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5年3月
暴徒采取了行动。希帕提娅像往常一样从市区乘马车回家，突然被一群兄弟会亡命徒抓起来。他们把她从马车里拉出来拖到名为西赛隆的教堂，那是纪念这个皇帝的教堂。他们剥光她的衣服，用尖利的砖瓦片把她杀死，并将四肢拆解，然后把尸体带到一个名叫辛那隆的地方放火焚烧。
---基督教史学家所奎德（Socrates Scholasticus in Dzielska 1995: 17–18）
他们来了。暴徒与哲学家。一帮暴徒在攻击哲学家。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暴徒和不久就已经消失了的哲学家。希帕提娅（c. 350–415）是亚历山大城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她在那里讲授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流传至今的少数描述希帕提娅被害的场景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最后时刻震耳欲聋的沉默。她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出任何手势。她什么也没有做。似乎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试图反抗那些袭击者。她简直就是被动性的化身。请看她：被虐待、被骚扰、被剥光衣服---已经过了盛年的妇女赤身裸体地被一群年轻男人紧紧地包围起来，他们都在狂笑，被荷尔蒙刺激得兴奋异常，都陶醉在上帝的事业中而欣喜若狂。他们可以在她身上做任何事，手愿意摸哪里就摸哪里；她已经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他们很可能并没有强暴她，虽然这其实很方便：他们仍然说服自己相信其行为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节制让整个活动越发充满性欲的刺激。
最后，这个圈子散开了，希帕提娅被牢牢地放置于毁灭的小道上。在这些年轻的基督教狂热分子中肯定有些厨师，因为他们在希帕提娅的最后结局上留下职业的痕迹。杀戮显得非常专业，一切都做得完满无缺……她被恰当地处理掉。所有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个步骤都是按一定顺序做的，就好像在干掉惹人讨厌的哲学家要遵循标准的程序一样。
因为被判处死刑或者即将被暴徒杀害，其他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托马斯·莫尔、乔尔丹诺·布鲁诺、让·帕托什卡等都不知不觉地陷入独特的处境中：他们本来是演讲和辩论的高手，如今却再也不能张口说话。他们本来喜欢推理论证，现在却被武力强迫闭嘴沉默---如果他们尝试论证，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他们接下来能够做什么呢？只有身体了。如果不想彻底闭嘴的话，他们就必须使用濒临死亡的身体做复杂的哲学论证和高超的修饰技巧所不能做的文章。
哲学家死亡的场面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脆弱的东西，当时间“陷入混乱”，最脆弱的部件最先解体。希帕提娅在亚历山大城就像破布娃娃被拖走，随后被扔到火堆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哲学本身的象征。不管哲学家说什么，也许他们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也许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挺拔笔直神气活现，但哲学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动荡不定、软弱无力、最终可能被抛弃。在事物的宏大范式中，像哲学家那样说话和做哲学探索真的不能产生什么作用。或者几乎就是虚空。
但是，这个“几乎”不仅仅是足够。对有些哲学家来说，哲学不仅值得他们为之活着而且值得为之死掉。哲学绝非虚空。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是我们说的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的人。许多意大利人都这样，但布鲁诺的案例更严重：他是那不勒斯人。他喜欢冷嘲热讽、尖刻地挖苦、不留情面地批评、辛辣地讽刺、拐弯抹角地骂人、使用淫秽的语言等，所有这些都是布鲁诺讲话的天性。现代学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 Rowland）谈到“布鲁诺的那不勒斯骂人话总汇”，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学术话题。如果存在哲学写作的分级评价体系，布鲁诺的很多著作可能被评为R级；如《蜡烛制作者》（Il Candelaio）的某些片段可能让见过世面的贵夫们都脸红心跳。什么都逃不过他那犀利的嘴巴；他称某些老师是书呆子蠢驴（asini pedanti ），这个哲学家总是将骂人（asinità）作为形而上学概念。布鲁诺几乎将痛骂变成了哲学方法。
现在，让我们设想布鲁诺在1600年2月初的一天早上的场景。那是在前往火刑柱的路上，罗马的花市广场为他准备了这些。就像当时通行的做法，他被放在驴子背上驮着送到那里。布鲁诺的最后时刻并没有保留下很多细节性描述，但有一则信息还是保留了下来：他的舌头必须被绑起来。《罗马编年史》（Avviso di Roma, February 19, 1600）简洁的记录是：“周五，他们活活烧死了诺拉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和顽固不化的异教徒；他的舌头被固定起来，因为担心他可能说出可怕之事，或不愿意听牧师或其他人的话”。
布鲁诺临终前的口头表演的威力势不可挡，令人无法忍受，连负责处决的法官都已经等不及火焰燃起就要先要把他的嘴封上。让我们想象一下布鲁诺的情况：他是意大利语的最优秀大师之一，是能熟练使用这种语言进行哲学辩论的高手，可就在他自信满满地用行家的手腕赢得那不勒斯语的骂人比赛时，却被置于用任何方式使用语言都已经不可能的境地。
