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日本人与《海国图志》的缘分，起自1851年长崎港的深夜。这一天的具体日子，日本各种史料说法各异。但发生的事情，却堪称鸡毛蒜皮。一艘来自中国的商船，在长崎港被日本海关工作人员查出了违禁货物。虽经一番争吵交涉，却还是被严格执法，全数没收。但在相当多日本史学家甚至政治家眼里：这个时日不可考的小事，却是日本历史浴火重生的开始。因为那批被查禁的货物中，就有三本《海国图志》。
起初日本人也没在意，照规矩充公了事。谁知奇特的事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从这一夜开始，这本看似普通的书开始源源不断的爆发强大的魅力。从政府工作人员，到上流社会的贵族，乃至是民间的武士学者，但凡识字的日本人，只要拿过来随便翻几眼，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住，然后疯狂的为之痴迷。
于是这本普通的书，起先只是在贵族圈里悄悄流传，后来竟火热传遍，各阶层的日本人更是奔相走告，人人都要先睹为快。但凡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是不惜千金托关系走门路，就为能借来看几眼。很快就有了手抄本，在民间静悄悄的流传。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劈波斩浪偷渡中国，只为求得一本正品原版。三年以后，又一艘中国商船造访长崎港，又被海关人员一口气查出了二十多本。但比起上次的如狼似虎，这次日本海关的态度，却是格外恭敬温暖：“开个价吧，政府收购了。”
很快日本官方翻译的日语版《海国图志》，正式出版发行，果然一上市就引发火热抢购潮，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之后的五十年里，先后再版的十五次，价格连年飙升，却依然怎么卖怎么赚，堪称整个十九世纪历史上，日本的天价畅销书。
于日本的火热抢购不同，《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反响，却是清清冷冷。一共印了几千本，三年才卖出了一本。销量冷清不说，喊杀声却不断，好些守旧的大儒们，甚至还恶毒攻击，说要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般，把这书完全查禁烧掉。而这书的大清粉丝左宗棠，对这事才能无奈的说：“《海国图志》写了二十年，中国根本没变样。”于是惨澹的销量下，商家也不断挥泪清仓甩卖，清来清去，给清到了日本。
但清到日本的后果，却是三十年后，大清自己的苦果，炮声隆隆的甲午战争。《海国图志》铁杆粉丝伊藤博文担任首相的日本，把大清打得惨败。后来伊藤博文高调访华，被求教中国该怎样向日本学习，还不忘了哭笑不得的补刀：“问我干啥？看《海国图志》去！”直到此时此刻，清朝人才知道，他们白白闲置了一件怎样强大的宝。如梁启超那句心塞的呐喊：“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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