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广州企业来转水镇扶贫，筹集资金给畲维希望小学的操场新修建了一条塑胶跑道。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希望工程是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任何民间社会组织都无法模仿、复制。甚至青基会系统加上共青团本身也难以复制自己的历史。”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现任理事长郭美荐提出，“希望工程三十年，不能自满，不能彷徨，不能瞻前顾后，更不能止步不前”。
1989年10月30日，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小学的学生张胜利，领到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希望工程）发放的第一份救助金。
2019年11月21日，已是副校长的张胜利来到北京，出席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报告会。
三十年间，在希望工程的影响下，张胜利迎来属于自己的命运：上完了小学、中学；1996年作为受助学生代表参与了传递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1997年，他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桃木疙瘩村，成为当地希望小学里的代课教师，后来成为当地小学的副校长。
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和张胜利一样，近六百万的贫困儿童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其中包括“大眼睛女孩”苏明娟、“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手”让英、“邓小平资助的失学儿童”周标亮……
“作为一个持续三十周年的项目，希望工程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工程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如何超越自己”。
辉煌
张胜利获得捐助后，桃木疙瘩小学建了一座希望工程展览馆。1997年，回到家乡后，张胜利教书之余，还一直承担纪念馆的讲解工作,讲述希望工程的历史。
1989年10月30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宣布：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面向海内外募集捐款，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活动，这项活动被称为“希望工程”。
当时，中国乡村儿童失学情况严重。据1999年出版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显示，1990年，平均每个希望工程的实施县有失学儿童1361名。1989年3月才成立的青基会决定将救助目标放在这些失学儿童身上。
2019年11月23日，第一任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回忆，“希望工程一开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借共青团体制的路径，或者说借体制优势开始筹款；二是完全开放，进行社会化动员。我们选择了后者。”
当时的青基会投入巨大人力和成本，发出50万封募捐信，据徐永光回忆，当时希望工程“实施仅1年半，便筹集资金逾千万元”。
1990年，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落成。1991年，青基会效仿商业宣传，在多家国家级报纸上刊登广告“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
1992年，邓小平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向希望工程捐款。“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是匿名的，我们调查出来，捐款落实后，孩子们写信给邓爷爷的报道不胫而走。”徐永光回忆。
希望工程随后掀起了巨大的捐款浪潮，“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成为社会共识。1997年一项调查显示，来自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学校、国有集体企业的个人捐赠者占据了希望工程个人捐赠者中的逾八成。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逾九成受访对象听说过希望工程，逾六成表示自己曾为这一项目捐过款，其中很多人都是被领导人捐款的故事打动。
此外，希望工程还作出过很多有创意的举措：邮币卡、纪念币、公益广告……“像现在很多公益劝募活动，其实当年我们都用过。”希望工程早期的工作人员刘文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时至今日，这些二十多年前的纪念品，还能在许多二手网站上寻得踪影。这些创意中，被人沿用数十年的还包括：一对一帮扶和“1 1”结对，以及希望小学的冠名。
在社会热潮中，希望工程的规模迅速扩大，实施地不仅覆盖了所有国家级贫困县，还扩大到一千多个有贫困乡、村的非国家级贫困县，主要内容是资助贫困的失学孩子读书，建设希望小学，为贫困小学增添文具和书籍等。
30年后，徐永光总结经验，认为“希望工程的成功是社会动员的成功”。而这一动员能力，在现今的公益环境下，也是难以想象的辉煌。“今天，中国有捐款能力的人起码有六七亿人，被公益机构动员参与公益捐款的到底有多少人？”当天论坛上，徐永光向台下众多公益人士发问。
改变
1997年，张胜利大学毕业回家当代课老师。他至今清楚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80元，他在涞源县的乡村小学里待了下来，目睹着乡村教育和希望工程发生改变。
当了7年代课教师后，张胜利在2004年转正，但两年后，他所在的希望小学就被撤并，他本人也被调到东团堡乡镇中心小学担任副校长至今。
“撤点并校”和对贫困地区施行“两免一补”，是2000年后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全国共撤掉农村小学22.94万所，减幅达52.1％；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削减超过四分之一。
因贫困而失学不再是希望工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之前，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那时候，我们主要是让孩子们重返校园。随着政策变化，我们的模式就变为救助加发展模式，同时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开大门，包括资助贫困生读大学。”2010年，时任青基会秘书长涂猛接受采访时说道。
2019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广东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广东五华县转水镇畲维希望小学。和很多乡村小学一样，这所希望小学也面临被撤并甚至荒废的局面——两栋教学楼三层一共18个教室，如今只有一半还在投入使用。15年前，这所学校最多同时接收过四百多位学生，今年规模缩小到了115人。“学校一到六年级，加上学前班，都来自周边村庄，大多留守，有条件的都已经随父母搬去了城里。”畲维希望小学校长钟文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辍学相比，乡村教育面临的更大困境，是师资力量的匮乏。涂猛认为，希望工程的重心已经从教育的起点公平转移到了教育的过程公平，“如何在我们的项目中动员、配置专业力量现在是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
