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读书人，大都讲究生活情调与闲适，且追求雅趣。雅既是一种文化状态，又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极高的生活境界。营造一个雅致读书、写字、作画、会友及独处生活的环境氛围，让人从琐碎、烦恼与愁苦中解脱出来，乃是古士大夫特有的一种高逸智慧。
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首先是从营造自己书房做起的，因而便有了文房清供。古玩、字画、奇石这些东西固然不可或缺，而笔墨纸砚、笔筒、笔架、笔掭、笔床、笔洗、水盂、砚屏、砚滴、水注、镇纸、臂搁、印章、印盒、之类更是文房书斋中必需之物，这些器物虽为写字、作画之用具，却必求精致奇巧、清雅可赏。这些文房清供，不妨也称之“文房清玩”，他们不仅是书房主人藉以挥洒才情的工具，亦寄寓了主人的忧乐与诸多玩味意趣。它们使书房弥漫着一种文雅气息，形成了一个气场，把人的情感存进去，使步入其中的人能从中得到一种宁馨，一种快慰。
青铜制笔架山
文房清玩者，形微身盈，小型大器，在古代信息和交通闭塞的环境，文房读书、写字、作画，除了“红袖添香”外，最为实用又解闷的就属这些文玩了。古士大夫文人对生活用品颇为讲究，书房之物更是极尽巧精巧灵性。所以这些文玩不仅实用，而且大都制作精美，气韵清雅。
文玩所含品类颇多，诸如镇纸就有尺、兽、方、圆等形制，木、石、铜、铁等材质；砚有端、歙、澄泥、洮河、松花、红丝等；墨有徽、湖、苏等；纸有澄心、金笺、宣纸、麻纸、高丽纸等；笔有湖笔、宣笔等；山子有灵璧、太湖、昆山、英石、黄河、大化、来宾等，还有木、玉、铜、铁等加工；扇子有竹、羽、牙骨等。曹昭《格古要论》、高濂《遵生八笺》、文震亨《长物志》等著作对文房清玩皆有详细论及。影响大者，《长物志》为最，宣德炉被列为首位，曰“文房诸器，宣炉为首”。又有“文房诸艺，琴为首艺”，二器和合，为文房双璧。可以说，文房之中，一鼎宣炉，一张琴，炉中香、弦上音，在若有若无间，为文房营造了最基本的气氛。
寿山石微雕印章
其次器物，则不胜枚举了。但概括起来，大多是从笔墨纸砚延伸出来的细分，或是这文房四宝的辅助用具。如笔用类包括笔挂、笔筒、笔架、笔插、笔匣等；墨用类有墨床、墨盒、墨缸、墨屏等；纸用类有镇纸、裁纸刀等；砚用类包括砚屏、砚匣、砚山、砚盒、砚滴等。它们常陈设于书斋文案，不仅实用，还因其上的诗情画意或天然之趣而为主人解闷消闲，相伴度过书斋之中的漫漫良宵。
洒金簸箩漆宫廷扇
为了呈现文房清玩的意趣，笔者和摄影师便特约了荣斋文房藏品，精选出场的有纸镇系列、磨床、砚滴、笔筒、文具盒、扇子、笔架扇子、臂搁系列、文房匏器、湘妃竹笔、宋坑随形砚、笔舔、笔洗、印章系列等，件件融入了锡荣先生的生活理想与审美意趣。在观赏、摩挲，以及拍摄布景中，这些古典雅致而不失天然之趣的文房清玩，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文房器物的相关知识，亦牵引着我们逐渐进入一种从容静好的岁月中。
其中，镇纸有金、银、铜、玉、木、竹、石、瓷等材质，形态各异。早期的镇纸大多呈现兔、马、羊、鹿、蟾蜍或是类似龙之九子般的“四不像”等动物的立体造型，个体虽小而分量却沉甸甸的。这些动物，如虎、狮、麒麟类大多表现出威武的雄姿，而犬、鹿、鸭子、小猪类则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其中一块犬形宋代和田玉镇纸，便像一只晨起而蓬头垢面的邋遢小狗，令人观之忍俊不禁。明清两代，镇纸的制作材料和造型有了新的变化。材料除了继续使用铜、玉外，还增加了石材、紫檀木、乌木等，形状大多为长方形，上面雕刻有中国古典情与美的远山近水、梅兰竹菊和诗词题跋，寄寓了雕刻者或原主人某时某刻的思想状态。它们有的成对，有的单件，因为这个缘故，镇纸也常常被叫做镇尺、压尺。
动物造型镇纸，既具纸镇功能，又因其形态天然，成为文人书房娱情解闷的小玩物
用于支撑肘、腕的是“臂搁”，用途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鼠标手腕托垫。据说在古代，臂搁被称为“秘阁”。“秘阁”是汉代内府的图书档案机构，由秘书监掌管。纸张发明以前，皇家藏书是刻写有文字的竹木片。这种藏在秘阁中的竹木片后来也被代称为“秘阁”。再后来，人们将用来枕臂的竹片沿用“秘阁”一名。到了明清，“秘阁”的基本用途是搁臂，“秘阁”与“臂搁”读音相似，于是逐渐只称“臂搁”了。
古代文人书写时，悬腕自右向左竖书，稍不留意，手臂或衣袖极易刮到刚写完的字画。臂搁，就是为了防止手臂沾墨的枕臂之具，同时防臂上汗水渗纸，有时还可当镇纸，十分好用。臂搁因此成为文人的必备之物，犹如美人之镜，须臾不能离身。臂搁上通常雕刻丰富的图案，如刻书画以作欣赏，镌座右铭以为警策，刊挚友亲人赠言以为留念。臂搁以竹、檀木、玉、象牙、瓷质为材料，以竹制臂搁最多。玉制臂搁材料珍贵，传世数量极少。象牙臂搁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才开始流行起来，而且大多是皇宫御用品。荣斋所藏的一件青金石竹节形诗文臂搁则是锡荣先生所津津乐道的，他不断地赞叹其材质之迥异、形态之天然、诗文雕刻之精雅，犹如赞美一位画卷中走出的美人，而这位美人则大概是自己的女儿。
