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八议”制度，准确来说就是一种司法特权，是“刑不上大夫”的具体制度体现。
“八议”分别指的是，一 议亲 ，二 议故 ，三 议贤 ，四 议能 ，五 议功 ，六 议贵 ，七 议勤 ，八 议宾，是指这八类情况的权贵犯罪之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是封建王朝中权大于法的显著特征。
这种制度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在汉朝得以发展，而真正做到极致的，则是宋朝，然后在后面的元明清朝代又有所减弱。
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谈谈在宋朝，这“八议”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司法案例，以及其所带来的的影响。
一，议亲这个“亲”指的是皇室的亲属，最早只是直系，后来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也都算到了“皇亲国戚”的范围。
比如宋仁宗赵祯时期，他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曾经犯了律法，按道理张尧佐和宋仁宗也只能勉强占一点亲，毕竟第一不是仁宗这边的亲戚，第二张氏当时也不是皇后。
宋仁宗
但就是这点关系，大家也不敢说啊，虽然通晓律法的官儿有的是，但是大家更觉得这是皇上的家务事，他们做臣下的不好管，也不该管。
但是幸亏朝上有一位“一根筋”的御史，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黑面老包——包拯包大人，包拯性格刚烈，眼里根本揉不得沙子，哪管这个啊，噼里啪啦逮着仁宗就是一顿说，唾沫飞溅，都喷的仁宗脸上去了。
仁宗看到是这位“爷”也无奈了，谁让他是“仁”宗呢？只能一边用衣袖擦脸，一边只能同意了包拯的要求，然后回到后宫对张氏说，你回去好好劝劝你的伯父，让他收敛着点，别忘了御史可是包拯啊。
但是皇亲国戚常有，包拯可不常有，这“议亲”堪称宋朝律法的第一破坏手。
二，议故这个也很好理解，所谓的“故”，也就是指的皇帝的故人，也就是朋友，或者是手下。
宋徽宗
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那位徽宗和高俅了，当徽宗还未登基，只是端王的时候，高俅由于踢得一脚好球（蹴鞠）讨了他的欢心，再加上善于奉承，成了他的亲随。
后来端王成了徽宗，高俅也是青云直上，从一个奴才一跃成为了太尉的高级职位，小人得志，自然得意忘形，贪赃枉法，无所顾忌，但是就靠着曾经是皇帝的“亲随”这层情分上，谁弹劾都没用，这家伙最后竟然得了善终（想必会让许多水浒迷们大失所望）。
这正是经典的“议故”。
议贤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贤者，指的就是有“大德行”的名士。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普遍了，因为宋朝对于有名望的士大夫们是极为尊重的——或者说，实在是太尊重了，非常考虑他们的尊严和体面。
宋神宗
比如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因受了贿赂八两黄金，依法应判枉法赃罪，处以绞刑。
但是知审刑院苏颂又提出:“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
好一个“有辱衣冠”，直接就把死罪给一再削减，最后只是流配贺州了事，“贤大夫”的名声保住了，但是司法的尊严却被践踏的一塌糊涂。
议能这个和之前那个议贤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更看重名声一些，而这里则更看重能力。
这个红尘君举个想必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例子，正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和丞相赵普的事情。
赵匡胤和赵普
有一次赵普生病了，赵匡胤是个很念感情的人，下朝后就专门去看望老兄弟了，但是没想到正赶上当时的吴王钱缪送了几十坛子本地的“土特产咸菜”到赵普府上。
赵匡胤就说这是什么好吃的啊，让朕也尝尝吧，打开一看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传说中的“咸菜”，而全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啊。
当时连赵普都吓得拜倒在地请罪，真要严格按律法的话，这么多贿赂可以杀他一千遍都有余了，更何况这次只是凑巧抓住现行而已，没抓住的又有多少呢？
但是没想到赵匡胤只是轻描淡写道：“爱卿不用紧张，你是我们大宋国的丞相，钱缪敬重你就和敬重我们国家一样。”
然后赵匡胤竟然就这么原谅赵普了，甚至连这“赃物”都留给了他，难道赵匡胤是不知道法令的重要吗？
非也，只是因为赵普的能力太强，功劳太大，绝对是北宋初期的第一重要功臣，比石守信那些个大将们都更有贡献，所以赵匡胤于公于私都只能选择原谅他。
议贵这个和前面的“议亲”也有点相似之处，只不过它把范围从皇亲国戚，又延伸到了那些贵族身上。
宋太宗
如北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监察御史知晋州祖吉与王淮受贿侮法，赃数以千万计。祖吉被处死刑，没收家财，
而王淮却因为是贵族参知政事王污的母弟，只杖于私室，还仍充任定远主簿。
这显然就是见人下菜碟了——普通的官员和贵族出身，还是有区别的。
议功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对于那些立下大功的官员，就算犯法了也要从轻对待。
如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忠诩郎前监永康军青城县酒税官王杨，因虚收钱引等罪，该合重杖处死，后以其有战功被贷命，只除名勒停，送静江府编管。
其实这功归功，过归过，一定程度的将功折罪还可以，如果过了尺度就不好了，那样的话，那些曾经立下过大功的人岂不是今后肆无忌惮了？
议勤这个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少，就是比较勤劳的官员也会有所照顾，大概是皇帝考虑到这些官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如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有三班奉职和钦，犯纲钱赃罪，合处绞刑，审刑院卢士宗奏请宽减，英宗说:“侯有过误，贷无伤(无妨)也。”于是获免决刺，只配福建路牢城的处理。
高宗建炎初，有御史王及之等犯自盗入己罪，依法判定弃市，但高宗说:“联新政重于杀士夫”，免死，同时还有大量的官员也都因为过去的苦劳都得以“赦免”。
议宾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也比较少，“宾”者，对先朝后裔而享受国宾待遇也。
柴家后人——柴进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宋初对赵匡胤有着“陈桥让位”之功的后周柴家，赵匡胤不仅对当时的柴家的孤儿寡母照顾有加不说，还特意在遗诏中说明，不可害柴家后人。
——哪怕柴家就算犯了反朝廷的不赦之罪，也不允许责罚，更不允许侮辱，只能让他在空房间里面自尽。
看过《水浒》的朋友都知道小旋风柴进，家里就有御赐的“丹书铁券”，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东西。
红尘君说这“八议”，在最早的时候只是对于贵族或者功臣的一种特殊的保护，毕竟在封建时代想要真的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宋朝，这个“八议”制度的范围就被扩大的太过泛滥了，几乎八九成的犯罪官员都总能和这“八条”沾一点边，这样就极大的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尊严，导致了“官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的尴尬局面。
整个宋朝，在前期司法还算有些尊严，每年都有不少官员因犯罪而被处死，但是越到后面比例越低，中期差不多赦免者十之五六，到后期几乎是高达十之八九了——反正赦免的条例多多，总归有一款适合你。
当然了，这“八议”也并不是什么罪都可以赦免，比如那著名的“十恶”大罪还是“不赦”的，也算是勉强的给宋朝律法又套上了最后一层遮羞布吧，要不然堂堂的宋朝法度真的就要裸奔了。
参考文献：
《宋史》
《宋刑统》
《宋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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