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的顾维钧回忆他一生中的四位妻子时说:“第一任妻子张润娥是主命(包办),第二任妻子唐宝玥主贵(总理女儿),第三任妻子主富(首富女儿),第四任妻子(即严幼韵)主爱。”用包办这词解释“主命”,总觉得有些轻飘飘,仿佛藐视了命运的神秘莫测波云诡谲。

可仔细想想,命运的本质不就在于此吗?你无从知晓命运的方向,只能静候安排。偶有两个侥幸者如俄狄浦斯一样从神谕中得知命运的端倪,却也未必是福。

顾维钧一生四个老婆(顾维钧原配张润娥)(1)

一、父母的礼物

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张润娥确实是跟随命运的步伐被嫁给顾维钧的。

顾维钧订婚时年纪尚小,才12岁,女方张润娥更小,才10岁。即使在清末民初,这个年龄议亲也有点为时尚早。那时候大多数人家女孩十三四岁才开始议亲,男孩子通常要到十五六岁。

这桩婚姻据说源于张父张衡山对顾维钧青眼有加。

张衡山当时是顾维钧的父亲顾溶的同僚。他们同在上海道尹(官职相当于今上海市市长)袁观澜的幕府共事。虽是同事,其实张家的条件更胜一筹。张衡山的叔叔是当时上海中医界的权威,时人有句,“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指的便是他。张衡山自己也兼职行医,收入可观。他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地位稳固。

顾维钧的回忆录中,顾维钧和他姐姐生病的时候,张衡山每天都来看给他(她)看病。“我的父母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我。有一天傍晚,他停下来和我说话,并观看我临摹的国画。”

另一种更普遍的说法是,张衡山会看相,意识到顾维钧将来绝非池中之物,所以挑选其为乘龙佳婿。

这桩婚事于顾家来说是天作之合,于顾维钧本人来说大概是命运的安排。

订婚那年是1900年,顾维钧正从英华书院毕业。父亲顾溶曾打算让他学习商业,并已经跟一家钱庄讲妥。张衡山却极力反对。他认为顾维钧可造之才,便资助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学院。当时的圣约翰学费甚高,每学期学费高达两百多银元。考进来的学生非富即贵。顾家固然家境尚可,但大体也不过是中产之家,何况顾父有三个儿子。

1906年顾维钧决心去美国留学。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费用问题。在留学前“父亲告诉我,费用没问题,要我不必担心。”回忆录里特别提到费用问题,原因是当时普遍说法是,资助顾维钧留学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润娥的父亲张衡之,因为费用相当高昂,张衡山甚至卖掉了一部分祖产。

顾维钧在美国一共留学七年半时间,他先是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乡村中学即库克学院就读。两年后,他顺利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用五年半时间攻读了博士学位。库克学院的读书费用相对便宜些,大约每年是9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用则相对高昂,费用可能是库克学院的数倍,大约在一两千美元之间。

这笔费用可以有一个更生动的说明。“1888年,美国驻华领事馆有一份中国劳工的薪酬统计,当时的中国农村一家四口,耕种15亩地的年收入是25美元,普通劳工苦力的月收入在4.5美元。以普通劳工年收入54美元计算,顾维钧在美国一年的花销需要一个中国普通劳工工作30年。如果以今天普通农民工月入3000元人民币计算,顾维钧美国留学的一年花销需要108万元人民币。”

顾维钧的七年半求学之路,外加中途回国一次,顺道游览了欧洲。算上汇率,考虑当时顾家的人口和收入,张家资助之说想来并非空穴来风。

毕竟张家只有一个女儿,将女儿的嫁妆算作女婿的学费,这举动在当时并不突兀。《围城》中方鸿渐的留学费用便是这么来的。只不过方鸿渐的前岳父是因女儿死亡无从寄托,顾维钧的前岳父大概是爱女心切望婿成龙。他想必以为,这是女儿未来幸福的保障,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顾维钧一生四个老婆(顾维钧原配张润娥)(2)

顾维钧与第二任妻子、总理唐绍仪之女唐宝玥

二、沉默的礼物

张润娥的模样性格,大体只能从顾维钧的回忆录里推测。

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并不愿意接受父母的礼物,对这桩婚事始终持消极态度。他的哥哥写信说:“说姑娘本身很配得上,又漂亮又聪明,确实是一位很好的终身伴侣。”他回信中曾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家新型学堂学英语,不能只在家读中文。

