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官府发给徽州府祁门县江寿的户帖。（资料图片）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正在全国开展。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人口普查是摸清人口“家底”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完成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制度性安排，一次比一次要合理完善。其实，类似的“摸家底”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
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夏禹时期，据《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大禹治水时就进行了人口调查：“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自有国家诞生以来，一国之内到底有多少人口，就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九州之民到底有多少？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考证了一番，得出“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的数据。数字竟然精确到个位数，也着实令人惊叹。
在封建社会，征收赋税、土地分配、屯田招兵，都与国家人口息息相关，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口普查”对于富国强民的重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他不但在齐国大力推动人口统计工作，还十分注重调查人口的素质，比如身怀专技的人有多少，鳏寡病残有多少，都要一一记录在册。与他相仿的是秦国名相商鞅，他下令在秦国将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农民、读书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强国知十三数”。
如何防止“人口普查”时出现瞒报伪报？大约从东汉开始，户口调查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制度，称为“案比”，即案户比民。案比每年定期举行，规模大且严格，上至年迈老人、下到幼稚孩童，都要集中到一个地方当面登记。《后汉书·江革传》里记录了东汉初年孝子江革负母的故事：“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是说县里要案比了，江革之母虽年事已高，按照规定也必须去现场露个脸。江革担心牛马拉车太颠簸，让母亲不舒服，直接自己人力拉车，他也因此以孝闻名乡里。
调查不仅要当面进行，一些需要重点掌握的人物，除登记身份，甚至连身高、肤色都要详细记录。如在一片汉代的居延汉简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包括的信息有郡、县、里、姓名、年龄、身高、肤色。
明朝以前的“人口普查”，只存在于文献记录中，而自明朝起，就留有了文物实证。明朝安徽祁门人汪寄佛的“户帖”，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户口本”，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发起了一次对全国人口的“点闸对比”，每家每户于是有了全国统一编制的户口本——户帖。户帖由官府发放，各户填写，然后朝廷派人核实上报。其中除户主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外，还包括有“事产”、“户别”等项，譬如注明是“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也就是说，连一家之经济来源也必须交代清楚，登记的内容不可谓不详细。
到了二十世纪，有一首著名的爱国歌曲《长城谣》这样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彼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但“四万万同胞”的说法却异常响亮。这一数据如何得来？
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即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将各省的人口数按性别、年龄每5岁一组，从1岁至110岁编列，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统计方式。不过，虽然是全国人口调查，却只得到了江苏、浙江等19省和部分特别区的数据，安徽、广东等省没有完成，调查结果也拖了多年才陆续发表。在后来的《内政年鉴》中，此次调查的人口总数被修正为419640279人，即“四万万”。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一次启动人口调查，然而这次调查依旧“带不动”，原本规定1928年底就要截止，但到1930年7月底，也只有13个省和南京、上海等5个特别市上报了普查数。没办法，内政部只能对剩下地区数据进行“合理估算”，估出了全国人口474787386人。这是民国政府第一次“官宣”全国人口总数，也是“四万万同胞”一词使用的最重要依据。（孟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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