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纵观张艺谋电影，我们发现其主题结构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张艺谋电影中所传达的主题体现的总是有一种人性的抗争在其中，这种抗争的来源是对传统樊笼束缚的挣脱，随着张艺谋电影表现形式和故事内容的不断变化；
其中人物的抗争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结果，然而，从影片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在营造那种压抑的团锁世界、或者称之为“铁屋子”的同时，总是会塑造出一些个性鲜明、充满个性解放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来打破或者企图打破、尝试着改变这个闭锁的世界而追求一个理想的世界。
不可否认，张艺谋思想中承载了很多表现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感，很典型的就是用各种电影造型和表现手段去显现出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深的压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闭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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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年代久远且时空模糊的边缘地区，青砖灰瓦的深宅大院，古老的手艺和严格的家规，被欲望和人性压抑、被宗法和信仰束缚的男女主人公，这些影像都被幻化为一个寓言。
影视批评家尹鸿曾经这样描述，“这些作品大多提供了一个没有特定时间感的'铁屋子’的寓言。这一铁屋子的意象是由那些森严、稳定、坚硬的封闭的深宅大院，那些严酷、冷漠、专横的家长，那些循环、单调、曲折的生命轨迹所意指和像喻的。”"实际上，这一“铁屋子”意象在深层意义上也是古旧中国的象征、民族劣根性的
九儿是张艺谋最初设计的女性人格，这一形象无疑是张艺谋对女性期待视野的一个理想化身，也是他为自己电影中的抗争力量所定下的一个理想的标准，她率性而为、真诚坦荡、轰轰烈烈的人生态度正是张艺谋内心所要表达的“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野性光芒是对这个古老民族沉闷而压抑的传统人性的一种反叛，同时也是对民族活力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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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菊豆》中，这种审视、反思与批判还在继续。菊豆作为一个健康女性终于无法忍受杨金山的暴虐而投入在互爱基础上的杨天青的怀抱。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在以反思传统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同时转向对女性自身奴性人格的批判。
她们的生存和命运都不约而同的涉及到与某种意志的较量:《红高粱》的争婚姻的自由，《菊豆》的争一个名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争老爷的宠爱，《秋菊打官司》中争一个说法，《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争一份自己的爱情，《一个都不能少》中争高老师嘱咐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中争教书生的爱情，《英雄》中争与皇权抗争的天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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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电影角色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执着的抗争，试图能够现实的改善自身的处境。
张艺谋曾针对《红高粱》说:“实际上是我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把它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想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生命态度是很需要的。老百姓过日子，每日里长长短短，恐怕还是要争这口气。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要说这片子的现实意义，恐怕这是一层。”他的这种对生命礼赞、对理想追求的思想情感显现在他《红高粱》以后的其他电影中，形成了其
其实，贯穿张艺谋整个电影生涯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只有人的解放，才有思想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解放。这个理念正好符合了张艺谋最基本的电影美学观念:电影，或者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用来展现人的，只有充分展现了人性的一个侧面，这个艺术作品才能成功。
但是，通过历史来反映导演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判断，本身就带有某种深刻地价值判断。然而，张艺谋通过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思考仅仅止干揭露和批判。
这种简单的批判不能真正起到某种建构作用。因为，所有的批判都必须有所建构才能真实地表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实质。深入地批判和建构的缺席，正是张艺谋电影的最大的特点。
总体上来说，张艺谋的美学有三个特别突出的点，分别是：
电影元素上对于色彩的应用、角色上对于女性角色的独特塑造，以及主题上对于压迫与束缚的批评与深思。
近些年张艺谋导演因为作品深陷大众的舆论旋涡当中，不过还是希望张艺谋导演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美学思想，带着拍电影的最初梦想出发，去拍出更多属于“自己”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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