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付建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58.00元
1902年，张元济先生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建立了一个编译所。起初才五六十人，民国建立前已经是两百多人了。他组织这些人手开始编辑外国小说译本的稿件，有时小说部或是分到英语部等小组的人也参与翻译小说，比如周越然、包天笑。当时商务有五个杂志，《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都刊载小说，大受欢迎，于是就将其中一些长篇印成单行本，形成一套丛书，这就是《说部丛书》的由来。到1920年代中期第四集中断时，已经积累了三百多种。我对这套丛书很有兴趣，对大多数篇目都或多或少地翻阅过，并利用暑期回乡的闲暇稍微做了一点考证。因此，当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付建舟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叙录》（以下简称《叙录》）时，不免十分激动地订购拜读；但翻读一过后也不免有些感想，不吐不快。
我特别懒，读书时就不爱跑图书馆，因此很早树立了收集和使用电子文献的爱好和习惯。不过，毕竟身为人文学者，总还是要“因书究学”，可以弥补的地方，就要靠在文献目录这种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书上多下功夫。近代文献，又多又杂，我一向佩服肯去悉心整理的学者，那些念兹在兹、孜孜以求的优秀目录学家，就是我这种懒惰无能之辈的指路人。在我看来，年事已高的日本学人樽本照雄先生，就是一位在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界最靠得住的向导，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下文简称《目录》），是我在做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时最常用的工具书。前不久，我注意到他的清末小说研究网在去年9月初曾指出我文章里的一个错误，是因为轻信前贤的论断，而将《说部丛书》里的《海外拾遗》算作柯南·道尔《失落的世界》一个译本了。这个错误出现在我考察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翻译底本的文章里，在2017年夏秋之际一共发表了两篇；第一篇发表后，正好赶上樽本先生修订他的《目录》，因此第九版《目录》的电子版问世时把我前一篇文章里的发现全部吸纳进去——前后相距一周时间，足见老先生的勤奋与活力；第二篇文章里的底本发现被收入次年第十版《目录》。我非常感激樽本先生对我微薄成绩的关注和具体问题上的指正，翻看当时的笔记，其实在《海外拾遗》这里我另有考虑的，只不过写文章时忘记核对，就还是迷信了前人成说。樽本先生替我解释说，张治还是根据了手边实物，并且往往有“坚实慎重”之判断的，如此还会犯错，只能说权威的“威力”太强大了。这实在叫我脸红：我哪里有什么“实物”，都是现成的电子书和数据库……
回到这部新出的《叙录》，当我翻开这部厚达五百多页的大书时，在樽本照雄先生为作者所写的“序”里，又看到“实物”这二字。樽本先生说：
《说部丛书》一共收录三百二十二编（正确地说一共有三百二十四编）。确认实物对现在的研究者来说也相当困难。到21世纪之后中国研究者才发表相关文章。
虽然我不做文献版本之学，但我这里非常理解樽本先生为何强调“实物”：因为这套丛书的具体版本比较复杂，有“十集本”和“四集本”的不同，始于清末的“十集本”再版时还被撤换了两编，这也涉及了封面的变化。销量好，大约同时或不久后就重新装帧出版，又从中分出几种丛书，如“欧美名家小说”丛书、“林译小说丛书”“小本小说”丛书，如果需要明确初版时间以及再版次数，以及各种相关丛书的关系和变化，只有全部看得到实物才行。电子扫描版往往依据了某个易于获得的版次，且有可能减损版权页广告页等信息，这是无法完成文献目录学上的工作的。而这套丛书篇幅很大，从未听闻公私藏家有配齐了的——冰心回忆说自己十一岁之前读完全部的说部丛书，这个是不可信的：1911年远还没出完呢。
