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文学著作《儒林外史》第八回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确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便不胫而走。
这里的“淸知府”，并不是指“清朝”的知府，而是指“清廉”的知府。一名清廉的知府，就能在3年内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1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那么一名贪得无厌官员所能获得的巨大财富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朝代。这里有一个清朝的故事。
据《清俾类钞》记载：清朝时期，一个浙江山阴县老百姓蒋渊如，与好朋友唐文卿等4 人凑了一笔钱，买了一个知县。当了官后，他们这5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以二十余万”。3年后，他们由于搜刮得过于凶残，吃相太难看，全部被革除职务。
算一下，他们5个人在短短3年内搜刮了60多万两银子，满载而归。
我们今天且来说说，清朝官员有哪些合法门道聚敛财富？
首先是养廉银。
雍正初年，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两项制度，将所有税收都归朝廷管理。为了弥补火耗归公后对地方官员的收入影响，朝廷出台了养廉银制度，让地方官员有一笔俸禄之外的合法收入，即养廉银。
别小看了养廉银。养廉银的数目往往是俸禄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曾国藩任职两江总督，年俸只有180两银子，养廉银则达到了1.6万两银子。李鸿章任职被曾国藩保举为江苏巡抚，年俸只有155两银子，养廉银则达到了1.3万两银子。
其次是各种孝敬。
一般来说，养廉银只有地方官员才能拿，京官没有这项收入。为了平衡京官的心理，地方官员往往想方设法给京官们送钱。
这送钱也不能无缘无故，得有一个名目。如果是在夏天送，就叫“冰敬”；冬天送钱，就叫“炭敬”；过年时送钱，就叫“年敬”；其余节庆时送钱，就叫“节敬”；封疆大吏进京述职或离京赴任，就叫“别敬”。
你看，还是清朝官员有文化，连送钱都送得如此诗情画意。
1868年8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他在进京觐见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时，随身携带了一张面额为2万两银子的银票。曾国藩之所以要随身携带这么多银子，就是要给京城的官员们送钱，即“别敬”。
除了地方官员给京官送各种孝敬，下级也得给上司各种孝敬。这种孝敬从上司走马上任就开始了。
清朝末期，曾经做过两任南海知县的官员杜凤治在日记中介绍，广州知府到任，下属们照例要各交一份“到任规”，给上司一份见面礼。到广州知府和知府夫人过生日，下属得交“生日规”。其余每到过节，下属的各种送礼也会按时送到。
第三是当“中间商”赚取差价。
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别出心裁地向乾隆皇帝进献了一款黄金打造的手炉。黄金从哪里来，得摊派给下属州县，让他们负责采购黄金。州县官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清朝时期，基层官员最喜欢这样的摊派任务了。俗话说“雁过拔毛”，这种人物等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钱也赚到了，上司也讨好了，一举双得，何乐而不为？
1839年，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到山西视察工作。按照惯例，由太原府出面接待，接待费用则从山西藩司借款2万两银子。送走钦差大臣后，山西藩司张澧中再将这2万两银子往山西各县摊派。摊派的数目却不是2万，变成了3—5万。原因很简单，这是给各级官吏留下盘剥的空间。否则的话，接待花费2万，摊派也只有2万，各级官吏喝西北风？
不搞摊派的官员，还会受到同僚的排挤。
康熙时期，长沙知府陈鹏年清廉正直，很体恤百姓。康熙皇帝外出视察工作时，湖广总督阿山主张向老百姓增加摊派，送给康熙皇帝。陈鹏年坚决反对，得罪了阿山。后来，阿山抓住陈鹏年一个把柄，弹劾上去。陈鹏年差点因此惹来杀身之祸。
第四是各种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
清朝末期，广州西关赌场林立，热闹非凡。南海知县杜凤治经常派人前去抓赌。但没过多久，赌场就会死灰复燃，更加兴旺。为什么这次赌场禁止不了呢？
原因很简单：广州知府安排心腹做了赌场的保护神，从赌场收入中收取一笔不菲的“赌规”。据杜凤治估算，光绪二年西关赌场最兴旺的时候，知府每年能分到“赌规”1万多两银子。
【参考资料：《清俾类钞》《儒林外史》《清史稿》《清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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