对于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来说,是否放脚是否认字关系着未来妻子能都交流。顾维钧的要求更高一些,希望未来妻子会英语。

那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相当的规划。早在库克读高中的时候,顾维钧就已经决心从政,还和同屋同学孙嘉璐争论多次,孙希望他从事工科,认为从政“一切都取决于权势和裙带关系”,还需要加入政党和组织政党。婚姻对仕途的重要性,顾维钧相当清楚。

1908年顾维钧与张润娥举行婚礼。

张润娥是否美丽,顾维钧没说,他说张润娥是“一位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说这话的晚年的写回忆录的顾维钧。那个一心一意要从这桩婚姻中摆脱的顾维钧大概是不会这样说的,年轻气盛的他大概看不到她的克制忍耐与天真,只看到了她的“旧时代典型”。

张润娥被带到美国,欣然同意于顾维钧的安排,“她告诉我,只要能学习英语,我怎么安排她都同意。她要尽快学习。”她被安置在费城,顾维钧前往纽约。

顾维钧的哥哥也曾写信保证说:“她的英语进步很快。而且她没有缠足。”张润娥一年后“学了一些英语,进步很快,不仅能读报纸或简易读物,而且能进行一般会话”

如此努力,对这桩婚事也不是不抱期待的。可惜的是,这番努力终究与姻缘无关。

离婚的过程,我只看到了顾维钧的记录,外交官笔下姿态正确的一次离婚

新婚时“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提出离婚时,“当时她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充分理解我们谈话的全部意义。”随后顾维钧寄出了自愿离婚的协议。过了很久,张润娥写信要求再次见面:“她问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了。”

后来,顾维钧提出:“为了避免闲话,或者给一方或双方父母造成的不愉快,她最好亲手抄写,以证明她这样做完全不是出自我的压力。她立即表示同意。我建议她准备四份,她也照办了。大约两三个星期后,她写信告诉我都抄写完了。

顾维钧的全部记述,概括说来,就是:这次离婚,是在顾维钧的精神指导下,张润娥充分理解了他们的婚姻纯属人为,是非常不自然的关系。随后张润娥接受并自觉自愿地签署、抄写了他俩的离婚协议,结束了婚姻关系。

这段讲述已经竭力避免法律纠纷和道德争议。何况顾维钧还告诉读者张润娥已经学习了英文,接受了美国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也可以回国工作、教书和继续学习。

张润娥与顾维钧订婚的时候10岁,1911年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21岁。青春尚好,离婚似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顾维钧一生四个老婆(顾维钧原配张润娥)(3)

顾维钧与第三任妻子,南洋富商之女黄蕙兰

但是否真的就完全避免了呢?

张润娥归国后,父母大为痛心,尤其是张衡山,深悔识人不明。郁郁寡欢中离开人世。

张润娥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遭此打击后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

这位克制忍耐的女性,大概竭力全力也没有变成顾维钧所教导的那种新女性,找一份教书或者其他工作,或者带着嫁妆再嫁他人。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他向侨富商之女黄蕙兰求亲,其父黄仲涵派侦探调查“只找到顾维钧的一个问题,他曾在上海和一个女子结婚又离婚了。最近死去的年轻女人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按照当时华人普遍理解的观念来说,父母之命八抬大轿娶回来的原配自然是妻,黄蕙兰岂能做妾?

黄蕙兰母亲所听到的版本是:“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一位中医治好了他。在感激之余,父亲对医生说,他的儿子将娶他的女儿为妻。这是典型中国式表达敬意的举动。”这个版本未必是真的,不过顾家欠了张家的人情大概是有的。

1933年,顾维钧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信,附送一笔五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润娥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

民国原配中,张润娥的退场大概是最迅速的,她没有像朱安一样,成了鲁迅的遗物,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她也没有像张恨水的原配徐文淑一样,因为公婆的劝说,得到了孩子作为慰藉。

她在别人的笔下友好配合地退出了婚姻,在自己的人生里独自煎熬。这一切,大概是因为她遇到的是顾维钧。

命运啊命运,谁又能说清谁是谁的礼物?

顾维钧一生四个老婆(顾维钧原配张润娥)(4)

晚年的顾维钧与第四任妻子、名媛严幼韵

作者: 刘洋风,高校教师,文艺学博士,写作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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