而文献“叙录”，其工作无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版本情况能不能说得清，这就要靠“实物”。此外，我认为《说部丛书》的“叙录”，还应该做两个工作：其一，这套丛书基本上都是翻译文学，那么应该尽量说清楚翻译了什么书；第二，小说文献的叙录，除了满足文献叙录体应有的那些相关学术参考信息，还应该交待故事梗概或分析内容。从这三个要求来看，我认为这部《叙录》都不合格。
首先，我们来看《叙录》作者对版本的把握。假如一个对商务《说部丛书》不很熟悉的人，可能翻看此书会觉得第一手资料非常丰富，而且附有大量的书影图片。然而在我看来，这里面多半以上都是和我这种懒人一样使用的是现成的扫描电子书；有不少“四集本”，也就是那种丝带图案的封面或是版权页，虽然经过了PS加工，但和我电脑里所存电子书的样式（图案倾斜角度、清晰度的分布等等），乃至个别处的明暗、墨渍、涂画都是一样的。而我没有电子书的封面书影，可能都是《叙录》作者集中申请传递的照相，因为都基本看得到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印。偶尔还出现过条形码，令我这种“见码就扫”的人都忍不住拿出了手机。
【附图1】文献叙录书影上的条形码
但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叙录》作者的进步，因为2010年所著作的第一册《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里，全部书影都是来自浙江大学“CADAL中美百万数字图书馆”网站里的近代书籍扫描图片。这么多年走来，至少出版了七本《经眼录》，其间毕竟还有“超星”“读秀”“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各大图书馆相关系统的数字化服务可供采纳。草创时代那样一台电脑、一个网址就解决一本书也太简单了，何况《说部丛书》的量太大，单靠“中美百万册”是找不全的。
假如是做别的研究，使用数据库和电子书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打着“版本”的招牌，这个“实物”都没怎么摸到，可怎么说呢？文献信息之一，就是对实物的描述，这部《叙录》自始至终没有提到书籍版本的尺寸问题。这一点，在提到由《说部丛书》再版而收入“小本小说”丛书时，不加任何说明，书影图片剪切得一般大小，就尤其会令读者一头雾水。【见附图2】
【附图2】“说部丛书”本和“小本小说”本一样大小吗？
退一步说，“实物”那么难以搜罗齐备，那各家数据库网站扫描的电子版，我们多看看总归是好的吧。可是连这一点，《叙录》都没能做到。书前“例言”有这么一条：
叙录中，原稿汉字脱落或漫漶，难以辨识者，以符号“□”代替。
这也是看起来治学非常严谨的一种文献整理家的表述吧，虽然“原稿”这个说法令我诧异了一下。我们去翻看一下，书中有哪些地方是这样整理的呢。第一次出现是第94页，这里誊录了初集第七十三编《双冠玺》的译序，其中有“彼都虽信美之乡，大有图□□道重迷阳之感。……逮乎□珍在握，弱肉争存”云云，有三个字被方框符号代替了。但不用脑袋想，我们也知道，铅印活字时代，哪里还存在什么“汉字脱落或漫漶”的问题啊。我去查了一下电脑里的《双冠玺》电子版，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CADAL扫描的那一本，上面有个印戳，转换成灰度一样的黑白图片后盖住了原来的文字，于是“难以辨识”了。假如我们去看的是读秀上的扫描书，这一页就没有印戳，那几个字清楚得很，于是可算是“善本”了。【见附图3】
【附图3】《叙录》出现的缺字框符号，可能是具体“实物”的问题，而其实换个电子扫描版就可以解决。以《双冠玺》“序”首页为例。上图出自“读秀”网，下图出自Cadal网。
同理可解决其他几处“难以辨识”：第135页，林纾的《冰雪因缘》译序，“叙孝女则□揭其天性”，被代替掉的是一“直”字；第297页，《爱国二童子传》原序：“脱令国□稚孺人人皆念国者”，缺的是个“之”字；第325页，这里非常好笑的是在誊录1960年出版的阿英《晚清文学丛钞》时居然也出现了两个方框——“解□之”是“解免之”，“屡□脱”是“屡兔脱”，您不能把自家书上看不清的字当成文献问题展示给我们啊。
