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为了更好地阐述“姓氏”这个论题，今天我只好拿点自己的隐私来说说事。
我本人姓李、村中宗祠供奉的就是“陇西李氏”；不过父亲又告诉我说：“该宗祠其实与咱家无关，因为我们自祖上迁居至此不过三代。”我说：“既然都是姓李，那么陇西这源头总是一致的吧？”父亲再次泼我冷水：“陇西只是汉裔李氏的源流地，但姓李的并非都是汉人，至少我们自己就未必是！”
父亲确实说得没错，唐朝时候就有大量少数民族及异国人士改用过李姓，单就这个李姓来说，它早已不能再代表自己的族裔宗亲了！
每一个姓氏，《百家姓》里都有它的对应位置
同类事例也曾发生在许多其他姓氏上，在你纠结自己的孩子该跟自己姓还是跟母亲姓时，如果知道相关姓氏渊源的话、或许就会坦然许多。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平板脚、摸了摸脑后凸出的枕骨，思绪渐渐回到了数千年前的“汉匈战争”年代。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裔战争时期“非我族类”本意非特指族裔角度上的隔阂，一旦处于敌我双方的不同派系中，古人便可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说：“楚虽大，非吾族也”，因而得出了“其心必异”的结论，这是楚晋争霸战里的故事。楚晋之间仅因国君不同姓氏，就是“非我族类”了，可见初始时的族裔概念是比较狭隘的。
魏征也说过：“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里说的“夷狄”就有了族裔含义。相对于汉朝，“非我族类”说的多是匈奴、相对于唐朝，那就是突厥；在宋朝，他们则是辽、夏、金、蒙等敌对政权。自汉朝开始，我国的族裔间战争就起伏不断，融合后再起烽烟、战乱过后又复归融合，在数千年过程中，“非我族类”的概念也日渐含糊、元朝和清朝更是不会再提此说了。
早期的族裔战争，其实就是不同姓氏间的战争
那么在汉匈战争期间，汉朝又是如何区分匈奴人和自己人呢？毕竟当时的“非我族类”概念尚比较模糊、尚未形成姓氏或族裔间的严格区分。
传说(因为正史并无具体记录)卫青在战争中是这样找寻军中“匈奴细作”的：他将军中后脑枕骨凸出、且有平板脚的人单独列出，这样就大大缩小了鉴别范围。由于匈奴人是游牧民族，长期的马上生涯使他们更多地具有平板脚的特征；同时又因高加索人的血统，他们的后脑上也具有中原汉人罕见的“凸出枕骨”。
通过这样的排查，卫青很快就找到了匈奴细作，据说“反骨”(后脑的凸出枕骨)的最早说法正来自这里。诸葛亮也据此说魏延有反心，不过这只是《三国演义》里的杜撰，史书之中，我们确实找不到与“反骨”有关的正式记录，
经过移风易俗后，“外貌”已难再成为不同族裔间的区分特征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反骨”及大平板脚，难道这就能说明我有匈奴人血统了？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此说实非诳言，因为这牵涉到的是人口基因问题，而一个族裔的基因是需要极其漫长的遗传过程才能被逐渐“同化”的，所以，当代人存有“匈奴特征”一点都不奇怪。
汉代开启民族融合进程后，族裔界限渐被模糊汉匈战争之后，大量匈奴人开始移入关内区域生活、逐渐与中原人融为一体，这就是汉匈族裔界限的模糊化之始。后来的“五胡乱华”再次加剧了民族融合进程，这之后，人们已很难凭一个人的外表来区分其族裔了。
族裔界限的模糊化又带来了姓氏上的变迁，毕竟在中原地区生活、用着一个拗口怪异的姓名确多有不便。古人常以居住地(西门、东方之类)、以邑名(尹、魏、韩等)、官职(司马、司徒)等为姓氏，或者可将自己原来的异族姓氏简化为汉姓(如匈奴单于就称为姓单或姓于，“单”继续念chán音)，这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么做，确实已难以考究。
秦始皇是不喜欢人家说他“赵氏”的，姓氏合一后就不再有”赢姓赵氏“之说
族裔及姓氏的模糊及混合，得益于秦汉时期的“姓与氏合一”。在这之前，中原古人一直都“姓是姓、氏是氏“、两者并非同一概念；宗亲体系内的纽带是姓、而“氏”则可代表范围更大的一个族群，如秦始皇就是”赢姓赵氏“。按此概念，秦始皇的祖上就是赵国人、在秦川一带有了封地后，才形成了自己的“赢姓”，因而也有古人以“赵政”来称秦始皇。
“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这就是“姓与氏合一”。
秦统一六国后，对当时许多事物都进行过规范及统一，姓氏合一仅是当中一部分，这也给汉朝之后的姓氏体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就如卫青，他这姓名也是来自母亲“卫媪”(姓卫的老妇)，同样无法代表他来自哪里、祖上是谁；不过自他之后，“卫氏”就形成了一个家族，其实卫青本来并不“姓卫”，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数典忘祖。
