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林森、
胡汉民、宋教仁。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编辑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交往与合作，他对于化名鲁迅的《新青年》编辑、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不太相同。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在孙中山生前，鲁迅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过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称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表明自己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中山先生常在革命的前线……末尾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是极其热闹的。”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仁、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的名字。
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在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鲁迅对于孙中山的描述，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同样也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摘自《随笔》 张耀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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