青金石仿竹节诗文臂搁
水盂、砚滴，是置于书案上的贮水器，用于贮砚水。秦汉时期即出现，形制多种多样，以随形、象形居多，圆形的，以扁圆形居多。有嘴的称“水注”，无嘴的则称“水丞”。水丞的用料，有陶土、瓷品、铜质、玉石、水晶等数百余种。清末民初，还出现如笔插、笔架形水丞。有的水丞身上刻有山水、树木、小桥、亭台、楼阁、扶杖老人、乘舟人物等，呈现出一幅俊秀的山水人物图画。砚滴的形制也很多，主要形状多为兽形，有麒麟、蟾蜍、天禄、鱼、龟、天鸡、狮、象等，其他还有葫芦形、铜鼎式、茶壶式等，指尖捏起大小，十分细致。砚滴水流细缓，正适合文人研墨之慢工细活的状态。
文人书画家吴悦石先生便曾在他的《快意斋论画》中说道：“磨墨一法不可小看。磨乃砺也，千磨万转之中，性情、思想、学问皆随磨而出……磨墨可以磨掉火气，磨掉短视，磨掉浮躁。苟磨墨之心尚不能安然，定性、静观、坐冷板凳之功又安得而言？故调心养性，磨墨亦一良方也。”虽然没有提到砚滴，但如此千磨万转又怎能少了砚滴缓缓之功呢？
珐琅文玩一套，具有水盂的功能
正如砚滴虽小物，却能帮助磨墨，磨掉浮躁，磨掉喧嚣，调心养性，文房清玩便
是在这种蕴含着光阴哲学的文化中，寄寓着中国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思想世界。便是在这个被精心营造的幽静、秀美、典雅的书斋里，主人置身其中，可读书、可吟诗、可唱和，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还有那可坐看云起的散漫闲逸。没有尘嚣市扰，鸟语花香，书案、几架上杂陈清玩，一任精神逍遥。在弹指一挥的波澜中，文墨芬芳被浩瀚成不朽的诗篇。夜深人静，闻虫语，阅诗书，闲观锦绣，摩挲清玩，不觉心事氤氲漫延，于这时光淅沥之间，总会令人有几分或万壑惊雷的喜悦，或案头孤灯的相思，或丹青椽笔的写意，或心怀天下的**……或去纵横九州河山……，分不清是心灵回归还是情怀再现，只知于剑胆琴心之中，一享那难得舒颜的清欢！而这，也正是书房主人心中独抱高标的衣锦之处。
十八罗汉雕刻平安挂件，筒内藏八件象牙雕兵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安徽宣城诸葛笔、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纸，安徽徽州婺源龙尾砚。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则特指宣笔（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县)、宣纸（安徽宣城泾县)、歙砚（安徽徽州歙县）、洮砚（甘肃卓尼县）、端砚（广东肇庆，古称端州），元代以后湖笔（浙江湖州）渐兴，宣笔渐衰，改革开放后，宣笔渐渐恢复了生机。安徽宣城是我国文房四宝最正宗的原产地，是饮誉世界的“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所产的宣纸（泾县）、宣笔（泾县/旌德）、徽墨（绩溪/旌德）、宣砚（旌德）举世闻名，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捧。
黄杨木莲蓬
旧时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砚台，别名润色先生，文房四宝中能传世最久的一宝。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事等。这些文具，制作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历代都有著名的制品和艺人。如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的宣纸，歙县（原徽州府治）的徽墨，浙江吴兴（原为湖州府治）的湖笔，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笔以府治宣城为名)的宣笔，广东高要（原为肇庆府治，古名端州）的端砚，以及与端砚齐名的有甘肃省的洮砚、歙县（原歙州府治）的歙砚。
葡萄雕饰随形砚
“文房四宝”指纸、墨、笔、砚四类书画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识。但“文房四宝”一辞源自何者？源起何时？却尚有未尽之解。比如《辞海》“文房四宝”辞目的说法，便是如此：“旧时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实等。”
套印（五枚可以套在一起。大的四枚各五面印章，最小一枚六面印章）
