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是书中第四章，记述了荣格职业生涯开始时的生活和从医经历，章节中以这段时间的多个病例分析为主线的同时，也分享了对心理治疗的思考。
开始部分，荣格讲到，当时精神病院的工作者不关注病人的心理世界，主要工作是症状描述和数字统计，医生据此对病人进行诊断分类。在此阶段，荣格对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的神经病学家——弗洛伊德，产生了兴趣。
荣格与艾玛
第一个病例：犯谋杀罪的母亲
这是一个患有“忧郁症”的年轻妇女，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荣格尝试着对她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并分析她的梦。发现妇女的凄惨经历：她因为知道错过了一段姻缘，误让自己心爱的女儿饮用了脏水，感染伤寒死掉了。荣格认为她潜意识里背负了谋杀犯的罪名，因而患上抑郁症。这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精神分裂。经过一番思考后，荣格通过联想试验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虽然难以接受，但她两周后可以离开精神病院了，以后没再复发。
荣格总结此案例时，有关于心理治疗的经典论述：
在精神病学里，在许多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都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是无人知晓的。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治疗才算真正开始。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个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秘藏的故事，便等于掌握了治疗的关键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有同样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则总是从病人的整体而绝不是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深刻触及那整个人格的种种问题。
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做出的的反应方式，让荣格印象深刻。比如这位年轻的妇女，她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却陷入似乎表现得对罪恶感极有意识的状态。
1905年，荣格担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获得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职位。在1909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讲授心理学、催眠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蛮族人心理学，直到1973年。
右起：儿女安娜、三女儿玛利亚、大女儿阿卡莎、儿子佛朗兹
第二个病例：瘸腿的老妇人
这个患者是荣格讲述催眠术课堂上的一名患者，58岁，有强烈的精神信仰，课堂上一次莫名其妙的催眠，立刻治好了这位老妇人。第二个暑期，老妇人又来了，她这是是背疼，同样的催眠治疗（其实是她自动进入昏睡状态），治好了她的背疼。荣格这次把她挽留下来，经过了解才知道：老妇人有个寄予厚望的儿子，不幸的是，他很小就患有精神病，于是她便将荣格视作自己的儿子，并四处宣扬荣格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荣格向她详细地向她解释了整件事情，她理解并接受这一点，而她的病也就没再复发。
催眠治疗的不可知和不可控性，让荣格决定放弃这种治疗方法，转而研究梦境的解析和联想试验。联想试验研究让他有机会去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并获得“荣誉法学博士”头衔。
第三个病例：恋母情节的美国病人
这是一个被同行认为患有“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的美国患者。荣格认为他患有一般性的神经官能症，通过联想试验，发现他正经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的各种影响的折磨。母亲是大公司的拥有者，本人在公司任职，他难以忍受母亲的干涉和控制，却无法摆脱，只能通过喝酒来麻痹自己。治疗成功后，他回到美国，不久后，病情再度复发。荣格见到了患者母亲，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权利迷”，患者无论是权力还是体力上都不是母亲的对手。
荣格决定背着患者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患者无法正常工作，建议解雇他。离开母亲的患者重新恢复了正常，并做出了光辉的成就。这种不合规的“正确”做法虽然取得了效果，也让荣格良心上一直有一种犯罪感。
第四个病例：女谋杀犯
她拒绝说出自己的信息，只进行一次治疗。她出于嫉妒毒死自己的闺蜜，嫁给闺蜜的男友。从此厄运不断，新婚丈夫死了，孩子死得死，走地走，就连她骑的马都不喜欢她，养的宠物也莫名的瘫痪。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破产了，她是个杀人犯，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毁杀了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找到精神病医生分享自己的秘密，让她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
第五个病例：鞋匠的恋人
这是一位卧床不起的75岁的老妇人，她用双手和双臂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直到老人去世，荣格在其葬礼上看到她的哥哥，才知道老妇人年轻时与一位鞋匠相爱，但是后者没有娶她，从此她就“出事”了。她那古怪的动作，是鞋匠做鞋时拉出穿过皮革的线的动作。
这让荣格感到临床诊断对病人没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述的往事。精神病中具有含义的种种联系寻找是精神分裂起源的关键所在。
第六个病例：底层女人巴贝特
她来自苏黎世旧城一个贫困不堪的家庭，姐姐是妓女，父亲是酒鬼。她精神完全失常，胡言乱语，39岁去世，死于带有典型夸大特征的偏执狂式早发型痴呆症。
荣格通过观察发现，即使这样的病人，其背景处仍然存在着被看做是正常的一种人格。在精神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人格的一般性心理，是隐蔽地潜藏在精神病之内的。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完全像个白痴，但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活跃的，比乍看一下所具有的更多。
