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似海：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今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人。明代蜀中才女，南京工部尚书黄珂之女，著名文学家杨慎之妻，又称黄安人，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黄峨擅诗词，散曲尤有名，著有《陶情乐府》、《杨夫人乐府》等名曲，与杨慎的夫妻合编相混词语，也闻名遐迩，流传有《杨升庵夫妇散曲》、《杨状元妻诗集》等。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黄峨诞生在遂宁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黄珂，字鸣玉，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进士，初授农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由于他吏治精勤，升迁为御史，在京供职，母亲聂氏，为黄梅（今属湖北省）县尉聂新的女儿，知书识礼，严于家教，聂氏既是黄峨的慈母，又是黄峨的启蒙老师。黄峨自幼聪明伶俐，在母亲的教导下，谨守闺训，好学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而对于做诗文、填词曲也有高深的造诣。她在《闺中即事》一诗中曰：“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由此可见，黄峨这位天真烂漫的少女，不堪闺中寂寞，向往春日美景；观察生活细致，写作技巧高明。因此，长辈们十分器重她，常把她比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黄珂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因延绥为明代九个边镇之一，战事频繁，故家眷仍留在京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春，鞑靼首领亦不刺侵入河套地区，黄珂带兵一举击溃入侵者后，派人回京报捷。这时，恰逢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杨升庵考中状元，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官翰林院修撰。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早结为道义之交，两家关系甚为密切，杨升庵谢过皇恩，拜了主考后，本应拜见黄珂这样的长辈。因黄珂不在家，故仅派人给黄府送去一张拜贴。这时的黄峨已有十二岁，她听说杨世史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心里非常倾慕，从而激励着她更加勤奋地读书。
这年秋天，黄珂奉调回京，任户都右侍郎，接着升迁为刑部左侍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再升迁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又拜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的连连升迁，却解脱不了一桩心事：女儿黄峨已到及笄之年，品貌端庄，才艺超群，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尚书疼爱女儿，常为黄峨的终身大事没有订下而忧虑。后来，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便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冬去春来，在遂宁老家的闺阁之中，黄峨忆及京城旧事，遂调动琴弦，弹唱了新作的《玉堂客》散曲，抒发了她对昔日亲朋好友的眷迹之情：“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梦断魂劳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后来，杨升庵读到这道散曲，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明武宗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未被采纳，遂以养病为名，回到新都，读书自娱。不久，杨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次年，杨升庵得知聪明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深厚，门当户对，一说即成。于是，杨升庵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峨。当彩轿到了新都，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风姿。
黄峨和杨升庵住在状元府西端的榴阁，这里濒临桂湖，环境清幽，经庭院中栽种石榴树而得名。他们欢度新婚之际，正值红榴怒放之期。喜看枝头，绯花掩映，朵朵如霞，这怎不激起黄峨的诗情！她展笺命笔，写出了情意缠绵的《庭榴》诗：“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在古代，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婚后子女繁衍。黄峨托物抒怀，自比榴树，以含蓄的语言，巧妙的譬喻，向杨升庵倾注了火热的纯真的爱情。
黄峨是一位教养深厚、卓识远大的妇女。她珍惜光阴，注重学问，常和杨升庵一起吟诗论文，弹琴作画，切磋砥砺，孜孜不倦。她关心国事，考究民瘼，竭力鼓励杨升庵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年秋天，当他们观赏了桂湖馨芬娇艳的桂花之后，黄峨便陪同杨升庵，告别故乡，到京复职。
黄峨在京城的官邸里，成为杨升庵的有力内助，夫妻生活倒也惬意。第二年暮春，明武宗驾崩，因为他没有儿子，便由在安陆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县）的堂弟朱厚聪继皇帝位，即后来的明世宗。明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争议相持不下。明世宗为了提高皇权，扶持自己的势力，便将这次“议大礼事件”作为打击内阁派的机会。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二月，内阁首辅杨廷和被迫辞职还乡；七月，明世宗更肆无忌禅地迫害议礼诸臣。他派出锦衣卫，将聚众请愿、竭力抗争、勇斗邪恶的杨升庵等一百九十人囚入监狱。杨升庵两次受到廷杖，死而复生，最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杨升庵身披红色的囚衣，项系沉重的枷锁，带着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与杨升庵乘船沿着北运河向南行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杨升庵的杖伤逐渐好转。可是，杨升庵被害充军，朝廷中的奸佞们还不善罢甘休。