而对翻译文学原作底本方面，可以说这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里没有任何的贡献。能说清楚的信息，全都出自樽本照雄先生《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汇总的内容（以及崔文东兄和我的文章）。而樽本《目录》每年更新一版，而《叙录》依据的只是2017年版，现在看有点过时了。就我印象来说，《叙录》作者付建舟先生从前也是对《说部丛书》做过一点考证的。这部书把旧成果也收了进来，毫无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很可能还有问题。比如初集第二十三编《昙花梦》，未署原作者，但书前“译语”说是1904年因问友人“李君克立”俄国虚无党情况，得小册子“萨拉斯苛夫所纪月莲风莲事”。引言又说：“萨拉斯苛夫自悼其亡妻风莲而作也。”付先生从前的论文里就据此判定原作者为“俄国的萨拉斯苛夫（Saltykov，1826-1889）”，其实也就是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我们今天或者就更简单地称之为谢德林的。《叙录》原样保存了这旧说。按说谢德林这么大名声的作家，中译本也有一大堆，想要查考出他“自悼亡妻”的小说，是不难的。但我花了很大功夫也没有结果，绝望地怀疑这个判断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但我不懂俄语，无法更进一步，只好盼望写过《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俄国小说卷》的付先生可以再重新考虑考虑。
又比如，三集第十八编《魔冠浪影》，版权页署原著者为“美国C. C. Andrews”，樽本《目录》里也没有更多信息了。付先生在此也是大展拳脚，指出C. C. Andrews即Christopher Columbus Andrews（1829-1922），是美国的一位“士兵、外交家、新闻记者、作家”，并提到了此人的几部著作——一看就知道是从此书多次出现过的“英文维基百科”里抄来的。然而这番考证是错误的，首先，《叙录》搜索到的这位“C. C. Andrews”并不写小说。其次，假如翻检樽本先生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周瘦鹃译的短篇小说《孤岛哀鹣记》（1918年1月《小说季报》第一集），原作者署名“（英）C. C. Andrews”，那一篇有原作标题，即The House of Waiting，以此题搜索便知出自《海滨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按照这些线索，我们如果再下点功夫，就会发现这个“C. C. Andrews”应该是一位活跃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名叫Catherine March的小说家的笔名。我从前考证此书底本止步于此，觉得网上资料毕竟还是太少，在此愿意贡献出这一点所知，也期待有心人可以避开《叙录》的误导，最终找出真正的原作来。
那么说来，这部《叙录》对底本考证有多么不在行呢？反正当我看到第394页的介绍几乎是要崩溃了。在介绍林译《以德报怨》的原作时，《叙录》采用了马泰来先生的考证结果，即认为译自The Bride of Llewellyn（1866年，马先生误记作1864年）一书，然而又突然来了一句：
而维基网的作品名为The Bridal Eve（1864），书名用词略有差异。
真是哭笑不得：您看错行了，这是另外一部小说，当然“书名用词”不一样了。
《叙录》有时还会忘记交待已知底本的信息，照着抄书居然也能遗漏。比如二集第七十八编《希腊兴亡记》，《叙录》从头抄到尾的樽本照雄先生《目录》第九版里，已明确指出原作即美国作家古德里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1793-1860，笔名Peter Parley）写的《希腊与罗马故事集》（Tales of Greece and Rome，不知初版时间），在此却被忽略不提了。古德里奇写过大量的儿童读物，《希腊兴亡记》只译出了他这部《故事集》的第一部分，在关于西方古代历史缺乏足够认识的清末时期显得很珍贵。【见附图4】
【附图4】《希腊兴亡记》与原作对照
还有像《说部丛书》里的《怪手印》《古国幽情记》《秘密军港》等小说，我在2017年夏天已经考出原作的情况，也被收入在樽本先生《目录》的第九版里，但是《叙录》全都说原作不详，底本待考。这真让人沮丧：专门做这项研究还会忽略掉这些结论，可见我的考证也是多不重要了。