第七个病例：住在月亮上的女孩
女孩15岁的时候被哥哥诱J，后又被同学凌辱，17岁进入精神病院，有幻听，拒绝进食，并保持缄默。荣格经过多个星期的努力，她开口说话。说自己住在月亮上，月亮上有专门杀孩子和女人的吸血鬼，她计划杀死吸血鬼，然而被制服，带走。她认为这个世界是肮脏的，月亮却是美丽的。通过谈话，她明白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拼命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作斗争。荣格让她接受了，不能再回到月亮上的现实，她接受了，从此乐安天命。
后来，荣格知道这女孩有随身带枪的习惯，最后一次治疗后，她把枪交给荣格，当问及拿枪做什么时，她说：“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把您打倒！”
少年的经历让她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与世界安全疏远，与人的纽带断了，进入了遥远的外太空，并在那里遇到了带翅膀的魔鬼。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荣格身上，因此荣格受到了生命威胁。后来，她把故事讲给荣格听，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那魔鬼，并把自己依附到一个尘世人身上。这样，她就重归正常了。
网络图片不是本人
随后，荣格对精神病治疗进行了思考。
心理治疗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但很多医生千方百计地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因此，熟悉“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真理都有相对性，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调整医生的“语言”。
心理治疗本质上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要弄懂患者语言和行为的象征含义，才能治疗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光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心灵视野具有无限性，并不仅限于医生诊疗的有限范围。
心理治疗师不但要了解病人，还必须了解自己，只有他们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后，他才有可能引导病人，走出危机和困境。
第八个病例：咨询师的梦
荣格提到一个智力很高的女患者，由于种种原因，荣格对她产生怀疑。治疗开始很顺利，后来逐渐出现了僵局。荣格随后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站在楼下，仰望塔楼上的女子。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补偿性的梦，在与患者分享梦后，治疗产生了效果。
荣格分析到，治疗过程中，医生不能保持情感的独立和冷漠，需有情感的投入。所以，心理医生也需要忏悔师。
第九个病例：隐性精神病人
这个病例是一个医生，一切正常。在荣格的帮助下，他说了自己的一个梦：坐火车去旅行的路上，在某市的市中心迷路了，在市政厅看到很漂亮的房子，有精美的壁画和贵重的古董。在这所大建筑里，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空旷的房间正中，有一个约2岁的白痴男孩，坐在一个尿壶上，尿壶沾满了屎尿。
荣格判断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房中间的梦的意向是一个恶毒的象征，他的正常其实是这种情形的补偿。
第十个病例：心理治疗过程中的灵学现象
在治疗师和患者发生移情时，容易出现灵学现象。这个病例中，患者的妻子霸占自己的丈夫，不是出于爱，而是控制。这种做法让患者不堪重负，病情一直反复。后来，荣格在一次睡梦中被惊醒，仿佛某种东西敲了他的前额。第二天，得知病人已自杀，子弹穿过前额后，留在后脑勺，没有射出来。
荣格解释为“同时发生性的事情”，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一切事物皆有同情心”。
第十一个病例：犹太圣女
荣格事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意识到来访者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第二天，来了一个年轻富有的犹太女性，她多年来遭受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病的折磨。从病例和患者身上，没有任何线索，荣格想到了之前的梦。通过对其祖父的问询，荣格了解到，她爷爷是个圣徒，父亲成了犹太教的背叛者。荣格告诉她，“您爷爷是圣徒，您父亲背叛了那秘密并背叛了上帝。而您于是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对上帝的恐惧已钻进您的心里。”
借个发音
第二天，荣格又做了一个梦，梦中他跪下来，把雨伞递给患者。他把梦告诉了她，随后患者康复了
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浅薄的小姑娘,而是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学的观念,因此她天性中的这一最根本的特质便无法找到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识到的活动因而便被引向到卖弄风情、衣饰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并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在实质上,她却是个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唤醒她身上那种神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因为她属于那种精神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人。这样,她的生活便会呈现出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因此便会消失殆尽。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引导性力量”的出现。我把这个向她进行了解释,她的病便完全好了。
有的人由于对人生问题做出片面或者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他们寻求外表的成功和金钱，得到了所要的一切，仍然不幸福，并患上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范围内，其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精神病一般来说就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发展的观念对我们来说便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第十二个病例：患有精神病的神学家
