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九鱼亭
经常有人把于谦和李纲做对比，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能挺身而出、力缆狂澜，只是结果却是迥然不同，于谦经过艰苦卓绝的抗争，挽救了北京城和大明国运，而李纲尽管用尽浑身解数，也救不了北宋。
当然了，不论结果怎么样，于谦和李纲都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们应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敬仰。皇帝是一国之君，是整个国家的最高领袖，所以不管成败，统治者都难辞其咎。那么为何朱祁钰可以保住北京城，而宋钦宗则守不住开封呢？
一、朱祁钰坚决抵抗，宋钦宗主张妥协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由于王振的胡乱指挥，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二十万精锐部队毁于一旦，就连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了俘虏。追究原因，主要是由于朱祁镇对王振的宠信和偏听偏信。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境，宋徽宗赵佶看到事态危急，干脆直接甩锅，把皇位给了儿子赵桓，自己则打好包裹，逃出了开封城。宋钦宗赵桓面对的是个国之将倾的混乱局面。
在朱祁钰、赵桓即位之前，都有一位不靠谱的君主，当然朱祁镇比赵佶还是强不少，最起码朱祁镇被俘也没有给大明王朝丢人，依旧保持着君主的气节，而赵佶还未开战就临终逃跑，难免被人诟病不已。
朱祁钰临危受命，虽然他心中也有惶恐，但他仍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心中还有抵抗外敌的信念。
史料记载“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瓦剌大兵压境，朱祁钰召开廷议商议对策，立马有大臣上奏建议南迁，却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严厉批驳。事实上，于谦说得的确很对，但决策权还在朱祁钰手中，朱祁钰并没有多说，很干脆地定下了守城的决策。如果朱祁钰是个胆小之辈，那么不论于谦怎么说，他都不会同意，之所北京保卫战赢得胜利，朱祁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金军的威胁，赵桓刚开始还在犹豫，李纲则掰开揉碎给皇帝解释逃跑的利弊，稍微安定之后，侍者跑来汇报，皇后那已经打点好行李，准备走了，赵桓马上从床上蹦下来说了一句：“朕不能留矣。”
李纲则再次苦口婆心劝说一番，赵桓决定不走了，只是还没有片刻功夫，赵桓再次决定要逃跑。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赵桓却是三番五次要逃跑，这哪还有一点君主的尊严，这不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吗？碰到如此君主，这城就不可能守得住！
当然，最终，李纲还是把赵桓留住了，只是宋廷的妥协政策依旧没有变，只要金军提要求，那么宋朝就全盘答应，既然如此，金军就变得越来越得寸进尺，于是覆国之祸无法避免。
二、明廷众志成城，宋廷一盘散沙
在于谦大声喝止南迁的言论之后，明廷变得空前团结，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总览兵权，开始了迅速、高效地战前准备。于谦调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的沿海备倭军，江北各地的运粮军迅速入京勤王。
为了解决京城粮食问题，勤王部队在进京途中，将通州的粮食运抵京城，安全和效率兼备。在朝廷调配下，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他们毫无怨言，高效率地执行着中央的命令，因为这是帝国的都城，这是最后的防线。
事实上，当时所有的军政指令都是由于谦一人下的，随着形势变化，于谦口述命令，官员直接下发执行，于谦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纸片大小的命令，即刻可以传到万里之外。除了于谦的高明之外，那就是上下齐心，如此大规模的军事、物资调动，不可能只是于谦一人的功劳。
如果政令不通畅，下属不服从，就算于谦再牛也无济于事。大敌当前，所有人放下小我，成就大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大家众志成城、勠力同心，这才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反观宋廷，金军兵临城下，皇帝想要逃跑，百官一心妥协，为何赵桓屡次要逃跑，不全是皇帝的责任，是那帮宰执大臣一直在劝赵桓逃走。整个开封城内弥漫着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军队士气低落，人人自危，这就是当时开封城内的局面，大敌当前，如何抵挡？
宋朝人不乏英勇报国之辈，可是在核心权力几乎没有这种人，于是乎百姓拿起锄头、扁担准备抵抗时，朝廷则一直在妥协，割地、赔款，宋朝人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到金军大营中，直到再也拿不出分毫。等金国人吃饱喝足，带着徽钦二帝打道回府了。
三、国力不同
土木堡之变让明军损失二十万精锐，但只过两个月，保卫北京城的部队增加到二十二万人，于谦在短短两个月内，调集这如此数量的部队，而且是训练有素、军容整齐。不仅如此，在极短时间内，京城的粮草、军械、全部准备就绪。
虽说明军失败了一次，但整体国力没有丝毫减退，行政效率、军兵素质、物资调集能力，这都是国力的体现。仁宣之治给明朝积累了相当强的实力，只是因为在土木堡明军被暂时打晕了头，等转过身来，仍是一头猛虎。
宋徽宗是一代书法、绘画大师，其艺术造诣之高罕有匹敌，但宋徽宗真不适合做皇帝。为了他的假山园林，在京城搞出个“艮岳”，为了找到漂亮的大石头，在江南搞出了“花石纲”，毒害江南二十年。加上那个臭名昭著的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把国家搞得是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从上至下，贪墨横行、腐败丛生，如此这般，国家还能有个好吗？
综上所述，如果将帝国的覆灭归咎到命数，这是不恰当的，既然政权是人创造的，那么就应由人来承担责任。朱祁钰临危受命，表现得沉着冷静，他无疑是国家的拯救者。宋钦宗面对危局，首鼠两端，一味地委曲求全，成为众矢之的，也无可非议。
参考资料：《明史·列传第五十八》、《宋史·列传一百一十七》、《宋史·本纪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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