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的顾维钧回忆他一生中的四位妻子时说：“第一任妻子张润娥是主命（包办），第二任妻子唐宝玥主贵（总理女儿），第三任妻子主富（首富女儿），第四任妻子（即严幼韵）主爱。”用包办这词解释“主命”，总觉得有些轻飘飘，仿佛藐视了命运的神秘莫测波云诡谲。
可仔细想想，命运的本质不就在于此吗？你无从知晓命运的方向，只能静候安排。偶有两个侥幸者如俄狄浦斯一样从神谕中得知命运的端倪，却也未必是福。
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确实是跟随命运的步伐被嫁给顾维钧的。
顾维钧订婚时年纪尚小，才12岁，女方张润娥更小，才10岁。即使在清末民初，这个年龄议亲也有点为时尚早。那时候大多数人家女孩十三四岁才开始议亲，男孩子通常要到十五六岁。
这桩婚姻据说源于张父张衡山对顾维钧青眼有加。
张衡山当时是顾维钧的父亲顾溶的同僚。他们同在上海道尹（官职相当于今上海市市长）袁观澜的幕府共事。虽是同事，其实张家的条件更胜一筹。张衡山的叔叔是当时上海中医界的权威，时人有句，“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指的便是他。张衡山自己也兼职行医，收入可观。他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地位稳固。
顾维钧的回忆录中，顾维钧和他姐姐生病的时候，张衡山每天都来看给他（她）看病。“我的父母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我。有一天傍晚，他停下来和我说话，并观看我临摹的国画。”
另一种更普遍的说法是，张衡山会看相，意识到顾维钧将来绝非池中之物，所以挑选其为乘龙佳婿。
这桩婚事于顾家来说是天作之合，于顾维钧本人来说大概是命运的安排。
订婚那年是1900年，顾维钧正从英华书院毕业。父亲顾溶曾打算让他学习商业，并已经跟一家钱庄讲妥。张衡山却极力反对。他认为顾维钧可造之才，便资助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学院。当时的圣约翰学费甚高，每学期学费高达两百多银元。考进来的学生非富即贵。顾家固然家境尚可，但大体也不过是中产之家，何况顾父有三个儿子。
1906年顾维钧决心去美国留学。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费用问题。在留学前“父亲告诉我，费用没问题，要我不必担心。”回忆录里特别提到费用问题，原因是当时普遍说法是，资助顾维钧留学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润娥的父亲张衡之，因为费用相当高昂，张衡山甚至卖掉了一部分祖产。
顾维钧在美国一共留学七年半时间，他先是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乡村中学即库克学院就读。两年后，他顺利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用五年半时间攻读了博士学位。库克学院的读书费用相对便宜些，大约每年是9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用则相对高昂，费用可能是库克学院的数倍，大约在一两千美元之间。
这笔费用可以有一个更生动的说明。“1888年，美国驻华领事馆有一份中国劳工的薪酬统计，当时的中国农村一家四口，耕种15亩地的年收入是25美元，普通劳工苦力的月收入在4.5美元。以普通劳工年收入54美元计算，顾维钧在美国一年的花销需要一个中国普通劳工工作30年。如果以今天普通农民工月入3000元人民币计算，顾维钧美国留学的一年花销需要108万元人民币。”
顾维钧的七年半求学之路，外加中途回国一次，顺道游览了欧洲。算上汇率，考虑当时顾家的人口和收入，张家资助之说想来并非空穴来风。
毕竟张家只有一个女儿，将女儿的嫁妆算作女婿的学费，这举动在当时并不突兀。《围城》中方鸿渐的留学费用便是这么来的。只不过方鸿渐的前岳父是因女儿死亡无从寄托，顾维钧的前岳父大概是爱女心切望婿成龙。他想必以为，这是女儿未来幸福的保障，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顾维钧与第二任妻子、总理唐绍仪之女唐宝玥
二、沉默的礼物
张润娥的模样性格，大体只能从顾维钧的回忆录里推测。
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并不愿意接受父母的礼物，对这桩婚事始终持消极态度。他的哥哥写信说：“说姑娘本身很配得上，又漂亮又聪明，确实是一位很好的终身伴侣。”他回信中曾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家新型学堂学英语，不能只在家读中文。”
对于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来说，是否放脚是否认字关系着未来妻子能都交流。顾维钧的要求更高一些，希望未来妻子会英语。
那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相当的规划。早在库克读高中的时候，顾维钧就已经决心从政，还和同屋同学孙嘉璐争论多次，孙希望他从事工科，认为从政“一切都取决于权势和裙带关系”，还需要加入政党和组织政党。婚姻对仕途的重要性，顾维钧相当清楚。
