷庆祝这个节日。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城市，文化交融的浪潮在武汉起起落落，但武汉人始终没有忘记圣诞节。
70年后期，随着文革结束，教民们开始把”庆祝圣诞节“的大字写在横幅上，请领导讲话，感谢毛主席，发完劳模奖状和搪瓷碗后，唱诗、搞文艺晚会，接连几天地狂欢。
80年代的迪斯科海报
而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大学生成为社会的宠儿后，拥有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多大学生的武汉开始以另一种方式与圣诞节握手。
那时，武大、华师、华工和众多高校的文艺青年们，不仅写诗、弹吉他、读尼采，也学西方人过圣诞，不送苹果，却互赠贺卡、买小礼物、举办圣诞新年的迪斯科舞会，朗诵诗歌、跳霹雳舞和踢踏舞，用收音机听敌对势力邓丽君的“甜蜜蜜”，拥抱最新潮的外来文化。
但真正改变“圣诞节”命运，让圣诞节与武汉普通市民生活融合的，是2000年前后，从沿海城市逐渐奔袭内地的中国城市化与商业化浪潮。和在西方本土的世俗化历程一样，在中国，圣诞节也逐渐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现象。
已经十多年了，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里，水果店中的苹果包装得一年比一年精美，卖得一年比一年贵，武汉各大商圈的圣诞树一年比一年高，江汉路步行街、光谷步行街在平安夜、圣诞节也一年比一年拥挤，人们以这个舶来节日的名义团聚、约会，买买买，虚假或者真诚地互相祝福。
平安夜里的光谷步行街天桥
新的商业世纪里，商业的力量正在拓展人们的生活可能，重辟这座城市的文化边界，甚至改塑我们对一座城市的信仰维度。那些散落各处的教民依然会以他们的方式度过宗教的一天，但节日本身已经成了一场世俗的狂欢。
回过头来看，纠结于“中国式”圣诞节到底起于商业谋划还是信仰初心是无意义的，对千古流芳的武汉来说，除了短暂时期内的政治干扰外，圣诞节世俗化的曲折往复，与这座江岸内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一路同进同退，几乎完全是一部激烈的城市变迁史。
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宗教的出现，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比局限的个体更广阔的世界，而当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到来后，我们开始用另外的方式来探索那个广阔的世界，圣诞节的世俗变得不可避免。
如今，伴随着高铁经济的影响，武汉正在重写商贾重镇的古老故事，这里的人们和圣诞的故事远未结束。
注1：1928年，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在武昌创办育婴堂，至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1951年，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婴儿大量死亡的事件被揭露，引起社会各界愤慨，引发随后的八万人控诉。
文字 | 嘉木 枪枪
编辑 | 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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