今天的社会，仍有很多信徒过着“象征性的生活”，潜意识会自发地取代所缺乏东西的各种象征，当事人却难以理解潜意识的补偿性内容。
《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书中描述了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反复做一个梦，长满茂密树林的山谷中有一个湖，一直有种东西阻挡他靠近。当他走近时，湖水泛起阴暗的涟漪，然后就吓醒了。
这个水塘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提斯塔水塘，一个天使下凡接触了一下水面，这个水塘因此能治病，那阵风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到处吹的圣灵。这种体验吓坏了梦者，这暗示有一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者，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旦现实人却被吓得发抖。梦者难以接受“贝提斯塔水塘”的联想。这种联想可以是圣经或者布道时谈到的事情，而不可能是一种个人体验。
病人的抗拒性，特别是强烈的抗拒，是值得注意的，不能仅仅视为可以忽视的警告，可能是一种致命的因素。
每当触及最深处的体验时，触及到人格核心时，大多数人感到惊恐，并赶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也是如此，他更接近宗教，但更难以接受对内心体验的探索。这种体验具有内心的真实性，是心灵世界的真实，而这种患者往往对心灵表示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浅薄的藐视态度。
第十三个病例：喜欢打人耳光的贵妇
荣格认为，当代心理学治疗中要求医生“顺着”病人及其情感的做法并不总是对的，有的时候，需要必要的干预。
曾经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到我这里诊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仆人——甚至连其医生也扇的习惯。她患了强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疗养院里治疗。自然了，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她那义务性的一记耳光。不管怎样，在她看来，他不就是个高级跟班而已么。她不是已经付了工资了吗？这位医生把她送到了另外一所医院，而到了那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需要灵活而温和地加以处治，于是那位不走运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她是个高大威严而又仪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可真是够有力的！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然而，该我对她说点令她不愉快的事的时刻终于来了。她听了怒气冲天，一蹦一跳了起来，举起手威胁我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士优先嘛！不过等会儿我是还要还手打的！”，我当时是认真的。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气一下子泄光了。“以前可谁也不敢对我这样说啊！”她抗议地对我说到。从那一刻起，我的治疗便开始取得了成功。
在荣格看来，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一病例中，要是“顺着”病人，那可就完全错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还要坏。她之所以有强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于她无法给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约束力。这种人因而就得给其施加某种别的约束力——于是随之便能产生强制性的、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征象。
荣格对治疗的患者做过统计，据保守估计，三分之一的治愈了，三分之一的有好转，三分之一的根本没什么效果。最后这三分之一是最难估算的，因为好多年后，患者联系荣格说：“我到您那里诊治，结果过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理治疗要有效，需要建立密切的关系，医生关注病人的各种情绪和反应，在于不断地比较和相互理解中，在于辩证地正视两种相对立的心灵上的现实。如果相互之间没有接触和交融，治疗会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依然如故。
我们今天所谓的很多精神病人，在其他时代，本可以不是精神病人；他们的精神分裂源自神话的失落，人与神话、先祖的沟通断裂了；还有一部分人，无法找到一个从科学的角度看世界的道路，同时又不满足于聪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跟智慧无论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时代所造成的这些精神分裂的牺牲者只是一些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一旦弥合，他们那明显的症状就跟着消失了。医生如果从自身体验懂得各种原型的神圣性，遇到这种病人时，只会获得消极的后果。
这种失常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让理智来主宰一切，把医生和病人远远地与本源性作用——因而也与实际经验——隔开了；另外，它还把心理现实代之一个显然稳妥的、人为的但只是两维性的观念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条理清晰的各种观念完全掩盖了。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一些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观念性如此令人乐于接受的缘故——它答应保护你免受体验的侵犯。体验并不是居住在观念里，而是栖身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这样，这种无用的做法却一再重复，直到无穷。
荣提到，最难对付的病人之一就是那些知识界人士，对于他们可以有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干什么的情况，养成了“各自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情感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要是情感不够发达，知识界的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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