你可能感到纳闷：布鲁诺到底说了什么竟然惹得2月初的早晨碰巧在花市广场的那些士兵、修道士和过路者都感到遭受冒犯了呢？我们现在拥有的描述只是提到“应该受到谴责的话”（bruttissime parole），它可能指任何东西，也许是日常生活中的粗俗话语也许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亵渎神灵的不敬言论。但是，他说的话未必如此重要。毕竟，那些人之前都听到过更加恶毒的话，在15世纪后半叶并非温文尔雅的典范。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神秘的大事记描述的背后可能读出一些别的东西：此时此刻的庄重性、死亡即将来临、他的精神还没有被打垮的共识，所有这些都可能让布鲁诺的演讲具有神秘莫测的威力。他的演讲术突然变得异常灵验：他的话语如雷贯耳，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撼，而且这种震撼还引起回响：语言引发暴力冲突。布鲁诺的舌头之所以被绑住就是因为像有人的手被戴上手铐一样：任其自由活动将危险重重。演说家布鲁诺已经决非闹着玩儿的儿戏，可以一笑置之。
正如目击证人卡斯帕·索帕（Gaspar Schoppe）报告的那样，布鲁诺广为人知的临终行为是在他登上火刑架的时候，有人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塑像举到他面前（做临终祈祷），布鲁诺却充满鄙夷地转过脸去。他被捆起来，舌头被绑住（或许是被皮缰绳绑的，也可能是用的长铁钉。）他只能做出索帕所说的“激烈表现”，再无其他行为的可能，但在大庭广众下的这种表现肯定可以被解读为对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的蔑视，同时也是对行刑者所代表的教会的蔑视。
---英格丽德·罗兰
乔尔丹诺·布鲁诺被禁止说话的形象值得我们思考一番。布鲁诺被迫闭嘴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难以言说的残忍。让我们更认真地看一看：此人是在走向火刑架的路上。他已经被囚禁了8年时间，从威尼斯转移到罗马，审讯一再延长，很可能还遭到虐待。可以说宗教裁判所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修理他，这些人非常清楚如何对付他。他们或许还没有摧毁布鲁诺的精神，但这个哲学家已经遭到严重摧残：他的身体已经垮掉，极度地虚弱。他被捆起来绑在驴背上，连手也被绑着。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舌头也需要绑起来。
我们很少看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对话语威力的赞美了。世人在反对哲学家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比拳头直接打进他的嘴里更好的办法了。在我读到这一段时，布鲁诺鄙夷地转过脸去的“激烈表现”并非软弱无力的表现，也非失败的表现。相反，就在离火刑架几英尺远的地方，就在被处决前的几分钟，布鲁诺肯定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让这些家伙遭遇了多么讨厌的反击。这是多么直言不讳地承认失败啊。
托马斯·莫尔爵士，你要被装在囚笼里押赴刑场，在伦敦市游街，然后再押送到泰本刑场实行绞刑。绞刑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之时，不等气绝就对你凌迟，豁开你的肚子，把肠子扒出来当着你的面烧掉，将阴茎割下，头砍下来，躯干切成四部分，并把头和躯体放在国王指定的位置。
----托马斯·莫尔的死刑
布鲁诺被迫闭嘴的形象超越了具体背景，成为在他之前和之后讨论哲学家殉道话题时绕不过去的偶像角色。没有什么比被绑住舌头的思想家的形象能更好地传达这样的观念了，即哲学虽然在本质上极其脆弱，但在有时候却成为对众人的威胁。这个形象也模糊地暗示，哲学家的终极战场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有胜利的话，这个胜利将出现在哲学之外---即身体上。
这里当然有反讽的味道。在西方哲学中，身体在很多时候遭到蔑视，它被视为比思想、精神和灵魂低一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身体被贬低为思想的“他者”，是“肉体”的所在，是无法控制的本能和激情。哲学对身体的敌意或许就开始于苏格拉底本人。在他看来，身体是某种需要“掌握”的东西，必须由理性牢牢地掌控。直到今天，哲学家在看待苏格拉底之死时，都将他的殉道视为哲学家娴熟掌控身体的完美例子；正如故事所说，他死得如此安祥，因为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即使一帮受到苏格拉底启发的哲学家（比如犬儒主义哲学家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和伊壁鸠鲁）试图将身体当作好朋友，但接下来若干世纪的支配性范式依然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学生柏拉图确立起来的，即身体只是灵魂的惹人讨厌的、临时的避难所而已。从字面上说，肉体就是灵魂的“坟墓”，一个必须尽快逃脱的地方。柏拉图的许多追随者中的最重要人物普罗提诺（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Plotinus）后来可能对必须活在身体里感到“羞耻”。根源于柏拉图主义，早期教会牧师并没有改变身体的哲学地位，此后的中世纪哲学家也没有改变很多。比如，在影响力很大的神学家、教会改革家、克勒福（光明谷）修道院的圣贝尔纳（Bernard de Clairvaux）看来，身体“不过是臭烘烘的精液，一袋排泄物和虫子的食物而已”。甚至在16世纪时，蒙田还在引用塞涅卡的话说，“蔑视肉体肯定是一种自由”。
