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优缺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难分伯仲。兄弟俩情谊深厚，算得上是古今兄弟中的典范。
苏轼尺牍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01)七月，苏轼在常州去世。临终时，苏轼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见苏辙一面。他对朋友钱济明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他留下遗言，要苏辙把他葬在嵩山之下，并为他作《墓志铭》。苏辙得知苏轼去世的消息后痛哭道：“小子忍（岂忍）铭吾兄！”苏辙为兄长撰写了长篇《墓志铭》，详尽叙述了苏轼一生的经历，高度评价了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撰写了两篇祭兄文，抒发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兄弟情谊：
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以是终。后迫饥寒，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猖狂妄行，误为世羁。始以是得，终以失之。……兄归晋陵，我还颍川。愿一见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寻，医不能痊。嗟兄与我，再起再颠。未尝不同，今乃独先。(《祭亡兄端明文》)。
我们兄弟俩，从小在一起，跟随父亲学习。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游戏，一起参加科举考试，一起进入仕途，又一起离开仕途，我们俩的一生，没有一处不是同步而行的，现在没想到，兄长先走一步！
崇宁元年（1102年）元月，苏辙同时葬兄苏轼、嫂王氏（南迁前卒于京师）、媳黄氏于郏城（今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卖掉了自己的部分田产，得九千多钱，资助苏轼之子。他对兄长的怀念之情更是久而不息，每睹苏轼遗墨，未尝不唏嘘流泪。苏轼在海南曾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并要苏辙同作。当时苏辙正在迁龙川，未暇酬和。苏轼死后，苏辙整理旧书，偶得此篇，泣而和之：“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和子瞻归去来辞》)他在《题东坡遗墨卷后》说：“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而在苏轼死后，他深感既无对手，更无知音了：“敌手一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谁期?”(《读旧诗》)
苏辙尺牍
苏轼与苏辙实在是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了。他们同科进士、同科制举，同朝为官。苏辙升任中书舍人，苏轼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辙虽两次上状辞免，但均未获准，只好就任，结果兄弟两人同时分掌内外制。自苏辙还朝以来，他们兄弟有三年多的时间同时在朝，不但分掌内外制，而且说来也巧，还曾同一天转对。所谓转对，就是指百官轮番奏事，言朝政得失。宋代转对，每次限定两人，因此两兄弟同一天转对是很偶然的。但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他们却轮到一起了。苏辙有《转对状》，苏轼也有《转对条上三事状》。苏辙《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诗写道：“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一封同上怜狂直，诏许昌言赖有尧。”这实在是人生中难得的幸运与幸福。
既有共同的政治荣耀，也有着相同的政治顾虑。哲宗元祐六年，苏轼被召入京，任吏部尚书，位在苏辙之下；因苏辙已任尚书右丞，苏轼又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多次上疏辞免：“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一状》）苏轼辞免翰林学士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翰墨之林，号称内相”；“清要之地，众所奔趋”。前次任翰林学士就曾遭到新旧两党的围攻，这次再任翰林学士也“必难久处”（《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状》）。
苏轼辞翰林学士的同时，苏辙也在辞尚书右丞，他在《辞尚书右丞札子》中说自己，学无他师，以父兄为师。“其后不幸早孤，（与兄）友爱毕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顷者兄弟同列侍从，臣已自愧于心。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为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苏辙辞尚书右丞，除不愿越职超迁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自己在任右司谏和御史中丞期间所上札子多招怨尤，难安于位。
