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间短，且战乱不止，政局动荡，书家中除杨凝式，无可称者。宋、元、明三代，包括辽、金，书家大都重楷、行、草书，有的也写隶书，但少有专长。如宋初的徐铉长篆书，李建中专行书，但两家亦写隶书，只是“亦工”而已。李宗谔“工隶书”，但不以书家著称。在宋一代，大概如此。元代赵孟頫提倡复古，《元史·本传》称“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隶书稍可观。虞集被《书史会要》称为“古隶为当代第一。”《元史·本传》称泰不华“善篆隶，温润遒劲。”元代如此。明代“于时帖学最盛”，自然篆隶就不盛了，因为所谓“帖学”，主要都是行草书汇集的刻帖。但名家中也有善隶和八分的记载，如明初赫赫有名的书家沈度。杨士奇称：“度善篆隶真行八分书，婉丽飘逸，雍容巨度，八分尤为高古，浑然汉意。”《书史会要》记程南云说：“隶、草俱有古意，又善大字。”祝允明也说：“程氏父子篆隶擅长，斯业既鲜，不得不与。”又《明史·本传》载李东阳“工篆隶书，流播四裔”。写隶书的自然还有人，但也不过寥寥数名家，至于他们留下隶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故研究隶书者，都以汉碑为宗范，此后似不足学。但为了解隶书的源流兴衰，现将此时期作品略作简介。
沈度所书的《归去来辞轴》
沈度所书的《归去来辞轴》
俞和所写《篆隶千字文册》，篆隶间行书，末后署款说：“天爵贤良嗜予篆隶，因书此为赠。时至正甲午岁一月三日也。清隐散人俞和识。”元代至正甲午年为公元1354年。书时四十八岁。俞和（公元1307－1384年）。字子中，号紫芝生、清隐散人等。杭州籍。书学赵孟頫，他不仅“行草逼真文敏”且能写章草、隶书、篆书各体，对明初书法也有影响。此册书法结体简洁，随自然取势，无匠气，用笔劲挺秀丽，自有一种韵味和书卷气，吸取了魏晋时期写经的意趣（见图202）。
俞和《千字文篆隶册》（局部）
明代沈度所书的《归去来辞轴》，是留存下来少数隶书之作。写的甚有法度，结体端庄严紧，用笔强劲到家，富有力度，华贵婉丽（见图203）。沈度（公元1357—1434年），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善篆隶真行草八分书。明成祖爱书，诏能书者入翰林院，沈度与选，最为帝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官至侍讲学士，与弟沈粲俱以书名，时号大小学士。帝称为“我朝王羲之”。书风婉丽，雍容矩度，隶书高古，具有汉意。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中说他的书法“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即是说适合于写文告的馆阁体。明代宋珏所书《七言律诗》，现藏故宫博物院。笔法沉厚，苍劲雄健，笔力强劲，但结体欠严谨，体势受楷书影响（见图204）。宋珏（公元1576—1632年），名一作（珏），字比王，号荔枝仙，莆阳老人，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今南京），为国子监生。善小诗、山水画，出入二米（米芾、米友仁）、吴镇、黄公望，亦画松，兼刻印，有“莆田派”之称。工书，尤擅隶书，师《夏承碑》。明末王铎是著名书家，他所书《五溪朱词文》属《拟山园帖》卷四中一帖，“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春书于丰沛舟中。”书体结构严谨，笔法纤劲匀称，能纵能收，文则线条流畅遒劲，收能紧密严谨，点画精细，有《曹全》、《史晨》遗意（见图205）。王铎（公元1592—1652年）字觉斯，孟津（今属河南）人。明末官至大学士，后降清。各体书法皆精，尤以草书著名。《砥斋题跋》称：“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孟頫），特所少者蕴藉也。”王铎自论书云：“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清代倪粲在《倪氏杂记笔法》中说：“王觉斯写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既重视临摹又重视创作，并把两者结合，这是一种提高书艺的好方法。
清代号为“书法中兴”。嘉庆、道光以前，帖学盛行。清入关以后，实行残酷的统治，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同时充分利用汉族思想文化，政治典章，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当时书法名家，如明末留清的傅山、王铎、宋曹、孙承泽、高士奇、周亮工、汪士鈜、姜宸英、陈奕禧等一大批人都是继承明代耽于帖学。尤其是康熙的老师张照，崇尚董其昌，得康熙赏识。“圣祖则酷爱董其昌书，海内真迹，搜访殆尽，玉牒金题，汇登祕阁。董书在明末已糜于江南，自经朝睿赏，声价益高。”然“董之纤弱，渐不压人之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马宗霍：《书林藻鉴》）康熙、乾隆以后，大兴文字狱所带来的思想禁锢，知识界口若寒蝉，都潜心于考古，研究古籍经史，考证金石文字，补正史书之不足和纠其谬误。随着金石出土日多，金石学兴盛，摹拓之术日盛，为书法界扩大了视野，碑学趁帖学之衰兴起，于是写篆隶的人日多，成就也高，与号为“书法中兴”名实相当。
清代隶书直追汉代，但在创新在审美观上有很大的变化，个性方面更加突出，可称为在继承汉代隶书又赋予新的时代气息的新的隶书。卓有成就擅长隶书的名家的人数也是汉以后历代所不可比拟的。如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綅、陈鸿寿、何绍基等都以专长隶书而著名。而且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面貌。其他如郭宗昌、傅山、王时敏、万经、巴祖慰、姚元之、陈豫钟、张廷济、俞樾、翁同和、杨岘等，其隶书也很可观。王时敏书《五言对联》，取势纵长，结体紧密，笔法劲健，风格浑雄古趣（见图 206）。王时敏（公元1592—1680年），字逊之，号烟客，又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早年有文采，画得董其昌传授，又广收名迹，对黄公望更有研究。晚年爱才若渴，四方工书画者均求其门，得其亲授，名扬于时。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说时敏“隶书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代第一，名山梵刹，非先生书不足为重也。”郑簠书《浣溪纱词轴》，后款“戊辰八月望后漫书”，戊辰应是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是年四十六岁。郑簠（公元1622－1693年）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其书甚得书家为重。清方朔《枕经堂题跋·曹全碑跋》云：“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连篇大书，则又笔墨俱化烟云矣”，又同书《史晨碑跋》云：“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元郑汝器，同邑邓顽伯。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沈而飞舞。”清梁《论书帖》说：“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执笔法。虽足跨时贤，莫由追踪前哲。”清张在辛在《隶法琐言》中说：“作字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下必迟迟，敬慎为之。”就坐取笔搦管，作制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始知前辈成名，原非偶然。”作品结字点画讲究，有浓厚的装饰味（见图207）。