周标亮的经历和张胜利类似，上世纪90年代毕业回到家乡，当了当地希望小学的校长。近几年，周标亮所在的平果希望小学也在撤并范围内，周标亮说，希望小学会成为一个教学点，而“平果县希望小学”的牌子将沿用在新的中心小学上。“也算是在另一种程度上保留了招牌。”周标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转型
事实上，希望工程在1997年后就开始计划转型。
1997年5月，希望工程发起“最后一轮劝募”。时任青基会副秘书长李宁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工程将不再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劝募动员，但仍欢迎自愿捐款。
“保护母亲河”是青基会为希望工程转型迈出的第一步。这个被冠以“绿色希望工程”的项目，在1997年项目伊始，就计划走一条与教育不同的环保路线。
“当时向周围人说起我们的项目，一用‘绿色希望工程’，大家就都能理解环保诉求了。”时任青基会“保护母亲河”项目官员刘洲鸿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但“保护母亲河”项目在开展的同时，也有声音质疑朝着环保方向转型，并非青基会和共青团系统的主业。
而基金会的专业能力建设，也不断向青基会提出要求。青基会长期以来都是实施性基金会，自己筹钱、设计项目、做项目，从头到尾都由自己执行。当项目的规模增大后，所需要专业能力就更强。
作为一个拥有迄今每年接受捐款额高达四亿的基金会，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善款，如何进行有效监督都需要专业知识，而基金保值增值管理，更是专业工作。但2001年媒体曝光的“希望工程假信”和2002年的“希望工程投资失败”事件，都曾引得舆论哗然，公众不理解希望工程为何要投资，却不知道作为基金会有责任让基金实现有效管理。
2007年离开青基会前，刘文华一直从事青基会捐赠款的投资。他回忆，世纪初的几场舆论危机后，“希望工程主动减少了对外传播”。
希望小学建设和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逐渐成为希望工程新的着力点。
据青基会年报数据显示，2000年以后，企业对希望工程的捐赠数额逐年上升，逐渐成为青基会募捐资金的主要来源。近十年间，法人机构捐赠稳定占据了青基会资金来源的八至九成。
“大企业每年都有固定投入，但如果明年不投，希望工程的项目会怎样？能怎么办？”刘文华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希望工程延续发展，“不能仅靠几家大企业”。
近十年来，希望工程在原有项目基础上，还开展了诸如“希望图书室”“希望厨房”“快乐体育”等项目，也尝试过走出海外，在非洲国家建设希望小学。
“尽管青基会系统一直尝试超越既有项目格局，开拓新的领域，但是二十年来，超出这一格局的探索，均不太成功，或不温不火，或无疾而终。”康晓光在《希望工程三十年回顾》中写道。
2013年，时任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公布《未来四年中国青基会改革发展思路》，其中对中国青基会中层管理人员调查显示，青基会最具价值5项资产依次是希望工程品牌、青基会共同体、所援建的希望小学和资助的学生、“小平基金”和“大眼睛”照片。
但他同时发现，组织曾经引以为豪的“创新能力”和“组织文化”作为最根本、决定性，也最难改善的指标，已经位列末端。“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涂猛这样写道。
涂猛承认，转型当中的青基会创新动力不够，需要反思。“希望工程当年成功，是因为市场做得好、做得早；但后来被（其它公益组织）后发优势，给弯道超车了。”他强调，青基会要“去行政化、取市场化”。
上海理工大学原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翁士洪，在攻读博士期间，曾挂职西藏某地的希望工程办，并在随后数年走访了“三区三州”的希望工程小学和当地团委，收集到许多一手资料。
翁士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工程影响深远，成绩斐然，其问题主要是因为“组织本身出现了内卷化现象”。所谓内卷，就是在一定阶段里，事物会在同一层面上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很难在质量或效用方面有所突破。”
实际上，希望工程的整个实施过程，从中央到省、地方县市的共青团系统，依然是其实施的依托。希望小学、贫困学生的资助，以及像绿色希望工程的开展，也都能靠这套系统在全国大规模推进。
翁士洪认为，官办非营利组织的背景也让希望工程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在资源动员、筹资渠道、活动空间、社会服务项目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这种困境，只能游走于政府和社会之间，在自主与依赖之间不断钟摆，寻求平衡点。
超越
2011年，张胜利注册了一个新浪微博，简介是“中国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网络上，他为乡村里的贫困学生募捐，也为当地的农产品吆喝，甚至想要拍卖奥运火炬解决养育二孩带来的生活压力——只是回应者寥寥。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现任理事长郭美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十年来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共资源对教育领域实现了覆盖，但城乡矛盾突出；公益项目供给主体多元；互联网对公益模式带来新冲击和挑战。“这是当下我们必须去适应的新环境。”
郭美荐同时承认，要超越过去的希望工程，确实会存在很大压力和挑战，但“围绕青少年全面发展，培养接班人”的总体思路依然不会变。
在康晓光看来，希望工程的成功在于“联合了包括政府、企业、个人捐助者、受助对象各个群体”。
“各个部分在其中运转良好，”康晓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便不再有青基会，不再有管理体系，希望小学和它的生态仍将继续存在。”
但康晓光仍然期待希望工程有更多的可能，“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公益项目能够持续三十年，感动亿万人，每年筹得数亿资金，改变百万人的命运，在全国范围内积累海量有形与无形的资产。”
受青基会的委托，康晓光负责撰写了希望工程30周年的回顾报告。“其历史地位绝不仅限于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而存在，它更是一个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工程。”
他在报告中写道，“希望工程是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任何民间社会组织都无法模仿、复制。甚至青基会系统加上共青团本身也难以复制自己的历史。”
因此在康晓光看来，可行的转型，应该是“革命性的”,需要重振青基会系统的内部创新能力，也要让青基会系统执行的“公益项目”转为青基会系统管理的“公益平台”。“例如‘希望小学平台’和‘大学社团平台’就是公益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康晓光说道，“汇集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希望工程的创新与发展。”
翁士洪提出了希望工程可能存在突破点：关注迁移到城市的贫困儿童，缩小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优质公共服务等等。
采访中郭美荐认为，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政治建设、品牌建设、组织建设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还需防范和控制风险”。
“大眼睛女孩”苏明娟2018年年底当选青基会新一届理事。在30周年报告会现场，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具体的改革措施“正在制定”，但具体的方向“还在调研”。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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