他们的政治厄运也惊人地相似。苏轼说：“忧患尔来同”，“出处平生共”(《同子瞻次过、远重字韵》)绍圣四年(1097)二月，惠州的苏轼再贬儋州。与此同时，苏辙也再贬雷州（今属广东）。三月，苏辙得到诏命，沿着三年前苏轼赴岭南贬所走的路线行进。四月十七日，苏轼也得到诏命，他们皆被命即行，相互间并不知道。苏轼到梧州（今属广西），才听说苏辙还在前面百来里处的藤州，很快即将追上。他们已经三年不见了，苏轼写诗安慰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海南，作诗示子由》)苏轼非常幽默，他说琼州、雷州虽为海所隔，但还可隔海相望，这正是皇恩浩荡呵！六月十一日，苏轼兄弟相别于海边，环顾大海，天水相连，茫茫无际；苏轼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大陆，流落到一个孤岛上去，不禁伤感道：“何时得出此岛耶？”但苏轼是一个“善自宽”的人，一转念，就用老庄思想自我排解道，在茫茫宇宙中，整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小岛而已，谁又不在岛上呢？倒一盆水在地下，小草浮在水上，蚂蚁附在小草上，蚂蚁觉得这一盆水也是茫茫无际的，不知怎样才能爬到岸上。但不一会，水就干了，蚂蚁爬出来见到别的蚂蚁，眼泪汪汪地说，几乎不能再与你们见面了。“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道之路乎?？”(《苏文忠公海外集》卷4）他们当时没有料到这就是最后一别，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共同的政治遭遇，使得他们也有着相似的解脱之道。苏辙的《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提出了种种应付恶劣环境的办法，如“我师柱下史（老子），久以雌守雄。金刀虽云利，未闻能斫风。世人欲困我，我已长安穷。”——这叫做以柔克刚，您要以穷困我，我以安穷待之，其奈我何！苏辙贬居雷州仅一年，存诗二十九首，其中有二十五首是苏辙和兄之作；另外四首为苏辙原唱，苏轼也有和作。这些唱和诗表明，他们的处境虽恶劣，但思想却很超脱，处处表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苏辙在《雷州谢表》中叙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但此时苏轼的处境更加艰难。苏轼在渡海时，深感北归无望，但一转念，他又觉得千山万壑齐鸣，好像是群仙“喜我归有期”；苏辙清醒地告诉哥哥说，政敌的罗网十分严密，他们很难逃出其“笼樊”、“缰锁”，因此，他要哥哥作好岭南终老的思想准备。苏辙因为不习惯海滨生活，吃不来薰鼠、蝙蝠等腥膻之物，来到雷州仅十来天就瘦得“帽宽带落惊僮仆”。苏轼劝告弟弟要入乡随俗，适应当地的生活，因为“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闻子由瘦》)，习惯后就好了。苏辙想到哥哥的生活比自己还艰难，表示自己是会逐渐习惯这里淡泊生活的。
苏辙兄弟贬谪筠州、黄州的四五年，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在诗歌创作方面，苏辙的收获比苏轼还大。苏轼一生存诗近两千八百首，平均每年存诗七十首；苏辙一生存诗一千七百余首，平均每年存诗数仅为苏轼的一半。苏轼在赴黄州贬所途中仅存诗十六首，而苏辙赴筠途中存诗五十五首，是苏轼的3.6倍。苏轼赴黄途中诗加上黄州诗共一百七十一首，平均每年存诗三十七首，低于一生年存诗数将近一半；苏辙赴筠途中诗加上筠州所作诗共二百七十首，平均每年存诗六十七首，高于一生年存诗数将近一倍，也比苏轼同期年存诗数多将近一倍。
以上数字说明，仅从数量方面看，苏轼贬黄期间的诗歌创作，比苏辙贬筠的创作要少。当然不能仅从数量上看，苏轼在黄州虽然作诗较少，却写下了《定惠院海棠》这样的千古名篇。苏辙贬官筠州期间所作诗，无论从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看，也是他一生写得最好的诗章。诗穷而后工，前面所举诗篇已够说明这个问题，他的散文成就也以贬官筠州期间为最突出。苏辙今存各种杂记共三十五篇，而作于此时的竟达十二篇，占一生所作杂记的三分之一强。他的散文名作如《庐山栖贤寺记》、《东轩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都作于筠州，或状难状之景，或抒抑郁之怀，都能给人以很高的艺术享受。
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诏求直言，起用敢谏之士，贬谪岭南的元祐大臣逐渐内迁，苏轼兄弟也在其中。二月，他被命量移永州、岳州，后被命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州军任便居住。元符三年年终，苏辙回到颍昌。六月二十日，苏轼则渡海北还，为了“安晚节”，对究竟“居住”哪里，他很费了一番斟酌。他想住在江南，离京城远些，以免再次卷入政治漩涡。
苏辙尤其念念不忘的是，眉山是父母安葬之地，而他们兄弟的一切都同父母的培养分不开。因此，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他北归不久，就“因侄（苏）千之等西归”，托其代祭东茔：“西望松鉱，郁葱在目。然念洒扫弗躬，斋祭遐逖，岁月滋久，悔咎何赎!”(《北归祭东茔文》) 崇宁三年（1104年），派次子苏适回乡祭墓。崇宁五年三月，侄孙苏元老任广都主簿归蜀，他又托元老请僧于坟侧设斋(《东茔老翁井斋僧疏》)。但苏辙后来并未“归葬”，仍同苏轼一起葬在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上瑞里。
◎本文转载自“章黄国学”（作者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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