卫青最不可能说的就是“卫家历祖历宗在上”这类话
自汉朝开始，皇帝也有了将“国姓”作为奖品赐给有功之臣的先例，如娄敬也叫刘敬、项伯也叫刘伯，因而娄敬及项伯的后代都是姓刘的；不知刘邦是否想过他们在面对先祖祀牌时是什么心情呢？
皇帝赐姓、避讳改姓、避祸冒姓的封建集权时期皇帝赐姓最热闹的年代当属唐朝和明朝，因为这样的“奖励”看似不是奖品、对皇帝来说却是他能给你的莫大荣幸。人们看《隋唐演义》时都知道瓦岗寨有个徐懋功(徐茂公)，不过《唐书》中却没了这名字，原来那时候的徐懋功已成了“李勣”。
除了徐懋功，唐代还有大量人被赐李姓，除十多个番邦异族外、当中还包括来自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外国人。《旧唐书·西戎》载：“(开元)二十九年三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授游击将军，放还”，这里的“李承恩”就是个印度人，显然是被唐玄宗赐姓赐名的。唐太宗时期的使臣王玄策曾助中天竺平定叛乱，唐朝威望因此远播西域，能被赐唐朝的国姓、对当时的周边外国人来说也是莫大荣幸。
在中国史书中，印度人“姓李”也是正常的
古代皇帝“轮流当”、哪个姓氏中有人当了皇帝、或皇帝取了怎样的名字，都会产生了“避讳”。徐懋功被赐李姓后本叫“李世勣”，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又改叫“李勣”，这前前后后，不知就里的人哪会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呢？还有丘姓，因要避孔圣人(孔丘)的讳，就成了“邱”……古代因避讳改姓改名的人非常多，在封建集权时期，这样的不得已其实是让人乐不起来的。
明朝时候就有大臣立了大功，朝廷穷、拿不出像样的奖励怎么办？赐该大臣姓朱就是“最经济”的做法，崇祯帝就没少这么干。没有奖励还“丢了祖宗”，不知该大臣是该笑还是该哭好呢？
南北朝时的刘渊、西夏的李元昊，别看他们表面上是“汉姓”，其实他们先祖的姓是来自汉朝和唐朝皇帝的赐封；刘渊可是地道的匈奴后裔、李元昊也是地道的党项族人。如果有历史选择题问“李元昊、李承恩、李舜臣、李存孝”谁是汉人？正确答案应为“都不是”(分别为党项族、印度、朝鲜族、沙陀族)！
由于姓氏变迁，林子祥也一不小心就成了“皇室后人”
元初时为搜捕“赵宋余孽”，所有姓赵的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当中就有大量人被迫改姓、很多人一改就再也回不去了。宋亡后，留在广东新会的赵氏皇族人就多数改了姓林，直到明朝时才陆续恢复回赵姓，但也仅是一部分而已。
实际上，数百年来新会一带的林姓赵姓早已融为了一体、没了姓氏及族裔上的明确区分。当地有人翻着林氏族谱说：“其实林子祥(香港歌星、原籍新会古井镇)本也姓赵“，此说同样为这样的姓氏变迁增添了一层历史面纱。
清初时姓朱的人也为避祸“冒姓”其他，因为不管你是否真跟明朝皇室有关、但架不住“莫须有”的借口呀！
当代被符号化了的姓名与“传统姓氏体系危机”在宗亲纽带严实的过去，各姓氏间的通婚经常会受到一些不知出自何因的限制，如”杨潘、李朱、岳秦“间不通婚、客家人与土著人不通婚等。进入当代后，过去的各种枷锁都已打破了，你跟什么姓氏、什么国家族裔的人通婚都是你的自由。
多少宗祠已宗族意义不再、成了文物或其他场所？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过去的宗亲纽带也渐趋薄弱，不少人进城后就逐渐淡忘了祖居之地(当中或许也有“祖居不保”的因素)，许多地方的宗祠也成了一处旅游场所或被征用为其他用途。
城里的“新新人类”呢，他们在新婚后也不再为孩子跟谁姓吵到火红火绿，当中“最公平”的做法就是孩子姓名冠以了夫妻双方的姓(当然，姓朱和姓苟的话该不会这么做了吧)。这样的时代变迁其实更加剧了传统姓氏体系的解体，除了作为维系亲情的纽带，对城里人来说、姓什么其实已意义不大了！
在数字时代中，传统的“中国式姓名”甚至被符号化为一串数字、或某些“玛丽、雪莉”之类的外文名称，有人彼此交往了数年却不知对方真实姓名，这在当代确非罕有之事。我就有个朋友，他与妻子结识于网上、日常中也以网名互称，除结婚登记之外，二人间姓什么叫什么从来算不上什么严肃事情。
这时候，没有英文名的那位是否会觉得自己落伍了？
正因如此，传统的中国姓氏源流才应通过各种渠道重获人们的正视，因为这是每位中国人的根。
象我自己，祖先是谁都模糊不清了，但那些家系脉络尚清晰的人，就确实不应淡漠了这样的渊源，否则若干年后该如何对子孙说“我们来自哪里”呢？要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是每个人一生中的永恒主题，“姓氏”正是这体系中最最基础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