《辞海》说法的模糊之处在于：“一名《文房四宝谱》”的作者是谁？另有他人？还是苏易简（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苏本人，那么“文房四宝”一辞就当是苏易简提出的。但《丛书集成》等收录苏易简著作的各种文献中，皆以《文房四谱》为书名，而未见注明《文房四宝谱》作者为苏易简者。也就是说，“文房四宝”一辞与苏易简的著作名称，并无直接的原词转用关系。
便携式笔墨，清代官员上朝，可将此器藏在靴筒中，便于路上随时修改奏折
苏易简不是“文房四宝”一辞的直接发明者，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为苏易简《文房四谱》一书做提要时有所记载：“《宋史》本传但称文房四谱，与此本同。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又有《续文房四宝谱》。考洪迈《歙砚说跋》，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当由是而俗呼四宝，因增入书名，后来病其不雅，又改题耳。”
《四库》提到的洪迈（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苏易简，二者与“文房四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其中《四库》在为洪迈题跋《歙砚说》等书目的提要中，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的人，是洪迈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换言之，《四库》是说苏易简原著《文房四谱》本无他名，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才有人用“四宝”这种俗称称它为《文房四宝谱》的。因此，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书目》时，这才把俗称的《文房四宝谱》等收录了进来，也未可知。
钟鼎文墨盒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因为实际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宝”一辞了。如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早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的诗句。
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一辞的来源，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四库》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但至少在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当无问题。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陆游（1125—1210年），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但是不知为什么，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辞，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玉件，或可以承墨条
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可作证。如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掘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出现“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
”蝶舞重阴“镇尺
说起来，“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专用处所的“文房”的起源，却实难考实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因此说“文房”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八卦式水盂
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换言之，如果说文房是“文房四宝”的空间载体，那么，文人则是文房的活动主体。没有文房承载的文房四宝是孤零散乱的用具，而没有文人活动的文房则是没有活力的空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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