在某些现代哲学家看来，思想掌管身体的方式就像驾驶员掌控船舶（笛卡尔），对其他人（比如经验主义者）身体是一种工具---毫无疑问，非常复杂精巧的工具，但仍然是工具---心智通过身体收集到有关世界的信息。只是到了20世纪，情况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现象学家（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把身体（肉体）置于其哲学探索的中心。同样，最近有关“化身”、“情景性/具身化”（situatedness）和“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等思考往往赋予身体在哲学中的新的尊严和地位。但是，这还不足以成功取代“柏拉图范式”，该范式在有关身体的思考中占据支配地位达多个世纪之久。
所以，他们来了，这些即将死掉的殉道者哲学家：不说一句话，没有一丝力气，完全被剥夺了拥有或者曾经的一切，现在只剩下濒临死亡的身体作为表达手段。更糟糕的是，这些是被自己视为敌人的身体，他们一直瞧不起身体，一直认为身体不值得哲学关注。如今，这些讨厌身体的人却沦落到依靠身体大发慈悲的地步。
身体是最令人好奇的结合之所：最熟悉的和最陌生的东西的结合。一方面，我的身体代表了我最亲密的东西---事实上，我就是我的身体，正是我的身体决定了我是谁。我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于身体中。我的面孔、我的声音、我的呼吸、我的步态，所有这些都构成我在世界上的独特签名，如果没有身体，一切都将无所依存。我的身体是自我的看得见的形状，是我的在场。另一方面，若更加仔细地考察，我会禁不住注意到身体深刻的异质性：它的动物性，它的纯生物本性，有时候我根本无法改变或控制。世界通过我的身体闯入我的生活，带着浓厚的物质性和一丝不苟的法则；除了跟随这个世界的流动之外，我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我成了自己身体的奴隶，永远戴着枷锁。
有数不清的例子表明这一点，当身体表现出他者的特性---如当人生病或到了年老体弱之时。比如当我忍受不了疼痛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身体成为某种受不了的东西。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某些原始的、野蛮的、非人性的东西都会栖息在身体之内：它时刻提醒我，身体并不是我自身。
因此，对殉道者哲学家来说，他们的处境中最极端的困难是，在他们接近极限场景时了解到这个过程是多么超出自己的掌控之外。他们如何掌握在身体层次上根本无法征服的东西呢？他们飞入一个无边无际的决定性和理想主义组成的场景中，但是他们的行为就像眼睛被蒙住的飞行员。
力量从哪里来？软弱性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谁也不能划出清晰的界限，区分抗拒身体疼痛的“道德”力量和“身体”抗拒。
---让·阿梅利（Jean Améry）
从历史上说，勇气、勇敢和英雄主义的定义一直与我们承受痛苦（实际的或潜在的，身体的或心理的）的能力有关。如果有人即使在可能承受某种痛苦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就说她有勇气。如果在承受痛苦的时候，她仍然不屈服，我们就说她的勇气变成了勇敢。最后，当她公开表现出对痛苦的蔑视时，英雄主义就出现了。这个英雄是直面痛苦却似乎并不在意痛苦的人；她承受的痛苦越多，她就越是个大英雄。
一般来说，这就是殉道者哲学家献身的荒野。他们的同行不再是学者、作家和思想家，而是为信仰（殉道者的狭隘含义）而死的人、或为国牺牲的人、或自焚者、或像甘地一样愿意“绝食至死”者、绝食者、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和人肉炸弹等。就像其他死亡艺术家一样，殉道者哲学家使用自己濒临死亡的身体产生或传播一种比语言更强烈得多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并没有写在任何地方，实际上也无法写出来，它是在没有经过多少思考的情况下从内心产生出来的。面对令人恐怖的自我牺牲场景，我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人通过这种行为切断了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联系，将自己置于可以被同化为“神”的空间内（“神圣”（sacer）最初的含义就是切断、分开）。在他们的惊人之举面前，我们普通人既感到惊恐和厌恶又感到痴迷和羡慕，而这些恰恰是宗教体验的标志。在人生的临界点，这些死亡艺术家将自己置于“神圣的”存在状态，他们已经与芸芸众生分开。
这样的故事不应该有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奇怪的是，它的结局的确很美满。因为你最后得到的不是尸体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神话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希帕提娅、托马斯·莫尔、布鲁诺、让·帕托什卡如今都比他们在世时更加充满活力。多亏了他们非同寻常的死亡方式，多亏了他们经受的“神圣化”过程以及我们对神话英雄难以遏制的渴望，这些哲学家逐渐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他们塑造了我们的道德，指导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他们的书面著作---即使有的话---若与遭到毁灭的肉体作品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作者简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编辑，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著有《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Bloomsbury, 2005)。
摘自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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