“荒村聚豺虎，夹岸鸣蛟鼍“。他们又派遣刺客，伺机暗害杨升庵。黄峨早有提防，加意保护，刺客们从京城跟到千里以外的山东临清，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离去。“畏途险已出，胜地心犹惊“。船行一月，杨升庵与黄峨来到灯红酒绿的秦淮河与美丽繁华的扬州府。他们心有余悸，无意赏玩，径直驶南京而去。南京，这座明太祖开国时的都城，杨升庵有许多友人宦游于此。他们得知杨升庵惨遭迫害，倍加同情，特备下美酒佳肴，聚会雨花台上，举觞畅饮，一抒情怀。然后，黄峨偕杨升庵溯长江西上，顶风破浪，路过李太白捉月的采石矶、白居易落泪的浔阳江、苏轼谪居的黄州、屈子行吟的洞庭湖等处。当黄峨提起这些忧国忧民、才华满腹、壮志未酬的古代文化名人时，更激励着杨升庵的逆境中奋进的决心。隆冬时节，船已行至江陵（今湖北荆州），杨升庵将从这里起岸，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此后，山川险恶，道路崎岖，杨升庵不忍累及爱妻，坚持要黄峨顺长江回蜀。“江陵初解帆，仓皇理征衫，家人从此别，客泪不可缄”。杨升庵与黄峨即将离别，他们冒着朔风飞雪，立于江陵古渡，难分难舍，悲泪纵横。杨升庵触景生情，作了《临江仙.江陵别内》：“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岛，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读罢此词，悲痛欲绝，纵有万语千言，也不知从何说，从何写了，她在回蜀途中，心潮起伏，难以安定。忽然，她情思奔放，一口气写下了《罗江怨·阁情》四首，其一云：“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鸢被冷雕鞍热。”黄峨这首用血和泪写成的散曲，追忆了她与杨升庵在江陵惜别的景况和心情，读起来感人至深。
黄峨回到新都，静居榴阁。她强压悲愤，茹苦含辛，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杨升庵操持家务，排难分忧。中秋节到了，黄峨孑然一身，来到桂湖，见杨升庵沿湖种植的桂树正绽蕊飘香，她触景生情，想起了往事： 就在杨升庵到京复职的那年中秋之夜，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他们偎依湖边，一对倩影倒映水中，和桂影一起晃动着。她油然吟诵出友人泸雍所作的《桂湖夜月》：“月白湖光净，波寒桂影繁，人间与天上，两树本同根”。她借此诗表达了与杨升庵相依相存，天上人间，永不离分的的愿望。就在那时，杨升庵摘一枝金桂花，插上黄峨乌黑的发髻，随即口占道：“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黄峨高兴地将此诗记下，题为《桂林一枝》……现在，景物依旧，升庵去远，黄峨怎不思念啊！
秋更深了。桂湖风雨连绵、桂花摇落，黄峨登上城垣，遥望南天，顿添惆怅。她回到榴阁，以深沉的思念之情，写下了长为艺林传诵的《黄莺儿》散曲：“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后来，杨升庵读到这首情深意远、字字佳绝的散曲，倍加赞赏，他不甘落后于夫人，乃用心计，另外和作了三首《黄莺儿》。结果，每首的意境和字句都赶不上黄峨所作的，真真愧煞了这位状元郎。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被迫辞职还乡的杨廷和，担忧国事，思念儿子，忧思成疾，病势沉重。杨升庵闻讯，回蜀探望，当父亲痊愈后，黄峨便随同杨升庵，跋涉千山万水，去到云南连陲，成为杨升庵讲学、著书的好帮手。他们生活虽然淡泊，但夫妻同甘共苦，互相体贴，并常以词曲唱和，交流心声。
黄峨唱道：“休教莺语学蛮声，万里长途辛苦行。迢迢远别情，盈盈太瘦生。”杨升庵和道：“休教眉黛扫蛮烟，同上高楼望远天。天涯新同悬，故乡何处边。”
过了三年，杨廷和病故，黄峨回蜀挑起了家庭重担。暑往寒来，花前月下，她怎不思念千里外的亲人？飞雁不到，锦书难寄，杨升庵何年才能被赦归来啊！黄峨声泪俱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寄外》诗：“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远在滇海之涯的杨升庵，“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何尝不思念黄峨这位贤淑而有才情的妻子呢！他接连写了《画眉关忆内》、《青蛉行·寄内》、《离思行》等诗篇，发出了“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阁中锦字书”、“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的哀叹。在明世宗的严密控制下，杨升庵被赦还的机会十分渺茫。黄峨由盼望而失望，最后，只有自我安慰了。她在《寄升庵》一诗中写道：“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诗中说，黄峨强压自己长期思念亲人的感情，后来连书信也懒寄了，应当是杨升庵永远回不来了。
杨升庵在云南流放期间，著书讲学，传播文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爱戴，但为统治者所不容。根据明朝的律例，罪犯年满七十即可归休，不再服役。可是，当白发苍苍的杨升庵老人七十岁归蜀不久，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杨升庵悲愤到极点，不到半年，即含恨死在一座古庙中。 噩耗传来，黄峨悲伤万状，泣不成声。她不惜以花甲之年，赢弱之身，徒步赴云南奔丧。走到泸州，遇上杨升庵的灵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刘令娴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词语凄怆哀惋，闻者无不垂泪。灵柩运抵新都，家庭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杨升庵。黄峨料到，凶残的明世宗连死了的杨升庵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便力排众议，强忍悲恸，以简单的丧仪装敛了杨升庵的遗体。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见死去的杨升庵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一副服罪的样子，也就不好再刁难了。众人从心里佩服和赞赏黄峨有先见之明。这时，黄峨忆及夫妻一往情深及杨升庵生前死后的不幸遭遇，悲泣不止。次年冬天，黄峨将杨升庵附葬在新都西郊其祖父杨春墓的左边。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5年）十二月，明世宗晏驾，由裕王朱载垕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他颁发世宗遗诏，宽赦“议大礼”获罪诸臣：活着的召用，死的抚恤，被关押的开释复职。杨升庵已死七年，被恢复原官，并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黄峨病故。她和杨升庵一样，活了七十一岁，并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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