而以2017年夏秋为界限，此后学界关于《说部丛书》也有不少新的考证发现，不仅是《叙录》后记所补樽本先生来信里的关于《赂史》的信息。我们不妨目前仍以最新版的樽本《目录》作为参考依据，这部《叙录》是不值得参考的。仅仅近半年里，樽本先生就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比如《重臣倾国记》《美人磁》《铁锚手》《海外拾遗》原作的考订结论。这令《说部丛书》里目前还来源不明的五六十种作品数量又减少了一些。而就在我这两天动手写这篇书评的过程中，随手检索核查某些信息，就又有新的发现：初集第二十九编《一柬缘》，署作者为英国的“孛来姆”。日本学者飯塚容认为情节与明治时期小说家菊池幽芳的《乳姉妹》（1903年）很接近，台湾学者潘少瑜认为就是翻译《乳姉妹》一书。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事实上，上述两位学者也提出，“孛来姆”这个名字，很容易想到这可能是清末民初小说译家们很追崇的那位英伦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小说家Charlotte Mary Brame（1836-1884），受这个想法影响，我决定逐一搜检网上能找得到的该作家所有作品，终于发现《一柬缘》的原作就是1880年纽约出版的那部Lord Lisle's Daughter，也算是宅男不出门而得到的一点收获了吧。因此，这项工作可能并没有那么难，项目都让你申请到了，为何不多下下功夫呢？【见附图5】
【附图5】《一柬缘》与原作对照
这部《叙录》还有很多体例不统一的问题：翻译底本，还应该像樽本先生在《清末小说通讯》里那样附上底本的书影。《叙录》里只是很少地几次出现过原作书影或原作者的肖像，未能一致起来；一书数编，有时会插在中间说作者译者不明待考（《白羽记》）；偶尔出现题解，解说小说中译题名（《矐目英雄》），但不该局限于字面的意思，还应点出与内容、主题的关系，按说这也应该是“叙录”体著作必做的功课；偶尔会出现引出原文和译文对比的这种不该出现于《叙录》的现象（《孤露佳人》《模范家庭》《黄金血》）；偶尔会列述相关其他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可找得到别人的相关研究，但征引不够规范，逻辑非常混乱（如《金银岛》以及《鲁滨逊漂流记》相关作品）；更莫名其妙的是，偶尔还收录了对某部原作的英语书评（《炸鬼记》）。
再就是错字多，尤其是外文拼写和大小写问题很多。行文表述里存在不少语病，甚至会不成句。征引文献未消化，甚至于引错，比如《双冠玺》条目里说：“张治认为，《双冠玺》的译者是何新川、林黻桢”——我看着觉得冤枉：这是原书版权页上标注的，怎么成了我认为的呢？
在整理序跋文献方面，也看出水平不够来。比如第230页，《贤妮小传》陈坚序，“瞽者之扪（摸）象”，电子版“扪”字略有些不清，只留下一半的“门”，其实是可以把猜测的“（摸）”去掉的；第298页，录《爱国二童子传》林纾所作“达旨”，出现了“比利时之国何国耶？小类[比邓]鄘”一语。对照原书，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应该是字库不足，无法写出左比右阝这个字来，但有点基本古代汉语知识的读书人，应该立刻可以想到这是把比利时比作中国上古时候周朝之小附庸国，因此原文应该是“邶”字之讹——《叙录》反而不加辨析了。另外，在《旅行述异》里的林纾所作识语，不知什么深意，中间删略一段（第377页），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随意处理。
最令人骇然的是，初集第七十四编《画灵》分明是一部完整独立的长篇小说，其“叙录”却介绍说“内收《窗下伏尸》《霍尔福德遗嘱》《断死人手》《猎甲》《菲次鲁乙马圈》《海底亡金》六篇故事”（第95页），熟悉“林译小说丛书”的话，便知这根本是小说集《神枢鬼藏录》里的篇目，现在竟然会张冠李戴地混到另外一部文献名下。
在“法国作品叙录”这一章里，第一部作品处理的是法国侦探小说家鲍福（Fortuné du Boisgobey）《天际落花》的各种信息，正如《叙录》其他条目一样，虽然毫无自己的研究心得，以“经眼录”和“叙录”命名自己著作的付建舟先生还是抄了洋洋洒洒三四页篇幅的材料，在最后一个大段落里，他说：
根据《樽氏目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笔者考证了清末民初时期Boisgobey的汉译作品，至少有十二部小说作品被汉译……
——我想说：这个调查不就是把名字（Du Boisgobey而非单作Boisgobey）输入樽本先生《目录》电子版里检索就行了吗，他是不是对“考证”这个工作的意思存在什么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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