1908年顾维钧与张润娥举行婚礼。
张润娥是否美丽，顾维钧没说，他说张润娥是“一位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说这话的晚年的写回忆录的顾维钧。那个一心一意要从这桩婚姻中摆脱的顾维钧大概是不会这样说的，年轻气盛的他大概看不到她的克制忍耐与天真，只看到了她的“旧时代典型”。
张润娥被带到美国，欣然同意于顾维钧的安排，“她告诉我，只要能学习英语，我怎么安排她都同意。她要尽快学习。”她被安置在费城，顾维钧前往纽约。
顾维钧的哥哥也曾写信保证说：“她的英语进步很快。而且她没有缠足。”张润娥一年后“学了一些英语，进步很快，不仅能读报纸或简易读物，而且能进行一般会话”。
如此努力，对这桩婚事也不是不抱期待的。可惜的是，这番努力终究与姻缘无关。
离婚的过程，我只看到了顾维钧的记录，外交官笔下姿态正确的一次离婚。
新婚时“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提出离婚时，“当时她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充分理解我们谈话的全部意义。”随后顾维钧寄出了自愿离婚的协议。过了很久，张润娥写信要求再次见面：“她问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了。”
后来，顾维钧提出：“为了避免闲话，或者给一方或双方父母造成的不愉快，她最好亲手抄写，以证明她这样做完全不是出自我的压力。她立即表示同意。我建议她准备四份，她也照办了。大约两三个星期后，她写信告诉我都抄写完了。”
顾维钧的全部记述，概括说来，就是：这次离婚，是在顾维钧的精神指导下，张润娥充分理解了他们的婚姻纯属人为，是非常不自然的关系。随后张润娥接受并自觉自愿地签署、抄写了他俩的离婚协议，结束了婚姻关系。
这段讲述已经竭力避免法律纠纷和道德争议。何况顾维钧还告诉读者张润娥已经学习了英文，接受了美国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也可以回国工作、教书和继续学习。
张润娥与顾维钧订婚的时候10岁，1911年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21岁。青春尚好，离婚似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顾维钧与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之女黄蕙兰
但是否真的就完全避免了呢？
张润娥归国后，父母大为痛心，尤其是张衡山，深悔识人不明。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
张润娥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遭此打击后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
这位克制忍耐的女性，大概竭力全力也没有变成顾维钧所教导的那种新女性，找一份教书或者其他工作，或者带着嫁妆再嫁他人。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他向侨富商之女黄蕙兰求亲，其父黄仲涵派侦探调查“只找到顾维钧的一个问题，他曾在上海和一个女子结婚又离婚了。最近死去的年轻女人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按照当时华人普遍理解的观念来说，父母之命八抬大轿娶回来的原配自然是妻，黄蕙兰岂能做妾？
黄蕙兰母亲所听到的版本是：“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医治好了他。在感激之余，父亲对医生说，他的儿子将娶他的女儿为妻。这是典型中国式表达敬意的举动。”这个版本未必是真的，不过顾家欠了张家的人情大概是有的。
1933年，顾维钧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信，附送一笔五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润娥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
民国原配中，张润娥的退场大概是最迅速的，她没有像朱安一样，成了鲁迅的遗物，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她也没有像张恨水的原配徐文淑一样，因为公婆的劝说，得到了孩子作为慰藉。
她在别人的笔下友好配合地退出了婚姻，在自己的人生里独自煎熬。这一切，大概是因为她遇到的是顾维钧。
命运啊命运，谁又能说清谁是谁的礼物？
晚年的顾维钧与第四任妻子、名媛严幼韵
作者： 刘洋风，高校教师，文艺学博士，写作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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