金农所书《隶书册》和《四言对联》是他的代表性之作（见图208、209）。他的隶书很有特色，但不宜学。金农（公元1687－ 1762年），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等等，浙江仁和人。布衣，被荐不就，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弱冠学于何焯的门下，诗文、金石、书画皆精，中年游迹半海内，客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长碑学，用笔扁方，号为“漆书”。五十岁后始作画，初写竹后写梅、马、佛，性怪，世以迂怪视之。常自称 “余夙有金石文字之癖”。清江湜在《跋冬心随笔》时说：“冬心先生书，淳古方整，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如老树著花，姿媚横出。”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此话很中肯。邓石如所书《颜氏家训隶书轴》是少见到的作品（见图 210），甚得汉隶意趣，遒丽浑逸，极有法度，笔工到位。邓石如（公元1743－181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布衣，家贫，劳动之余得父教，学篆刻，得江宁梅氏赏识，留梅家，见众多碑帖，大开眼界，遍临数十百遍，为他的篆隶书打下传统功夫。包世臣在他的《邓石如传》中说：“山人篆法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而纵横阖僻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他的隶书取《史晨》的娟秀，得《曹全》的遒丽，用《衡方》的淳厚，借《石门颂》的纵肆和《夏承》的奇瑰。结体严紧，遒丽浑逸，渗有魏碑意趣，揉进篆书笔法，气势雄强，笔法峻拔，起落笔浑鸷。比金农更具传统，比翁方纲、黄易、伊秉绶更有新意，邓石如隶书在清代可算独树一帜，对后人颇有影响。伊秉绶是清代具有特色的隶书家，他书的《四言对联》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笔法精熟，结体宽博方正，线条粗细变化，笔画强劲，具有磅礴气势（见图211）。
伊秉绶（公元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官至杨州知府，以廉吏善政称，以隶书著名。赵光说：“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说：“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如漆楮如简”。《王椒畦诗》说：“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清蒋宝龄《墨林今话》说他“尤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清陈鸿寿被称为“酷嗜摩崖碑刻的隶书家。”他写的《五言对联》，可见他的一般书风（见图212）。陈鸿寿（公元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杭州）人。官至江南海防同知。清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说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其言曰：‘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询通论也。”清方朔《枕经堂题跋· 开通褒斜道石刻跋》说：“明以前无人肆习此体，近则钱塘陈曼生司马心摹手追，几乎得其神骏，惜少完白山人之千钧力耳。”这些评论都很中肯。特别是他本人关于“到家”和“天趣”关系的观点十分精到。何绍基是清后期著名的书家，也长于隶书，他写的《七言隶书联》，代表它的隶书面貌（见图 213）。何绍基（公元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又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进士，官编修。博涉群书，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据何氏《自评》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八真楷之绪。”清杨翰《息柯杂著》说：“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道：“道州早岁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诗》，骏发雄强，微少涵渟。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沈境，晚喜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说明何绍基的隶书带楷意，笔法雄劲，形成独自风貌。清晚期的赵之谦，是当时隶书名手。他写的《隶书中堂》，可见其隶书面貌。赵之谦（公元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盦，别号无闷，憨寮，浙江会稽（绍兴）人。咸丰时举人，官至南城县官。对他的书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罪也。”马宗霍也说：“叔书家之乡学也，其作篆隶，皆卧豪纸，一笑横陈，而亦自足动人。行楷出入北碑，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然登大雅之堂，则无以自容矣。”他重姿态，偏锋行笔，有软弱之弊。然此作结体宽扁，笔画肆意，但少数笔画柔弱，虽有姿态但过于柔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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